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综合讯）中国2010年前后可能进入“危机多发期”，社会、金融和经济三大领域最可能出现危机，腐败问题可能成为危机的导火索。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由98名专家学者组成的课题组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上述观点。有66.23%的专家认为，中国在2010年前是“危机多发期”。

　　课题组组长、北京大学教授丁元竹接受《中国青年报》专访时表示，根据对各类专家的调查，从总体上看，社会危机（如城乡贫困问题、失业问题、农民工问题、缺乏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教育危机等）、经济危机（尤其是金融危机）、环境危机是最受到关注的三类问题。

　　丁元竹说，因为这些领域有可能发生较大风险，专家们认为，最有可能出现的领域依次是“社会”、“金融”、“经济”、“就业”。

腐败问题 可能是“导火索”

　　专家们认为，2010年前，中国政府在危机管理上要关注金融问题，目前金融还谈不上危机，但风险很大。

一些银行连续出现大问题，不仅是经营管理上的问题，也与体制有密切联系。

　　丁元竹强调，腐败问题如果近期还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在2010年前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可能性是很大的，它可能是危机的“导火索”，与失业下岗、贫困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其危险性大增。

　　另外，中国整个社会体系是非常脆弱的，但由于公众的组织性很低，演化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存在，但形成实际社会动荡的条件不足。

信心和诚信问题 是最艰难的挑战

　　专家认为，信心和诚信问题可能是最艰难的挑战。

　　丁元竹说，人们对政府治理缺乏信心、对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缺乏信心，对政府信用、政府决策效率与透明度缺乏信心，对企业虚假浮夸的担心，以及对某些人个人品质、素质问题的担心是潜在的社会危机。

信心危机不仅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直接影响，而且对改革措施的实施产生影响，尤其是在市场化向深度发展的形势下，公众信心危机是十分危险的。

　　诚信和信心问题是与治理危机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之所以失去信心和缺乏诚信，与某些政府官员以权某私、贪污腐败、败坏党风有着密切联系。

　　目前，中国的信用现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企业信用低下，公民个人信用基本属于空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隐患严重，许多银行依然把自己的信用建立在居民对于中央银行的信任之上。

　　有专家认为，失业问题关系到民生问题，诚信和信心关系到精神问题，这两大问题是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的核心问题。

　　信心和诚信问题可能是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最为艰难的挑战。

　　其中，一些专家认为，让更多的人参与政府决策将是应对危机的最有效办法。
 

　　 (莫斯科法新电）俄罗斯报章昨日纷纷谴责总统普京和他的政府没有为别斯兰数以百计的儿童与成年人质丧命承担责任。

　　俄罗斯主要商业日报《商业人》（Kommersant）说，像克里姆林宫那样把责任推到国际恐怖组织身上，“世界各国的政府便能不必为他们的公民的死难负责。政府的说辞听起来就像是说孩子们并非由于车臣持续了十年的战争而死亡的，而是由于恐怖分子发动了攻击”。

　　普京在北奥塞梯持续三天的人质事件结束后，在全国电视广播中说，俄罗斯在面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时，的确暴露了它的“弱点”。他甚至把官方宣称有至少335个丧命的人质事件同苏联的解体相提并论。

　　普京此番讲话的特出之处在于他完全没有提到车臣。俄罗斯之所以在过去两个星期先后发生多起恐怖攻击事件相信都同车臣多年的战乱有关。

　　普京只是略为提到了北部高加索地区战乱的威胁。他一再地提到恐怖主义，显然是想借词脱身。

　　另一份主要的商业报章《公报》（Vedomosti）说：“叫人纳闷的是总统在讲话中不提车臣的问题”，也没有说“最新一轮的攻击事件同车臣的局势有关”。他反而“把责任推到1991年，让国家（苏联）解体的人身上”。

　　到目前为止，唯一为俄罗斯历来最严重的人质事件丢官的是北奥塞梯政府的内政部长

卡兹别克·赞蒂耶夫（Kazbeck Dzantiev）。他在周末辞职。

　　知名的自由派律师里札可夫（Vladimir Rizhkov）在《独立报》（Nezavisimaya Gazeta）上发表文章说：“总统普京、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内政部肯定难辞其咎。”他说：“你不能躲藏在国际恐怖主义的帐幕后面。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政府都在设法解决国内的问题。”

报章也批评指挥不力

　　报章也指名批评保安部队和地方官员导致人质事件在混乱中收场。报章问道——在高层官员都没有现身的情况下，到底是谁在指挥行动？

　　《独立报》说：“电视影片显示保安部门的高级领导人和部长们准备前往别斯兰。但是却没有人见到他们抵达，没有人见到他们到底在现场做了些什么。”

　　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的雷雅波夫对《独立报》说：“很难要搞清楚到底是谁下令行动解决人质的。看起来应该是北奥塞梯保安部队的领导人。国防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内政部的高层官员为何没有现身，至今还是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