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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5/10/18 11:19:03
-- 五四新文学时代最后一位大师走了
巴金平静辞世 五四新文学时代最后一位大师走了
2005年10月18日
10月17日19时06分，一代文学巨匠巴金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101岁。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正通顺街。从1921年公开发表第一篇文章，到1999年2月续写《怀念振铎》一文，巴金一生中创作与翻译了1300万字的作品。他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寒夜》、《憩园》、《第四病室》等文学作品，是中国文学的丰碑。
巴金还是杰出的出版家、编辑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曾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14年之久，培育了大批文学青年。巴金晚年奉献社会的伟大之作是：5卷本的《随想录》和一座中国现代文学馆。
巴金是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03年11月25日，巴金百岁生日，国务院在上海授予巴金“人民作家”光荣称号。
在巴老弥留之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巴金研究会会长陈思和一直陪伴在巴老身边。他表示，这几年巴老病得实在太痛苦，而今天却走得很平静。陈思和说，巴金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学时代的最后一位大师，最后一位文学巨匠，他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巴老襟怀坦白，对祖国、对人民怀有责任感，一直在追求真理，追求理想。”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和许多文学爱好者一样，最早也是从读《家》、《春》、《秋》、《雾》、《雨》、《电》，开始与巴老的神交，当时他还是一名普通中学生。“对上海这座城市而言，巴金始终是一种文化标志。”叶辛说。
记者在新浪网上看到，从晚上7时30分开始，就有网友发文悼念这位文学巨匠，截至记者发稿时已有1400多条留言。而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的BBS上的悼念留言也已有几百条。“一生为人民呐喊，为真理呐喊！永远的巴金，永远的人民作家！”一位网友留言说。
据了解，巴金于1999年2月因感冒发高烧，6年多来，病情反反复复，党和国家尽全力救治，终因恶性间皮细胞瘤等病因，不幸逝世。
(来源：中国青年报；作者：周凯)
-- 发布时间：2005/10/18 11: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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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协在现代文学馆设吊唁厅悼念巴金
中国现当代文学巨匠、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人民作家巴金先生与世长辞。中国作家协会特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设立吊唁厅，沉痛悼念巴金主席。18凌晨4时吊唁厅将建成。
巴金晚年奉献社会的伟大之作是：五卷本的《随想录》和一座中国现代文学馆。
几十年来，尤其从1981年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起，巴金在人们心中如一盏长明灯，照亮文坛，给人精神慰藉。
2005年10月18日 中国作家网
-- 发布时间：2005/10/18 11: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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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谈文学创作
巴金1928年在法国
巴金谈文学创作
——1982年3月答上海文学研究所研究生问
早春，一个雨雪霏霏的下午，我和文研所其他几位同志一起，来到老作家巴金的寓所。七十八岁高龄的巴金到客厅门口迎接我们。他身穿棉衣，虽然年迈，但思路十分敏捷，记忆仍然清晰，亲切地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
问：您的文学创作活动开始于何时?最早采用的文学体载有哪些?在《文学旬刊》上署名“佩竿的诗和小说(一九二二年)是不是您最早的创作?
答：我最早写的长篇小说，是一九二七年写的《灭亡》，当时住在法国蒂埃里堡，有苦闷无处发泄，心里有很多话要说，就进行了小说创作，一九二八年写成，登在《小说月报》上。一九二三年我在成都还写过一个短篇，叫《可爱的人》，寄给上海郑振铎，发表在《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上。一九二四年，我还写过一个反战题材的短篇，投给《小说月报》，给退了回来。当时的编辑也是郑振铎，没有采用。在这之前，我还写过一些诗歌，发表在《文学旬刊》和《妇女杂志》上。
问：刚才您说过，您的第一个短篇是一九二三年写的，而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是一九三年前后开始的，是不是这样?
答：不是，我的第一篇小说应该说是《灭亡》。我在一九二七、二八年写了《灭亡》，一九二九年写了《洛伯尔先生》几个短篇，写了一本《死去的太阳》。一九三一年写得最多，写了《家》等好多作品。
问：请谈谈您在创作前的理论准备和艺术积累上，对哪些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著作感兴趣?您喜欢文学史上哪些方法、流派?
答：这个问题回答不出，因为我不是准备好去做作家才去读各种书，才去写作。我是在生活中有了切实的感受才要抒发，要表现，有兴趣就多写一点，没有兴趣就少写点。
在创作长篇小说之前，我倒是翻译过一些东西，譬如克鲁泡特金的《自传》，还有高德曼的《论现代戏剧》，发表在开明书店编的《一般》和《新女性》杂志上。
问；迄今为止，您对自己的作品最满意和最不满意的是哪些?
答：三本比较满意的书是《家》、《春》和《秋》，还有《憩园》和《寒夜》。在我写的小说中，有一些作品因为我对里面的生活不熟悉就写得不好，如《火》我就不满意，又譬如《萌芽》也是这样。相反，非常熟悉的题材就写得比较好些。
问：您是一位有着鲜明个性特征的作家，您觉得您的个性气质对您的文学创作有哪些突出影响?您怎样看待作家个性气质和自我完善的问题?
答：我的作品整个儿就是个人对生活的感受，我有苦闷不能发散，有热情无法倾吐，就借文字来表达。我一直要求自己说真话，要求自己对读者负责，至今我还觉得自己过去有时做得不好。
我喜欢俄国作家赫尔岑，他的文字带感情，很感动人，我喜欢这种带感情的文字。
我说过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是文学和人的一致，就是说要言行一致，作家在生活中做的和在作品中写的要一致，要表现自己的人格，不要隐瞒自己的内心。
问：您是采用外国题材最多的一个现代作家，请您谈谈这方面的体会。
答：我在外国生活过，对外国的生活熟悉，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怀念那段生活，当我开始创作的时候，因为国民党限制很严，文字检查，我就用外国题材来借古喻今，借外喻中，那时的一些短篇都是反映欧洲生活的，象《洛伯尔先生》、《房东太太》都是这样。
问：在小说《灭亡》《爱情三部曲》中您塑造了一些理想化的人物，如李静淑等，他们有没有模特儿?他们所组织的宣传、罢工、暗杀、辨论等，在生活中有没有真实事例?
答：这个问题在小说总序中已经谈过。作品中的人物，生活中都有影子，对《家》里写的生活我比较熟悉，原型较多，就比较真实，不熟悉的编造的成份就多一些。
问：您的前期创作活动持续了二十余年，为什么在一九四六年后暂时停止了?
答：我在一九四六年底写完《寒夜》后，当时忙于搞编辑，搞翻译，事情很杂、很多，而写作的时间就少了。
解放后我想换支笔，写点新的生活，这要花时间去深入，去了解，去熟悉，但是，社会活动多，深不下去，写作也就有限了。
问：请您谈谈自己选材、构思、描写的习惯与体会。
答：这个比较难说，最初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要走文学道路，家里希望我学工，然后扬名显亲，可是我走了另一条路。我说过《家》里面高老太爷和觉新两个人完全真实的，觉新就写了我的大哥。我对那些生活非常熟悉，写的时候比较顺手，很快就把那些人物都写出来了。我写的时候不是苦思苦想编造出来，我有生活，有感情要发泄，就自然地通过文字表现出来。
问：您的小说创作几十年来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注意，您认为哪些关于您思想与作品的评论研究文章是较深入的?
答：很难说，我看得不全。陈丹晨的那本书送来后我也没有时间仔细看，只把书中一些和历史事实明显出入的地方指出来，但也可能有些未看出。作家和评论家都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家以现实生活为题材，评论家以作家作品为题材。研究的对象不同，评论家研究的是作家和作品，作家研究的是生活，都有自己的观点，独立思考。写书总是写作者自己的观点，我不好说别人这样写那样写。研究我的专著，听说南京有人写，四川也有人写了。
问：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您同哪些作家的交往对您的文学创作活动有较大影响?
答：我平时也不大出来参加什么会议和活动，就关在家里一个人写。都由我的一个朋友和文化界接触，他在开明书店工作，我写了什么就交给他带去，编辑部有许多要求通过他转。我喜欢鲁迅的作品，愿意追随鲁迅的道路。初期，郭沫若对我有影响，不过是在一个短时期内，我喜欢他的《女神》、《三叶集》，后来茅盾的作品陆续发表后，我也开始喜欢他的作品。
在现代作家中，曹禺、沈从文、靳以和我是比较熟悉的。
问：您在一九七九年和法国《世界报》记者谈话中，谈到您读了托尔斯泰给罗曼·罗兰的长信，很爱感动。您能具体谈谈这方面的体会?
答：是的，当时罗曼·罗兰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他看到托尔斯泰在文章中否定了整个欧洲的文学艺术，甚至连莎士比亚、贝多芬也否定了，感到十分痛心，于是就写信请教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写了一封长达三十多页的信复他，说艺术的目的不是别的，是为了促进人类团结，为了使人变得好一些、善一些，是为了对人类进步有利，是为了教育人。美和善是统一的。我当时看了十分感动，直到今天我还认为托尔斯泰的话是很有意义的。我说过：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不是玩弄什么花样，靠什么外加的技巧来吸引人，要说真话。艺术应该对社会改革，人类进步有所帮助，要使人们变得善一些、好一些，使社会向光明前进，我就是为这个目的才写作的。
但是托尔斯泰走到了极端，他连莎士比亚、贝多芬也否定了。我却认为文学这个东西的社会意义是不能否定的，它是对人类进步起作用的。
问：您说过：“我的创作方法只有一样，就是让人物自己生活，作家也在作品中生活。”您能具体谈谈这个问题吗?
答：我认为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作家要写他所熟悉的生活，让人物按照自己的路子自己的个性发展。我记得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说过：当我写作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的人物在五分钟以后会说什么，我惊奇地跟着他们。我不象茅盾那样写过详细地提纲，当然各个作家的习惯不一样，我是按照自己的生活积累和感情一下子写下来，着眼于人物的命运，人物自己活动起来。我把文学作为武器攻击我的敌人，攻击旧制度。我在《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专门讲了这个问题。现在有人把技巧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我不这样看。我写小说就是要让读者了解作者的意思，要打动读者的心，不让人家知道怎么行?让人家看不懂，就达不到文学艺术的目的了。
问：您最近还在写作吗?
答：是的，我还在写，不过身体不太好，写字困难，写得比较慢。
（ 2004年03月10日 中国网）
-- 发布时间：2005/10/18 15:0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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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欣交集：神舟下凡 巴金归天
2005-10-18
● 张从兴
昨天是中国人民悲欣交集的日子。
欣喜的是，神舟六号在天上巡游五天后，其返回舱终于在昨天凌晨带着两名航天员费俊龙和聂海胜安全降陆，重返人间，为此次多人多天航天任务画下圆满的句点；
悲哀的是，中国硕果仅存的五四新文学巨匠巴金，在和病魔搏斗多年后，终究还是躲不过死神的钩子，在昨天下午永远离开了他所热爱的中华大地和热爱他的中国人民，与他所崇拜的俄国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作伴去了。
对重生恶死的中国人来说，巴金之死委实令人悲哀。可是，对这位被称为“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而言，撒手尘寰应是大解脱。
巴金年轻时信仰无政府主义，所以原名李尧棠的他，才会选择以巴枯宁的“巴”和克鲁泡特金的“金”作为自己的笔名。可是，这位崇尚自由生活，追求独立人格的文学老人，终其一生都无法摆脱政府的庞大影子，甚至还陷身其中－－文革前当过作协（相当于正部级）副主席、文革期间被批斗、文革后还当过作协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
亲历十年浩劫的巴金，重新拿起笔杆子后，并没有去创作“哭哭啼啼，没有出息”的伤痕文学，而是写成了类似回忆录的《随想录》五集，既完成了他在《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所说的“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也完成了对他自己和整个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群体背叛五四精神的批判。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当年创办影响一代中国人的《新青年》时，大声疾呼只有“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赛先生”就是思想上的求真求实，“德先生”就是政治上的求善求美。可惜的是，巴金到死都没能看到这两位“洋先生”入籍中国。我想，巴金的最大遗愿，应该不是“文革博物馆”的落成，而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尽早成为中国公民。
联合早报网
-- 发布时间：2005/10/18 23:26:44
-- 巴金：怀念曹禺
巴金：怀念曹禺
[编者按：巴金在九十岁(1994)以后身体越来越显得衰老了，不仅头发全白，他那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更加严重，生活状态尽管如此，他还是在轮椅上架起一块木板，当作书桌，颤颤巍巍地写出一篇篇短文。1998年，巴金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抒情散文《怀念曹禺》。这是继《怀念萧珊》之后，巴金晚年散文中的又一株枝叶共茂的大树。]
作者：巴 金
一
家宝逝世后，我给李玉茹、万方发了个电报：“请不要悲痛，家宝并没有去，他永远活在观众和读者的心中！”话很平常，不能表达我的痛苦，我想多说一点，可颤抖的手捏不住小小的笔，许许多多的话和着眼泪咽进了肚里。
躺在病床上，我经常想起家宝。六十几年的往事历历在目。
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故事是从这里开始。靳以把家宝的一部稿子交给我看，那时家宝还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在南屋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我一口气读完了数百页的原稿。一幕人生的大悲剧在我面前展开，我被深深地震动了！就像从前看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一样，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我为它落了泪。我曾这样描述过我当时的心情：“不错，我流过泪，但是落泪之后我感到一阵舒畅，而且我还感到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精力。《雷雨》是这样地感动过我。”然而，这却是我从靳以手里接过《雷雨》手稿时所未曾料到的。我由衷佩服家宝，他有大的才华，我马上把我的看法告诉靳以，让他分享我的喜悦。《文学季刊》破例一期全文刊载了《雷雨》，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第二年，我旅居日本，在东京看了由中国留学生演出的《雷雨》，那时候，《雷雨》已经轰动，国内也有剧团把它搬上舞台。我连着看了三天戏，我为家宝高兴。
1 9 3 6 年靳以在上海创刊《文学季刊》，家宝在上面连载四幕剧《日出》，同样引起轰动。1 9 3 7 年靳以又创办《文丛》，家宝发表了《原野》。我和家宝一起在上海看了《原野》的演出，这时，抗战爆发了。家宝在南京教书，我在上海搞文化生活出版社，这以后，我们失去了联系。但是我仍然有机会把他的一本本新作编入《文学丛刊》介绍给读者。
1 9 4 0 年，我从上海到昆明，知道家宝的学校已经迁至江安，我可以去看他了。我在江安待了六天，住在家宝家的小楼里。那地方真清静，晚上七点后街上就一片黑暗。我常常和家宝一起聊天，我们隔了一张写字台对面坐着，谈了许多事情，交出了彼此的心。那时他处在创作旺盛时期，接连写出了《蜕变》、《北京人》，我们谈起正在上海上演的《家》(由吴天改编、上海剧艺社演出)，他表示他也想改编。我鼓励他试一试。他有他的“家”，他有他个人的情感，他完全可以写一部他的《家》。1 9 4 2 年，在泊在重庆附近的一条江轮上，家宝开始写他的《家》。整整一个夏天，他写出了他所有的爱和痛苦。那些充满激情的优美的台词，是从他心底深处流淌出来的，那里面有他的爱，有他的恨，有他的眼泪，有他的灵魂的呼号。他为自己的真实感情奋斗。我在桂林读完他的手稿，不能不赞叹他的才华，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我当时就想写封信给他，希望他把心灵中的宝贝都掏出来，可这封信一拖就是很多年，直到1 9 7 8 年，我才把我心里想说的话告诉他。但这时他已经满身创伤，我也伤痕遍体了。
二
1 9 6 6 年夏天，我们参加了亚非作家北京紧急会议。那时“文革”已经爆发。一连两个多月，我和家宝在一起工作，我们去唐山，去武汉，去杭州，最后大会在上海闭幕。送走了外宾，我们的心情并没有轻松，家宝马上要回北京参加运动，我也得回机关学习，我们都不清楚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分手时，两人心里都有很多话，可是却没有机会说出来。这之后不久，我们便都进了“牛棚”。等到我们再见面，已是十二年后了。我失去了萧珊，他失去了方瑞，两个多么善良的人！
在难熬的痛苦的长夜，我也想念过家宝，不知他怎么挨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听说他靠安眠药度日，我很为他担心。我们终于还是挺过来了。相见时没有大悲大喜，几句简简单单的话说尽了千言万语。我们都想向前看，甚至来不及抚平身上的伤痕，就急着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我有不少东西准备写，他也有许多创作计划。当时他已完成了《王昭君》，我希望他把《桥》写完。《桥》是他在抗战胜利前不久写的，只写了两幕，后来他去美国讲学就搁下了。他也打算续写《桥》，以后几次来上海收集材料。那段时候，我们谈得很多。他时常抱怨，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劝他少些顾虑，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我至今怀念那些日子：我们两人一起游豫园，走累了便在湖心亭喝茶，到老饭店吃“糟钵头”；我们在北京逛东风市场，买几根棒冰，边走边吃，随心所欲地闲聊。那时我们头上还没有这么多头衔，身边也少有干扰，脚步似乎还算轻松，我们总以为我们还能做许多事情，那感觉就好像是又回到了三十年代北平三座门大街。
但是，我们毕竟老了。被损坏的机体不可能再回复到原貌。眼看着精力一点一点从我们身上消失，病魔又缠住了我们，笔在我们手里一天天重起来，那些美好的计划越来越遥远，最终成了不可触摸的梦。我住进了医院，不久，家宝也离不开医院了。起初我们还有机会住在同一家医院，每天一起在走廊上散步，在病房里倾谈往事。我说话有气无力，他耳朵更加聋了，我用力大声说，他还是听不明白，结果常常是各说各的。但就是这样，我们仍然了解彼此的心。
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的病情也加重了。我去不了北京，他无法来上海，见面成了奢望，我们只能靠通信互相问好。1 9 9 3 年，一些热心的朋友想创造条件让我们在杭州会面，我期待着这次聚会，结果因医生不同意，家宝没能成行。这年的中秋之夜，我在杭州和他通了电话，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响亮，中气十足。我说：“我们共有一个月亮。”他说：“我们共吃一个月饼。”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三
我和家宝都在与疾病斗争。我相信我们还有时间。家宝小我六岁，他会活得比我长久。我太自信了。我心里的一些话，本来都可以讲出来，他不能到杭州，我可以争取去北京，可以和他见一面，和他话别。
消息来得太突然。一屋子严肃的面容，让我透不过气。我无法思索，无法开口，大家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可我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前些天北京来的友人还告诉我，家宝健康有好转，他写了发言稿，准备出席六次文代会的开幕式。仅仅只过了几天！李玉茹在电话里说，家宝走得很安详，是在睡梦中平静地离去的。那么他是真的走了。
十多年前家宝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了这样的话：“我要死在你的前面，让痛苦留给你……”我想，他把痛苦留给了他的朋友，留给了所有爱他的人，带走了他心灵中的宝贝，他真能走得那样安详吗？
1 9 9 8 年3 月
人民网-人民日报 2005年10月18日
-- 发布时间：2005/10/19 10:2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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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人至深的最后肺腑之作！ 中国知识分子人格核心 --相知和知遇之交
是千古知音 伯牙子期之知交
托尔斯泰说过，人总是最爱自己帮助过的人。 巴金是最早帮助曹禺的慧眼伯乐 知音伯牙 因此对他的一份挚爱 延续到终身 ......
而对作家知交而言 这份相知 挚爱 是激发创作不可少的活性酶 如唐之李杜：
1940年，我从上海到昆明...可以去看他了。我在江安待了六天，住在家宝家的小楼里。那地方真清静，晚上七点后街上就一片黑暗。我常常和家宝一起聊天，我们隔了一张写字台对面坐着，谈了许多事情，交出了彼此的心。那时他处在创作旺盛时期，接连写出了《蜕变》、《北京人》......
-- 发布时间：2005/10/20 11: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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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女儿李小林拒绝设立巴金文学奖
2005年10月20日
信报上海专电 （特派记者赵明宇）记者昨天获悉，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已经明确拒绝上海作协关于设立“巴金文学奖”的提议。
巴老去世后，上海作家协会有关人员为纪念巴金，提出两个建议：一是把“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改名为“巴金基金会”；二是设立“巴金文学奖”。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长天告诉记者，巴金女儿李小林对前者没有表态，但对“巴金文学奖”明确表示反对。“李小林说，一方面巴老生前为人非常低调，不喜欢如此张扬；另一方面巴金清醒前就表达过，认为国内文学奖项已经有点太多。”
１９９０年，由巴老和另外两人提议成立的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成立，巴金任会长。当时巴老将自己在日本获得“国际著名文化人士奖”所得的５００万元奖金都捐给了基金会。赵长天说，当时巴老在设置这个基金会时就说过，我们的工作不是锦上添花，而是拾遗补阙，要通过一些实际的工作切实地帮助作家，尤其是生活苦难的作家解决一些问题。１５年来基金会围绕这一方向开展了许多工作。
巴金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周立民表示，巴金文学研究会也正在考虑以某种方式永久地纪念巴金，但目前方案还不成熟，不便对外透露。他们准备在２５日举行的“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海内外学者共同探讨这一问题。
北京娱乐信报
-- 发布时间：2005/10/21 13:01:40
-- 巴金绝笔作序 新版 随想录面世
巴金绝笔作序 新版《随想录》面世
2005年10月21日
新华网北京10月20日电 (记者闵捷 赵博) 20日上午10点50分，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路，图书批发市场。250包新版《随想录》从货箱卸下，撕开牛皮包装纸，深蓝封面上橘红色的“巴金”签名映入眼帘。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120多字的代序《没有神》手迹，赫然表达巴金的坦诚和勇敢。46万字的新书捧在手里有一种厚实的触觉，150篇文章，每一篇都是巴金对于“文革”深刻的忏悔和反思。
《随想录》曾经在8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坛引发了一场历史回顾与反思的热潮，使“讲真话”成为全社会奉行与呼唤的人格品质。巴金先生离开人世这个不平凡的时刻，阅读这部被认为凝聚了巴金伟大精神的经典作品，成为人们追忆巴金的一个重要活动。
“可等到了！这几天好多书店打电话来问，光是订单就下了将近1000册。”卸完书，作家出版社门市部朱经理擦着额头的汗，长长松了口气。和图书批发市场一样急切，西单图书大厦和王府井新华书店也早已安排好专柜，虚席以待。
年轻读者小邓在图书大厦附近上班，午休时间，他再次前来寻找《随想录》。得知下午就能运到，小邓难以掩饰自己的激动。他告诉记者，从小学读《繁星》、《鸟的天堂》开始，他接触了巴金的很多作品，最喜欢的还数先生晚年撰写的《随想录》。
“他让我明白，文学不是抚慰品，而应该是言为心声的人生见证。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的话。”
1978年12月开始动笔的《随想录》，在香港《大公报》副刊上陆续发表，期间受到不少非议。加上长时期的疾病缠身，以及担心报纸编辑面临的压力，巴金感到窘困。
但先生讲真话的决心是坚定的，他在《随想录》的序言里写道：“我不曾搁笔，因为我一直得到读者热情的鼓励，更多的人给我送来同情和支持……”这些支持中就有原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
据范用回忆，1984年，他向巴金提出分册出版《随想录》的建议，“巴老很是高兴”。三年后，书一字不改地出版了，共有五册：《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
巴金研究者普遍认为，《随想录》名称由来与俄国作家赫尔岑有关。根据《巴金自传：文学生活五十年》记载，1973年，被打成“黑老K”的巴金得到允许，“搞点翻译”，他便开始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正是这本从30年代就开始喜爱的作品给了他重见光明的信心。
北京学者李辉撰文悼念巴金先生，特别提到了《随想录》巨大的精神价值。他说：“我们必须看到《随想录》发表的具体历史环境，在乍暖还寒时节，中国思想界仍处在徘徊、迟疑的阶段，起伏不定、忽紧忽松的局势，使许多人无所适从，往往以缄口不语而为上策。但巴金没有沉默。他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
新版《随想录》的出版者——作家出版社是第一次购买到巴金作品的版权，总编室主任刘方告诉记者，这次出书大家都怀着悲痛和崇敬的心情。经过沟通，巴金同意将写于1993年的《没有神》作为新版本的代序，加在三联版的序之前。没想到书还没有印完，这篇代序成了巴老的绝笔。
金台路市场的门市部，《随想录》摆上书铺，小小的店面顿时热闹起来。发行部副总经理董汶说，这次本来要1000册，现在紧急加印20000册，争取下周二面世。
新华网 2005年10月21日
-- 发布时间：2005/10/21 13:10:09
-- 巴金：怀念振铎 (未完稿)
怀念振铎
(未完稿) (注：此稿于1989年春动笔，1998年12月-1999年1月修改，续写)
文/巴金
一
一九五八年振铎在苏联遇难，当时我正在莫斯科，得到消息最早，我总疑心是在做梦。考虑半天，我才对冰心大姐讲了，她同我一起站在大会主席台上，旁边还有几位苏联作家，我们不便大声讲话，我只记得冰心说了一句：“我想他最后在想什么。”她没有告诉我她的想法，我也没有多问。第二天在回国的航机上，我一直想着振铎，我想知道，他最后在想什么？
在北京分别的情景还在眼前。我们竟会变得那样简单，那样幼稚，会相信两三个月后在共产主义社会再见。那个中午，他约我在一家小饭馆吃饭，我们头脑都有些发热，当时他谈得最多的就是这个。他忽然提起要为亿万人的幸福献身。他很少讲这一类的话，但是从他的一举一动我经常感受到他那种为国家、为人民献身的精神。不为自己，我认识他以前，读他的文章，就熟悉了他的为人。他星一样闪烁的目光注视着我，我能感觉到他那颗火热的心。机窗外大朵大朵的白云飘过，不过三个月的时间，难道我们就只能在这一片“棉花”中再见了？
我安全地回到北京，机场上看不到任何熟悉的面孔，眼前有只大手若隐若现仿佛等着和我握手，我心里一惊，伸出手去，什么也没有。真的告别了！
进了城见到曹禺，他刚说出“振铎”二字声音就变了。我本来想从他那里求得一线希望，结果是我们两人含着泪奔赴郑家。在阴暗的屋子里，面对用手绢掩了眼睛、小声哭泣的郑大嫂，我的每句话都显得很笨拙，而且刺痛自己的心。匆匆地逃出来，我拉着曹禺的手要奔往“共产主义”，我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失去的老友约我在那里相见。回旅馆我一夜没有闭眼。我发现平日讲惯了的豪言壮语全是空话。
我参加了振铎的追悼会。大厅里看见不少严肃的面容，听到不少令人尊敬又使人揪心的悼词，我的眼光却找不到一个朋友，连曹禺也没有来。我非常寂寞。永别了，我无法找到他约我见面的那个地方！
二
四十年过去了。
四十年中，我只写过一篇哀悼他的文章，是从莫斯科回来后为报社匆匆写成的，只简单地写出我心目中的郑振铎。以后有机会重读，头一两次还觉得可以应付过去，多读几遍，忽然感到内疚，好像侮辱了朋友。这种奇特感觉我也不知道是怎样来的，但有一件事我永远忘记不了，同他在一起，或者吵架或者谈过去的感情，他从不为自己。我看到敌伪时期他住过的小屋，为了“抢救”宝贵的图书，他宁愿过艰苦的生活，甚至拿生命冒险。看到他那些成就，即使像我这样一个外行，我也愿以公民的身份，向他表示感谢。他为我们民族保存了多少财富！
振铎是因公逝世的。后来听见一位朋友说，本来要批判他，文章已经印好，又给抽掉了。这句话使我很不舒服。
一九五八年我们在北京分别的时候，几座大的博物馆正在那里兴建。他谈起以后开馆的计划，他是那么兴奋。他多年来的心愿就要成为现实，那样堂皇庄严的建筑将体现一个民族的过去和将来。多么光辉的未来。仿佛有一股热，一道光从他身上传过来。以后我每次上北京开会，看到耸立在眼前的博物馆，我第一个念头便是振铎满脸笑容走出来迎接我。“又来了，”我伸出手去，却什么也没有。一切梦都消失了。我还是不能忘记他。
我手边有不少他的著作，书上有他的签名。我们应当是多年的朋友了。有一天和几位友人闲谈，有一位中年朋友质问我说：“你记得不记得介绍你进文艺界的是郑振铎，不是别人！”他说得对，振铎给上海《时事新报》编辑《文学旬刊》时，我用佩竿的名字寄去小诗《被虐待者底呼声》和散文《可爱的人》，都给发表了，我还给振铎写过两封短信，也得到回答。但不知怎样，我忽然写不下去，也就搁下笔了。我还记得我在成都的最后一年(一九二二——二三)，深夜伏案写诗，隔一道门大哥坐在轿内或者打碎窗玻璃，或者低声呻吟，我的笔只能跟着他的声音动，并不听我指挥，一些似懂非懂的句子落在纸上，刺痛我的心。大哥的病又发作了。几个晚上都写不成一首诗，也就无法再给振铎寄稿。离家乡初期常常想家，又写过一些小诗投寄给一些大小刊物，在妇女杂志和成都的《孤吟》发表过。以后在上海武昌路景林堂谈道寄宿舍住下来补习功课，整天就在一张小桌和一张小床前后活动，哪里想得到“小诗”，也不用说文学作品，更不曾给振铎写过信。不但当时我忘记了它们，就是在今天我也没有承认它们是文学作品。否则我就会把《灭亡》手稿直接寄给振铎了。圣陶先生的童话《稻草人》我倒很喜欢，但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圣陶先生，他是在开明书店索非那里偶然发现我的手稿的。我尊敬他为“先生”，因为他不仅把我送进了文艺界，而且他经常注意我陆续发表的作品，关心我的言行。他不教训，他只引路，树立榜样。今天他已不在人间，而我拿笔的机会也已不多，但每一执笔总觉得他在我身后看我写些什么，我不敢不认真思考。
三
我不曾参加文学研究会，圣陶和振铎都是我的前辈。有一段时期我经常同振铎一起搞文学编辑工作。起初我有些偏执，就文论稿，常常固执己见，他比我宽松，厚道，喜欢帮助年轻人，我很少见他动怒，但是对人对事他也认真。我同他合作较多，中间也有吵架的时候。其实不是吵架，是我批评他，我为那几篇文章今天还感到遗憾。在《文学季刊》停刊的话中有一段批评他的文字，当然没有写出他的姓名，我只是训斥那些翻印古书、推销古书的人，我根据传闻，误认为停刊《文学季刊》是他的主意。
我这段文字并不曾与读者见面。不久《文学季刊》停刊号在上海印刷，振铎发现那段文字就把它删去了，杂志印出来，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在另一本刊物上针对他发表了一篇杂感。但他并不作声，好像不曾读过。我和振铎之间往来少了些，可是友谊并未受到损伤，他仍然关心我，鼓励我。
日子久了，了解较深，他搜集古籍，“抢救”古书，完全出于爱国心，甚至是强烈的爱国心。他后来的确在这方面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我看够了日本侵略军的阴谋活动，我熟悉《四世同堂》中老少人物的各种生活。敌人的枪刺越来越近了，我认为不能抱着古书保护自己，即使是稀世瑰宝，在必要的时候也不惜让它与敌人同归于尽。当时是我想得太简单了，缺乏冷静的思考。我只讲了一些空话。他从未提及它们，他也不曾批评我。后来我感觉到没有争论的必要，过去的分歧很快地消失了。那时我们都在上海，各人做自己的工作，也有在一起的时候，我还记得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先生的遗体在万国殡仪馆大厅大殓时，振铎站在我身边用颤抖的手指抓住我的膀子，浑身发抖。不能让先生离开我们！——我们有共同的感情。
以后还有类似这样的事情。
我似乎更多地了解他了。
四
不仅是了解他，我更了解我自己。也可以说我开始了解自己。
我常常回想过去，我觉得我了解别人还是从了解自己开始的。有一种力量逼着我拿自己同他相比，他做了些什么，我做了些什么，他是怎样做的，我是怎样做的，是真是假，一眼看明。
我渐渐注意到我对自己的要求有了一些改变，我看一个作家更重视他的人品，我更加明确做人比为文更重要。我不知说过多少次在纸上写字是在浪费生命，我不能尽说空话，我要争取做到言行一致。写了若干年的文章，论别人，也讲自己，好像有了一点心得，最要紧的就是：写文章为了改变生活；说得到也要做得到。话是为了做才说的。了解这些，花了我不少时间，但究竟了解多少还难说。
我批评他“抢救”古书，批评他保存国宝，我当时并不理解他，直到后来我看见他保存下来的一本本珍贵图书，我听见关于他过着类似小商人生活，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用种种办法保存善本图书的故事，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我承认我不会做他那种事情，但是我把他花费苦心收集起来、翻印出来的一套一套的线装书送给欧洲国家文化机构时，我又带着自豪的感情想起了振铎。
五
回顾自己的言行，认真分析每一句话，看每一件事情，我得了一些好处，这也就是一点进步吧。不用别人提说，自己就明白有了什么失误，动脑筋想办法改正错误。不过我并不曾作道歉或改正的表示。
这是内心的自省。我交朋友即使感到有负于人，即使受良心的折磨，我也不作形式上的悔过。这种痛苦超过良心的责备。但十七年中间发生了变化，自己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到一种面具，戴上它用刻刀在上面刻上奇形怪状，反而以丑为美。再发展下去，便是残害人类的十年，将人作狗。我受了不少折磨和屈辱。我接触了种种不能忍受的非人生活。
振铎有幸，未受到这种耻辱。近年来我和朋友们经常谈起这位亡友，都说他即使活到“文革”，也过不了那一关。我反复思索，为什么我过得了关而他过不了？我终于想出来了：他比我好；他正，正直而公正。他有一身的火，要烧掉从各方来的明枪暗箭。站在批判台上，“造反派”逼我承认自己从未说过的假话。那种吃人模样的威逼严训像用油锅熬煎我的脑子，我忍受了这个活下来，我低头弯腰承认了他们编造的那一切胡话，这样我才可以顺利过关。否则我的骨灰也不知丢在哪里去了。
根据这几十年的经验，我能忍才能过那一个一个的难关。这并不是容易的事：忍受奇耻大辱。我一直认为，活着是重要的，活着才能保护自己，伸张正义。而不少在“运动”中，在“文革”中被人整死的人和所谓“自绝于人民”的人，就再找不到说话的机会，也不能替自己辩护了。关于他可以由人随意编造故事，创写回忆，一时出现多少知己。
我忍受了十年的侮辱。固然我因为活下去，才积累了经验，才有机会写出它们；但我明白了一点：倘使人人都保持独立思考，不唯唯诺诺，说真话，信真理，那一切丑恶、虚假的东西一定会减少很多。活命哲学和姑息养奸不能说没有联系。以死抗争有时反能产生震撼灵魂的效果。
以上的话在这里也显得多余，因为振铎没有能够等到“文革”。我参加了“文革”，每一次遭受屈辱，就想到他，也想到其他许多人，拿自己同他们比较，比来比去，多少有点鼓舞的作用。努力学习别人的长处，我绝不忘记。
六
今天又想起了振铎，是在病房里，我已经住了四年多医院了。病上加病，对什么事都毫无兴趣，只想闭上眼睛，进入长梦。到这时候才知道自己是个无能的弱者，几十年的光阴没有能好好地利用，到了结账的时候，要撒手也办不到。悔恨就像一锅油在火上煮沸，我的心就又给放在锅里煎熬。我对自己说：“这该是我的最后的机会了。”我感觉到记忆摆脱了我的控制，像骑着骏马向前奔逃，不久就将留给我一片模糊。
……
(未完稿)注：此稿于1989年春动笔，1998年12月-1999年1月修改，续写。
郑振铎介绍：
郑振铎(1898——1958)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
字西谛，笔名宾芬、郭源新。福建长乐人。1917年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曾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与沈雁冰一起组织文学研究会。主编《小说月报》、《世界文库》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文学研究所所长。1954年任文化部副部长。
1958年10月18日，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阿富汗王国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途中因飞机失事于前苏联楚瓦什共和国卡纳什地区上空遇难殉职。
主要著作有：《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俄国文学史略》、《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等。(编辑：独孤)
-- 发布时间：2005/10/21 16:33:48
-- 巴金：我也想给读者指出道路 只是没有办法
巴金如是说：我也想给读者指出道路
2005年10月21日
巴金同样永远活在读者心中
“其实我自己也想给读者指出道路的，只是没有办法，指不出道路，所以很痛苦。”
撰稿／陈思和
作者说明： 昨天巴金先生去世，《新民周刊》要我为之提供有关巴金先生的资料。我从笔记本上找出一段于1990年初与巴金先生的谈话内容，当时我所写的《人格的发展—— 巴金传》出版不久，巴金先生阅读了该书后，针对书里所提到的一些问题所作的回答。巴金先生事先是作了准备的，所以我一进去，他就根据我所拟的问题作解答，基本上是他说我记录，偶尔有些插话。我记录下来是为了以后修改这本传记时用的，后来有一家杂志做世纪印象专栏，要去发表过。但好像巴金先生的文集里都没有收录，新近再版的《再思录》里也没有收录。但我觉得里面说到的内容，对于理解巴金先生的生平和创作是很有新意的。所以交由《新民周刊》重新发表。巴金先生的原话我没有改动，但对我的说明和插话却有所更动。特此说明。
1，问：我在《人格的发展》中有一段话是想描述您在30年代选择人生道路的困难和痛苦，我说，“1930年以后，他成为一个多产作家而蜚声文坛，拥有了许许多多相识与不相识的年轻崇拜者，但这种魅力不是来自他生命的圆满，恰恰是来自人格的分裂：他想做的事业已无法做成，不想做的事业却一步步诱得他功成名就，他的痛苦、矛盾、焦虑……这种情绪用文学语言宣泄出来以后，唤醒了因为各种缘故陷入同样感情困境的中国知识青年枯寂的心灵，这才成了一种青年的偶像。巴金的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巴金的失败就是巴金的成功。”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巴金：我常说自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我对自己所走的道路，一直不满意。我在年轻的时候，常常想搞社会革命，希望对人类有比较大的好处。但有时想想，还是做一个作家，用笔写出自己心里的感情。我说过我不是个文学家，也不懂艺术，这是说真话。我拿起笔写东西，就是因为对社会不满，肚子里有感情要倾吐，有爱憎要发泄，我才写东西。但是有一点我没想到，我成为一个作家也许比较符合我的性格，所以是意外的顺利。
2，问：我觉得您创作《激流》等自传性小说时，是夸张了少年时代家庭的封建专制性，而不是您童年时代的实际的状况。
巴金：你说到我写作的“夸张”问题。其实我写小说与真实情况不完全一样。我接受了“五四”反封建的思想，用反封建的眼光去看家庭。譬如我的祖父，你有些想法很好。(指我在《人格的发展》中分析了巴金祖父其实是个思想开明的绅士——思和附记)不过我小时候从眼睛里看出去，祖父的权威是不可动摇的，在旧家庭中家长与子孙辈感情隔得很远，我只有每天请安时看到他，所以我把他当作封建的代表去写。还有我大哥，他在这个家庭里发了神经病，一个人坐在轿子里，把玻璃都砸碎。我那时一个人深夜在房里，听着这样的声音，心里很激动，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认识家庭的真相，开始学会把愤怒写下来，就是这样走上写作道路的。我大哥后来病一直没有好，他最后的自杀也与病有关系。我创作《家》的时候，大哥正好自杀。所以我写《家》就是反封建，并没有考虑其他问题。
但是写小说与写真人真事是不一样的。我在小说里攻击的是旧制度，不是对个人。我在小说里把二叔写成高克明，是个守旧派，其实我二叔对我们不错，他给我们讲解过《春秋左传》，讲过《聊斋》中《席方平》，也是教我讲真话的一位老师。我在《怀念二叔》里说过，在我们老家找不到一个老顽固了。
我写《家》最初是在报上连载，还没有什么压迫，但到写《春》的时候，国民党的控制就严了，如果再写《灭亡》这样的题材要被禁止，那时靳以创办《文季》，我就接着写封建家庭的东西，比较容易通过。
3，问：您好像翻译过蒲鲁东的《何谓财产》，但我一直没有找到这本书。
巴金：1929年，我从法国回来，译了两部东西，先是译克鲁泡特金的自传(即《我的自传》，这是巴金译的第三部克氏的著作，前面两部是《面包与自由》和《伦理学的起源与发展》，都由自由书店出版——思和附记)，最初是由新民书局出的，接着就翻译了蒲鲁东的《何谓财产》，当时有个留法的朋友朱永邦，他回国后主持自由书店工作，我也在那里当编辑。他译了一部蒲鲁东的著作，吴克刚也译了一部。朱永邦建议我们把这三部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一起出，由他负责联系。我们就把译稿交给他去处理，可是交出去后就没有下文了。不久，“一·二八”战事爆发，商务印书馆遭受炮火，许多书稿都被烧毁了。我有一部小说稿，也被烧掉。大约这三部译稿就此不存在了。《何谓财产》的前半部译稿，在《民钟》上连载过一些，我后来还为它写过一篇书评。
4，问：您与萧珊在抗战中走了很多地方，我写这一段时特别没有把握，不知道写得对不对？
巴金：萧珊在抗战时候三次到桂林。我们在1936年认识。抗战爆发后，我在广州编《烽火》，她也在那儿，我们一起在广州沦陷前夕逃出来，这是第一次到桂林。那是1938年11月。第二年我和她经过金华温州回到上海，我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她复习功课，不久就南下，与朋友抱朴的妹妹秦涤清一块到香港，转道越南进入云南，到昆明上大学。她先考上中山大学外文系，读了不到一年，就转到西南联大外文系，我在1940年去昆明看她，然后回到四川故乡。第二年暑假，我再次去昆明看萧珊，我们一起由昆明到桂林，还有一个男生王文涛在一起，这是第二次到桂林。我主要负责文生社桂林办事处工作，王文涛也留在那儿工作。萧珊在开学时又回昆明去继续读书。不过没过几个月，她第三次来桂林，再也没有去昆明，一直到1944年我们结婚。所以她大学没有毕业。
5，问：能否请您谈谈市场经济与文化出版工作的关系。现在商品经济对于文化出版的冲击很大，许多严肃的出版物都面临难以维持的问题，您在1935年与朋友办文化生活出版社时是怎样面对这些问题的？这也是文化出版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的问题。
巴金：文化生活出版社是在1935年办起来的。那时也有商品经济和文化市场的矛盾。出版不景气，文艺书籍，特别是翻译的文艺书籍，都找不到出版社印。人家都说现在没有人看文艺作品，我就不相信。后来编了《文学丛刊》、《译文丛书》，销路都不错。局面也打开了。现在出版碰到的问题主要是体制的问题。现在出版社人多，开销就大，那时人少，而且我们几个人都是义务的，没有人想赚出书的钱，一本书初版800本、1000本，本钱就不亏了。抗战时期我在上海，出版情况不好，印刷厂都很空闲，只要有稿子，排印很快，我那时编了好几本书，像艾芜、屈曲夫、罗淑的作品，都是那时编的。书印出后到大后方去卖，销路都很好。在广州时期，飞机每天在头上轰炸，我们照样搞出版工作，那时只要是对抗战有利，我们什么也不在乎。后来在大后方就困难一些，主要是邮寄不方便，但严肃的文艺作品还是受欢迎的。我的《憩园》卖得好些，其他的书大约也是初版1000本。那时出版物也混杂了许多色情的无聊的读物，我们出严肃文艺就是跟它们斗争。在《第四病室》里写到过这些。(巴金在《第四病室》的《小引》里说：“在这纸张缺乏的时期中，我们多耗费一些印书纸，使色情读物的产量减少一分，让我们的兄弟子侄多得到一点新鲜空气呼吸，我们也算是报答了父母养育之恩，或者照另一些人的说法，是积了阴德了。”——思和附记)我自己一生写文章，从来没有为了钱写过文章，可以说没有一篇是当商品卖的。
6，问：您一直说自己是个业余作者，这“业余”是什么意思？
巴金：我写文章也是有矛盾的，有时也很痛苦，过去批判我没有在小说里为读者指出一条道路。其实我自己也想给读者指出道路的，只是没有办法，指不出道路，所以很痛苦。我在解放后的大批判面前投降过。所以，现在我走成这个样子，并不是我的本意。(插话：“那么您在年轻时，有没有想象您到了90岁以后，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我希望搞实际事业，对人类更有好处。(插话：“那么，按您的个性，假如您参加了实际的革命活动，您的结果可能会怎样呢？”巴金笑了。)所以，我说我充满矛盾呢，知识分子么。-
2005年10月219日 新民周刊
-- 发布时间：2005/10/22 15: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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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默哀
-- 发布时间：2005/11/22 23:2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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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举行巴金追思会
2005年11月22日
新华网上海１１月２２日电（记者 赵兰英） 还有３天，巴金先生的骨灰，将撒入大海。２２日，上海文学艺术界在他曾经工作了几十年的上海市作家协会举行追思会。
遗像上的巴金先生，一脸灿烂的笑容。他以一个世纪的追求，留给人类的财富，将永远灿烂，影响一代又一代人。
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说：“今天，我们可以沿着巴老的思想，一直追溯到１００年前。我想说的，一是重新想像上世纪初知识分子的处境和他们的生活、思想，二是重新建设我们与‘五四’文学的关系。”
复旦大学教授、巴金研究专家陈思和讲述了这样一幕：为巴金先生送行那天，他看到一位晚到的读者，没有赶上见巴金最后一面，他竟然长跪在龙华殡仪馆门前。陈思和说道：“一个作家的离去，有那么多的普通读者发自内心地参与到悼念活动中来，成为一个‘文化事件’，以前只有鲁迅一人，今后不会再有。巴金是坚持和继承鲁迅精神最好的人。”谈到《随想录》，他说：“《随想录》不仅反思‘文革’，更重要的是参与了上世纪８０年代整个思想解放运动。从《随想录》，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我们如何一步一步艰难地从极左路线中走出。巴金在晚年，身边还有冰心、沈从文、萧乾、柯灵、王西彦等一批文化人。他们共同形成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国文化的中流砥柱。”
著名电影导演谢晋懊恼地说：“没有机会拍巴老的作品，终身遗憾。但是，我知道巴老是最容易合作的作者。他从来对别人改编他的作品不发表意见。１９５２年，他去朝鲜。那是有生命危险的，我们在座的人不一定都有他的勇气。他写出了《团圆》这样优秀的小说。”
著名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草婴说：“俄罗斯在１９１６年出版过一套特精装的《托尔斯泰》全集，非常珍贵。冯雪峰当年在俄国，到处去买这套书，结果只买回来半部。有一次听说巴老有一套《托尔斯泰全集》准备捐给上海图书馆。我赶过去看了，正是１９１６年的版。巴老晚年多次说，他要向托尔斯泰学习。他与托尔斯泰有许多共同之处。托尔斯泰是１９世纪的良心，巴老是２０世纪的良心。”
病中的张瑞芳，托人捎来她的怀念：１９４３年，在重庆。巴金的《家》经曹禺改编后，第一次搬上话剧舞台，张瑞芳演瑞珏。那时，巴金来看望曹禺，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经常聚集在张瑞芳那间小屋里，谈艺术、谈人生。８０年代她曾给巴金写信，巴金回信说，他正在赶写《随想录》，已出版了４册，并把书寄给她，说：“你看了书后，就知道我的所思所虑了。”在巴金最后的日子里，张瑞芳住在邻近的病房里。她不忍去看他，但一直在聆听着走廊上的脚步声。当一切平静后，她知道巴金走了，眼泪悄悄落了下来。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巴金胞弟李济生、陈东等人。会议由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孙（禺旁加页）主持。出席追思会的还有袁雪芬、秦怡、乔奇、徐中玉、钱谷融、吴贻弓、奚美娟等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
新华网
-- 发布时间：2005/11/25 13: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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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骨灰今撒东海 成都万人纪念其诞辰102周年
2005年11月25日
中新网11月25日电 据成都晚报报道，今天是一代文学巨匠巴金102岁的生日。按照巴老的遗愿，他的骨灰将和他挚爱的妻子萧珊的骨灰一起撒向东海。
为此，成都百花潭公园将在今日举行“家乡人民缅怀巴老”现场演讲会和万人签名仪式。市民将现场演讲抒发感情、表达对巴老的怀念之情。(黄燕、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