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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南方客
--  发布时间:2005/5/17 12:13:57

--  中国民族和解的启示—南京政府时期的回族政策
中国民族和解的启示—南京政府时期的回族政策
2005-05-17

● 于时语

  连宋登陆后,台海两岸关系出现很大的转机,也对两岸的政治领袖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是瞻前顾后,囿于自身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限制,当断不断,听任这一新的大好机会的流失和台湾分离主义运动的继续发展,最后导致两岸兵戎相向、生灵涂炭的结局。

  如何不失时机,利用和发展连宋登陆创造的新政治环境,实现历史性的中国民族大和解,将是北京和台北政治领袖历史荣辱的最主要考量。

  在促进民族和解的题目上,国民党南京政府在1927-1937“十年建国”时期的回民政策的巨大成就值得回顾。

  近年来,以清代帝王为题材的影视盛行中国大陆,对“大清盛世”颇有渲染吹捧,这不无纠正辛亥革命以来对满清历史长期负面宣传的偏差之用,但也不免矫枉过正,掩饰了清代的不少弊政。而歧视迫害回族,便是满清的最大弊政之一。

  无庸讳言,满清政权长期歧视回民。到了太平天国被消灭之后的所谓“同(治)光(绪)中兴”,这种歧视政策导致了中国西部地区此起彼落的长期“回乱”,成为民族分裂、危及国家统一的重要隐患,并为西方列强染指创造了机会。

  例如同治年间陕甘总督左宗棠对陕甘回民进行的“痛剿以服其心”、“老弱妇女,亦颇不免”的大剿杀。这一历史大悲剧不仅是左宗棠的历史污点,也导致一部陕甘回民残部长途西征,最后进入了沙俄境内的七河地区。这固然是今天仍然保持了陕甘语言和文化的中亚东干族的悲壮历史的一部分,但也刺激了沙俄政权对中国西北部的渗透和蚕食。

民国初年的民族分裂

  再如西南“回乱”中出现的云南大理杜文秀政权,在清廷剿杀之下,不免求助西方列强,企图结盟英法。后来更派遣“义子”刘道衡为全权代表,号称亲王,率团经缅甸印度,赴英奉表称臣,请兴师共取中国。

  今天有人为杜文秀掩饰,声称“刘道衡的使英活动,多属自作主张,与杜文秀没有直接联系”。可是以阿拉伯文和汉文写就的“臣杜文秀谨表于大英国皇上陛下”的表章,仍然珍藏于英国印度事务部档案局,更有刘道衡“献土称臣”的附笺,称“中华有变,我父亲统领大兵,约会各省的回回,帮贵国出力报效,岂不两全其美!”

  白纸黑字,难于掩盖。“回乱”成为列强干预和中国分裂的重大威胁,一目了然。

  这一民族分裂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西北“回乱”牵涉到沙俄和苏联势力,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可是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之后,采取积极的民族和解政策,鼓励回民的政治参与和文化建设,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赢得绝大部分回族对中国的认同和忠诚。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阿拉伯名乌默尔),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一成就对中国统一的贡献至大。例如南京政府刚刚成立,便于1928年在青海建省,这是制止英国蚕食西藏地区的重要里程碑。这里也牵涉到北京因历史恩怨包袱而至今无法客观承认的青海马氏回族势力维护中国统一的历史功绩。

  青海是当今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家乡,被许多人看成是“内西藏”,是英印殖民政府渗透了“外西藏”拉萨政权之后的下一个扩张目标。但是忠于南京中央政府的青海马氏回族力量成为英国无法克服的障碍。例如1930-32年的大白事件(也称第三次川藏之争)中,玉树地区的马步芳驻军对英国支持的藏军大举反攻,逆转了藏军向金沙江以东的扩张。

回族在抗战时表示忠贞

  再如抗战初期,在英国唆使下,拉萨噶厦政府加剧了离心活动,马步芳主持的青海省政府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指令下,在玉树修建可供轰炸机起落的军用机场,有效地震慑了噶厦政府。玉树机场后来在“和平解放西藏”过程中,又起了重要的后勤作用。

  这一民族和解的关键考验,是近代史上中华民族面临的最大存亡危机——第二次中日战争。

  众所周知,日本在侵华过程中利用了中国内部的各种民族和政治矛盾。号称满族复国的“满洲国”之外,更唆使德王(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孙德穆楚克栋鲁普)成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并和“满洲国”建立“外交”关系,签定“满蒙协定”等等。日本并派出间谍去藏区大肆活动,是今天日本右翼和李登辉等人鼓吹的“中国七块论”的源头。

  可是中国广大回族(几十年前尚且有一部分人代表国家分裂),却在这一关键时刻成为维护中国国家统一的中坚。日本充分利用满蒙藏各族中的离心分子,却唯独对回族束手无策。抗日战争中回族对祖国的忠贞,是南京政府战前十年民族和解努力的最大收益。

  这里也有共产党的一份功劳,特别是八路军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其高龄母亲被日伪抓捕来诱逼马本斋后,以绝食至死相抗,成为回民忠于中国的典范。

  今天的台海危机和台独运动,代表中国面临的最大分裂威胁,迫切需要和当年回族归心一样的历史性民族和解。另外还有得到外部势力鼓励支持疆独和藏独运动,都需要北京重温南京政府争取回族认同的民族和解努力,以及因此在抗日和反制西藏和新疆分离主义时的收效。

  在回教激进主义泛滥的今天,南京政府当年的民族和解努力还有其他现实意义,值得有1975年云南沙甸惨案教训和近年华北回汉冲突冒头迹象的北京反思。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