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为了民主实验而失去台湾 
● 章良我

　　龙应台的《为台湾民主辩护》（4月15日《联合早报·言论》版）一文开宗明义，把文章的读者对象界定为“同时区、同语言、同文同种”的“华人世界”：“从北京到新加坡，从香港、澳门到吉隆坡”，“ 都在梦想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的“我们”。其涵盖范围不可谓不广大，其包容程度不可谓不周全。

　　然而细一琢磨，此“华人世界”却另有乾坤。粗略归纳一下，大凡“华人世界”中人，对所谓台湾民主的观感，无外乎有三种人群：

　　其一，是为台湾民主叫好的。这包括不论是否欣赏目前台湾社会的政治生态和运作，在根本上肯定台湾民主进程的进步性的一群；

　　其二，是为台湾民主唱衰的。这些是或者身附居心叵测的独裁政治的幽灵，抑或是不敢苟同台湾民主现状的一群；

　　其三，是漠不关心，无关痛痒的一群。笔者把那些患了政治冷感症和对复杂的政治敬而远之的简单善良的人们，以及那些认为台湾民主缺乏典型意义，对其他华人社会没有指导效应的，一同并入于此。

　　龙应台为文为台湾民主辩护，大抵是要说服不相信不认同不赞赏的人群，好让他们相信认同赞赏，至少接受龙应台的观点。这便大致上可以断定文章主要是针对了第二种人群，也许也附带了部分的第三种人群。

矛头直指对岸的中国

　　龙应台在把台湾民主标签为“一个公开的当代实验”之后，陈述了台湾政治的种种荒唐，乃至三二○总统大选的乱象，到此，笔锋一顿，写道：“这是亲痛仇快的一幕：对民主本来就敌视的人，用台湾民主的走调来证明民主的不可行。”“对民主抱着憧憬而希望以台湾民主的成功来做他山之石的人，陷入焦虑。”在此，我们发现文章开始把读者的注意力从原来应该被辩护的对象身上引开了。

　　那么被转移了的视线该往哪里靠岸？

　　龙文章写道：“华人世界看台湾民主，往往也在镁光灯照亮的一小方格内”，似乎龙应台正在费力地试图引导呆坐在井底的广大华人世界，走向一个“有你看不见的纵深和广度”的窗格后面的风景。

　　笔者不禁要请教，难道别人的报道、分析统统只是一孔之见，是一扇窗里的定格？难道别人就只会和只能被动地接受那“一方小格”里的“肥皂剧”？

　　“凡是从专制统治解放出来的社会，在独裁者或殖民者走了以后，会有一种迫切的需要，需要重新面对被扭曲、被伪造的历史，用自己的眼睛彻底找出真实的自己。”这本是合乎情理的诉求。

　　文章提及，因为不同的集体经验，在不同来历的台湾人中，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认知，因而也就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行文至此，龙应台笔锋一转，将读者悬在半空中的视线一下子指向了位于台湾海峡对岸的中国，矛头直指“中国集权政体对台湾民主的威胁”，令人大感突兀。

　　此时乃图穷匕首见：“我们可能不该忘记了根本的问题所在：中国本身的极权统治、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和国际压迫，是台湾人真正的痛苦来源。”

　　也许片面和偏激可以暂时疗伤一些人被剥夺后重又获得的空虚感和狂妄症，然而片面和偏激永远不能代替全面与深刻的对历史及现实命题的认真解读。过犹不及，真理再逾越半步还是谬误。

　　在当今台湾这一幕幕纷繁的政治闹剧中，本来水已经够混，该理清的东西实在太多，沉重的历史旧账与现实的落差纠缠一起，让善良的人们喘不过气来。偏偏某些以大众的良心自居的知识分子，极尽煽情点火之能事，作毫无建设性的立论和建述。如果不是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就是没有深入地研究历史。

台湾的历史悲情

　　难道社会的发展一定要以历史的矫枉过正为代价吗？如果没有一个开放的胸襟，去包容去接纳一个客观而冷峻的现实，怎样才能从泥淖中淌向清流？

　　台湾的历史悲情，不可谓不深。从情绪易动、脆弱的民众，到前总统李登辉的口无禁忌，现在又自觉或不自觉地漫化到具有独立人格的文人笔下。

　　似乎今日的台湾已经发展出了这样一个逻辑：凡是中国（大陆）支持的东西，就是反民主，真极权，台湾人必以群起而攻之；凡是反对中国（大陆）的东西，就是真民主，反集权，台湾人就会拥护、赞同。如果这就是所谓的台湾民主的精粹或者是成果的话，那么这样的民主在其他华人世界、乃至更广泛的人群社会中，尚有何意义？

　　台湾的民主才刚刚举步17年。举眼华人社会，以地处东南亚的新加坡为例，公平公正的选举已经走过了不止两个17年，公平公正的社会也不只是停留在游行的口号里的理念。难道台湾的民主真的有格成为“一个公开的当代实验”吗？

　　戾气可以毁掉华人谦卑的品德。民主时代，也无所谓不可外扬的家丑了。只是历史从来不设实验室，走过的路，流逝的岁月，不会一笔勾销。到头来，谁又会来为这一笔旧债负责呢？华人世界已经损失了一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她不会愿意再眼看着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