提高不同阶层的居民收入将成为能否维系我国经济长期有效增长的关键与核心。
　　在中国改革开放25年的历程当中，经济发展始终是各级政府工作中的第一要务。虽然在不同时期经济发展所遇到的问题不尽相同，但其改革的重点却始终围绕着如何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合理性而展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认为，在2004年及今后若干年的时间里，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提高不同阶层的居民收入将成为能否维系我国经济长期有效增长的关键与核心。
　　汪同三解释道，研究宏观经济有两个角度，一个是总量的角度，即GDP增长速度，一个是结构的角度。同日本和美国相比，中国经济的总量增长情况既高且稳，十分良好。但其结构却十分不合理。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经济发展预测研究的学者，汪同三说他现在最关心的是与收入分配政策相联系的经济结构问题。
　　汪同三认为，中国目前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积累和消费的结构不合理；二、三产业的结构不合理及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我们现在的投资率太高，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共出现过三次经济过热，每一次经济过热都是由于投资过高增长造成的。如果现在这种投资趋势进一步上升的话，可能会再一次引发经济过热。”
　汪同三说，在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之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百分之三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了大部分。而现在由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导向主要是投资，所以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超过了一半，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则不足一半。“这种逆转是一个不好的趋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提高消费率。”
　　同样，汪同三说，我国的二、三产业结构问题也十分突出。80年代我国的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高于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进入90年代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即第二产业比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要高许多。2003年，因为“非典”的影响，二、三产业的结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因为“非典”打击的就是第三产业，而“非典”过后，各级政府想方设法把各种损失补回来，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投资发展制造业。
　　除此这外，汪同三说，经济结构的不合理还表现在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上。我国现在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5，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
　　汪同三认为，上述三种结构问题都和收入分配政策相关。我国目前收入分配政策上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总是低于经济增长速度。90年代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9.3%，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是7.5%，两者相差不到两个百分点。进入9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速度是10.1%，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只有5.2%，两者相差近5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的状况在进一步恶化。
　　“这是我们在2004年以及今后若干年中必须要注意的问题。否则内需不足的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关键因素是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必须注意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居民的总体收入，二是居民收入内部的不公平的差距在扩大，特别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扩大。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达到了8%以上，而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只达到4%。
　　汪同三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现在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长速度是否过快，而在于经济的结构要趋于合理，只有这样才能维系长期有效的经济增长。从这个角度看，十六大提出的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个非常好的提法。
　　“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不是为了单纯地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如果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来说很高，但是经济结构越来越恶化，那怎么能提高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所以，2004年及今后的若干年里，我们要认真落实建设小康社会这样一个战略目标，而落实这个战略目标的关键在目前来说就是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各个不同阶层居民的收入。”

　　政治学家：王长江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齐头并进、对旧体制形成合围之势的过程。
　　相较于快速推进、成果丰硕的经济体制改革而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是一个欲罢不能、欲说还休的敏感话题。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种普遍的看法是，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政治改革领域则推进迟缓。
　　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甚至平民百姓有了这样一种共识：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那么经济领域的改革也难以为继。
　　中央党校政党比较研究中心主任王长江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事实上，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非如外界所言毫无建树，只是它采取的是一种渐进、有序、稳妥的推进方式。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过很多重大的举动，譬如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以及《党内监督条例》的出台等。
　　王长江认为，这些举措具有这样的积极意义，即执政党已经开始从制度上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