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知青到走上创作道路的回顾 (上)

作者：竹  林

    1993年4月22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的我的长篇小说《女巫》研讨会上，该社老社长李曙光同志在主持会议时说：“竹林是打倒‘四人帮’以后，对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时期文学出版起了开拓作用的一个作者。1979年，刚打倒‘四人帮’，人民文学出版就召开了一次全国中长篇小说座谈会。这次会和当时中国最有名的一个会同时召开——那就是‘理论务虚会议’。当时同时召开的还有另外两个会。对这三个会，加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个会，后来胡耀邦同志作了一个重要报告（指胡耀邦同志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这个报告是胡耀邦同志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重要讲话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长篇小说座谈会，讨论的长篇小说，主要的就是竹林的《生活的路》。”
    事实上，隔着岁月的风雨回顾当初，我对于李曙光同志所说的那些“最有名”的会议其实是懵懵懂懂的，那时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青年作者，我写了一部自己很想写的作品，并且遭受到了许多非议与责难，也经历了一些艰难曲折而已。

    早在1975年冬，在那中华大地尚未解冻的最严寒的日子里，我突然萌发了写这么一本书的念头。说来惭愧，在此之前，我在安徽农村插队当知青的时候，也陆续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可是小说的主角无一例外都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我明知这样的英雄生活中并不存在，可是不这么写就不能发表。
    而对我个人来说，当时我在茫茫人世间无依无靠，屈从权势的事也不肯去做，招工招生的希望就成了泡影。除了发表几篇小说，我不知还能做些什么可以使自己离开那个穷乡僻壤并得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工作。但在那个冬天，当我办理好一切正式的手续，成为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一名正式编辑之后，我决定再也不写那些在生活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故事和人物了。不过我想写一部反映我在下乡六年中所感受到的真实生活的小说，仅仅作为我个人对于那段历史的一个见证，而我并不真正想要发表或出版。
    许多清晨和黄昏，尤其是在1975年冬天那申城罕见的弥天大雪中，我望着窗外白茫茫的天空发呆。这时在我的脑海中，从天而降的却并不是一片片雪花，而是一顶红色的油纸伞，它像早春的鲜花一样在我的视野里含苞怒放——。

    那是我在乡下被推荐上大学而又落榜之后，从县城回生产队，途中，一场暴雨使得山洪暴发，淹没了前面一座架在一处名叫涧湾地方的桥。当时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念头，也许是对于未来和前途的绝望吧，我竟不顾前面的危险，径直朝那滚滚波涛走了下去。
    就在这时，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农民突然从背后大声喊住了我。他告诫我这里十分危险，劝我不要过去。但我仍坚持要过，于是他就拉着我摸索急流下的桥，一步一步朝对岸走去。桥很窄，只有两步宽，走到中间，水已没过膝盖，水的冲力也大了。我踉跄地弯了腰，眼睛死死盯着脚下的水，头脑一阵炫晕。他感觉到我的紧张，鼓励我说：“别怕，不要光看你脚下的一点点水面，抬起头来往前看，只要站稳了就行。”
    我听他的话，试着站直了身子，抬头一看，突然视野开阔了，天地变大了，只见身前是水，身后是水，水连着天，天连着水。这条突然出现的宽阔汹涌的河里，到处跳跃着白浪！
    到了对岸以后，我很想说几句感激的话，但是张了张嘴，不知说什么好。直到他走出很远了，我才想起，应该问一问他的姓名、住址，但是风急、雨大，我的喊声很快被淹没了。我只见一顶红色的油纸伞，在茫茫雨雾里晃动着，渐渐从视野里消失……
    然而，在我生命的视野里，这顶红色的油纸伞从此就未曾消失过。尤其是每当我在生活的道路上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它总会给我以鼓励和渡过难关的信心与力量。因为它使我看到了在生活里人与人之间的同情、爱和真善美的光亮。
    从此，我决定以后无论写什么，都必须用上这个细节，以及这个细节所给予的人生启迪和精神力量。于是一些人物、故事在我的头脑里盘旋起来。有时我悄悄写下一些片段，但是我究竟要写成一部怎样的小说呢？在那时，我还心中无底。我一向都不是很激进的人，抛头露面在我看来是很可怕的事，再加上诸如出身之类的客观原因，所以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戴过红袖章，也无缘批斗过哪位老师。然而在下乡的初期我却是真的抱了一腔热情，真的想要战天斗地改变一下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直到现在我也不能怀疑自己和千千万万的同龄人在踏上征途时那种真诚和热血沸腾的心。问题是生活使我们终于明白了，整个下乡上山运动是对一代青年的贻误，甚至可以说是摧残。我决定要把这种感觉写出来。但是从1975年的深冬到1976年金秋之前，国内政治的压抑与动荡，使我对这一切都只能秘密地进行。

    经过了一番整理素材和拟订提纲等准备，动手写作的时候，已经是1976年的暮春时节。五月间，社内的广玉兰绿莹莹的枝叶间，已缀满了凝脂般晶莹的白色花朵。每天下班以后，我就悄悄地折一朵插在办公桌的案头，然后摊开稿子。因为那时我住在办公室楼上的一间小阁楼里。
    夜深人静，窗外飘着零星的雨，案上亮着孤独的灯，广玉兰紧裹的花蕾在我沙沙的笔声中悄然绽开，好像是一颗纯洁无私的心在陪伴着我。它那一阵阵清幽的香气，使我宁静、使我振奋，使我的心灵发出一阵阵颤抖……天亮时分，花儿吐尽芬芳，花瓣上出现了点点锈痕，一片片落下。我搁下笔，从抽屈里取出一面小圆镜，照一照发黑的眼圈和额上过早出现的细纹，然后放下镜子，用凉水洗一把脸。
然而，这温馨的五月是短暂的，接着是炎热的夏天。我用冷水浸着脚，用湿毛巾敷着脑袋写。而后又到了严寒的冬天。每天等到办公室里的人走完以后，我就一个人悄悄地套上棉裤与棉鞋（这种臃肿的装束在上班时不好意思穿），再抱上一只灌满了热水的玻璃瓶。写着写着，水冷了，手冻僵了握不住笔，就站起来，围着桌子跑几圈。听说酒能御寒，我偷偷买了一瓶，但又实在忍受不了那种辣味，只好又加进许多糖和水。每逢节假日，单位的食堂里不开伙，我就事先买好几个冷馒头，等到感觉头晕得厉害不能再写下去时，才知道是饿了，于是啃个冷馒头充饥……
    就这样，到了1977年的初夏，我的案头堆起了写好的沉甸甸的一大叠稿子。而在1976年10月，“四人帮”粉碎了。当时在举国上下的一片欢腾中，我直觉地感到，这部原不打算问世的书稿，也许会有问世的一天了。但这时下乡上山运动依然是毛主席的号召，凡是毛主席肯定的依然不能否定。我私下里向一些朋友倾吐这个秘密，并给他们看了我的写作题纲和部分稿子。于是马上受到许多好心人的反对。一位资深老编辑问我：“你看过《归家》吗？”我摇头。他立刻紧张兮兮地说：“当年《归家》是作为大毒草来批判的，你这个要是拿出去，比《归家》还要问题大。”不过也有人支持我，比如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副总编辑王一地同志，他那时正住在上海的少儿社修改他的长篇小说，看了我的提纲之后，以他特有的胶东人的豪气给了我亲切的鼓励。另一位支持我的是文艺编辑室的编辑赵元真同志。他看过我的提纲和所写的部分章节之后兴奋地说：“现在‘四人帮’已经粉碎了，所有‘四人帮’所犯下的罪孽和错误都应该受到批判。文学不能再当政治的传声筒，而应该对历史的进程起推动作用。文学作品就是要讲真话，要讲出自己的思考，不能人云亦云……”

    但到我的小说全部完稿时，当时一派荒芜的文艺园地上，新生命的萌芽，还很艰难。那时一个作者是否能发表作品，尚需经过本单位的政审。为了争取领导的支持，一天早餐以后我等在食堂里，看见社长进来了，我赶紧过去对他说：“老刘，我写了一部书稿，想请您审查一下，能不能拿出去出版。”他笑了笑说：“年轻人搞创作是好事”。接着他又表示自己工作忙，稿子他就不看了，同意我拿出去投稿。
    听他这么说，我松了口气。因为在此之前，我已听到不少风言风语，有人说：“看她那个样子，话也说不连贯，还想写小说。”也有人说我“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现在好了，不管别人怎么讲，社领导同意我投稿，将来政审这一关可能就没问题了。于是我首先把稿子交给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很快就被退了。接着我又投寄北京的一家市级和一家中央级出版社，也先后被退了稿。而所有退稿的理由都不约而同，那就是关于下乡上山运动中央尚无结论，所以书稿不好用。
几经辗转，稿子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的负责人孟伟哉手中。孟伟哉以他诗人的激情和敏锐肯定了我的这部小说，并把早春的信息透露给了我。他在书稿上面用铅笔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部小说，我读了一个通宵，掉了几次眼泪。我相信，它出版以后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是全国一千多万知识青年会支持你，他们的家长也会支持你，我也支持你。努力吧，你是大有希望的！”

       然而在当时，国家关于知青问题的昆明会议还没有召开，“左”的思想依然是一种保险系数较大的好东西，再加上“武大郎开店”的传统观念作祟，当我所在单位的某些编辑、领导听说我有这么一部小说可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他们立刻行动起来了。很快，一个批判我的大会就在社内召开了。规格不低，以编辑室名义召开，社领导亲自出马。我的罪名罗织起大致有这么几条：白专道路、名利思想、个人主义、政治品质问题等等。记得有位姓周的老编辑在会上说：“小王这个人嘛，大家知道，她是我们编辑室里最年轻的。可是有一次劳动搬砖头，她那么有气无力，把砖头递得很近。我们许多老同志都比她传得远得多。她真的没力气吗？不，每天晚上她写自己的稿子，干私活的时候就生龙活虎了。这只能说明，她不愿为国家、集体出力；她把力气留给自己。当然，这只是一件小事。不过，从这件小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她的思想政治品质……”
      我欲哭无泪。在那次搬砖头的劳动时，我口袋里正揣着医生开的病假条——我因中毒性痢疾而在隔壁的纺三医院的急诊室住了一夜，拔掉输液的针头就来上班，恰好碰上集体劳动。我不愿对别人诉说自己的病痛，咬牙坚持到最后，想不到却变成了“思想政治品质”问题。
     我没有申辩的机会，也不想申辩了。
     散会了，所有批判我的人都回家了。我无处可去，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发呆。我想，这样一来，我这部作品的政审肯定要被他们卡住了。数度寒暑的辛苦，也就要这样付之东流了，还有我为那个时代、为我的知青朋友们讲一些真话的愿望……

    这时，黄昏的天空沐着风、沐着雨，办公室窗外的广玉兰树憔悴的绿叶，在深秋的寒风中瑟缩。我很饿，但是什么也吃不下。我好像看到回家的人们已经在温暖的灯光下享用晚餐和各自的天伦之乐，这使我感到恍惚。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我在这里虽然工龄最短、工资最低，可每天勤勉地工作，发稿的字数也是整个编辑室里相当高的。
    委屈和批判我可以忍受，但是我无法接受他们对我的这部作品的轻易的封杀。
    我写了一张为自己申辩的小字报，贴到了食堂里。因为除此以外，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于是我的事传开了。对于小字报的内容，反对我的人虽然无法否认它所讲的事实，但是他们大权在握，可以从各方面对我施压——社内宣布不准我住集体宿舍。而那时我除了集体宿舍没有别的地方好住。也许他们以为，这样一来，我就没法再走“白专道路”了，也许这也算是从政治上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吧。
不过这样的关心和爱护我实在无法消受。因为那时我除了单位的集体宿舍，在偌大的上海没有地方能安放一张可供我栖身的小床。我只好赖在宿舍里不走。于是就有人声明自己是奉领导之命前来赶我，还说要把我的铺盖扔出去，有时去锅炉房打水也被阻拦……每个清晨，当我睁开眼睛时，总是胆战心惊地想，今晚，我将安身何处？接踵而来的日子，如一片晦暗的风雨，笼罩在我的前方。而令我欣慰的是，无论怎样的晦暗中，我总能看见那一顶红色的油纸伞。它的存在似乎正变成一种永恒。
    我平时沉默寡言，除了文艺编辑室以外跟其他室的同志几乎没有交往。但是在那些日子里，一些素昧生平的女同志在看到我的小字报以后奋起为我讲话，尤其是美编室的一些同志等，她们甚至主动去找领导说理。这时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报的编辑部主任郭梅尼同志和当时正准备出国深造的温元凯先生特地约见了我，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启发。我的一些知青朋友们，也常来我的宿舍看望我。她们阅读我的手稿，为此叹息，为此流泪，更为此拍手欢呼，希望这部书能争取早日出版……
     一股奇异的力量从我的心底升起，就像当年面对滔滔的洪水那样。我想我要向上级领导申诉。我决定去出版局找局长。因为平时怵见领导，生怕自己看见局长以后说不清话，就事先把要想说的内容写了一页稿纸，揣在口袋里。
一天上午，我来到绍兴路上的出版局，鼓足勇气走进了局长办公室，对一位女秘书模样的人说我要找马局长。她告诉我马局长不在，开会去了。我问什么时候回来，她说不知道。我已从她脸上读出了鄙视和不耐烦，但我仍不肯放弃，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唯一的希望。于是我说：“那么我在这里等他。”她立刻说：“这里是办公室，别站在这里影响我们办公，你要等到外面去等。”
    我只好走出去，站在走廊里的楼梯口。我想如果马局长回来的话，一定会从楼梯下面走上来，走进他的办公室的。

      (未完待续)

             ——我从知青到走上创作道路的回顾 (下)

作者：竹  林

     (接上篇)
     然而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我又冷又饿，可是想象中的马局长似乎永远也不会出现了。就在这时，我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转脸一看，我发现是少儿社行政科里的小彭。小彭问我站在这里干什么？我就把找马局长的过程告诉了他。他一听哈哈大笑，伸手朝办公室里指了指：“喏，那个坐在那里，眼睛正朝你望着的，就是马局长！”
     我恍然大悟，庆幸自己早把要说的话写好了，要不面对这样的局长，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好。
     马局长接过我双手呈上的那页稿纸，看了看就打量我：“你今年多大了？”
我一时不解其中味，赶紧将自己的年龄如实报上。他说：“年纪轻轻就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真不简单哪！”
    我还在那里发木，只见他转过脸去对他的女秘书说：“喂，小李，你也写一部长篇小说给我看看呀！”
    我终于明白了所有嘲讽与轻蔑，也终于认识了马局长。我放弃了请他主持公道的念头，转身走了。

    紧接着，少儿社的影响力也达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该社的少儿编辑室的某位头头首先发难，而且一下子上升到了政治高度¬——《生活的路》是反对下乡上山运动的大毒草！尽管他实际上根本没看过这部书稿，但他自己有一部书稿正在由上少社出呀。
    一部书稿的问题既然被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当然它的出版程序就被搁了下来，而且也等于宣判了死刑。记得当时孟伟哉告诉我为了争取出书他已尽了最大的努力：“脾气也发过了，乌纱帽也掼过了，结果怎么样就要看上面了。”

    所谓“上面”指的大约是该社的社级领导了。我很想写封信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编辑--韦君宜同志，把自己的处境告诉她。但是据我所知，上少社已经有人给国内许多报刊杂志以及出版社发了信函，说我这个人政治品质有问题，不能发表出版我的书。这其中有盖着单位公章的，也有受指使以私人的名义出面的。我想他们往那些不相干的部门都发了信，怎么会放弃人民文学出版社呢？况且韦君宜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对她来说，盖着图章的公函肯定要比一个素不相识的小作者的申诉信可信得多。这样一想，我的心就冷了半截。写信的念头放下了，日子一天天捱过，在上海阴湿的严冬我万念俱灰。忽一日收到来自北京的信，拆信的时候我手直发抖：没有去信怎么会回信？莫不是正式通知我退稿？
    但是，就像风能吹落绿叶也能吹绽花苞一样，貌似退稿签的油印字体向我传达了截然不同的讯息——通知我去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的中长篇小说座谈会。

    在北京友谊宾馆温暖如春的会议大厅内，我第一次见到了韦君宜。她坐在高高的主席台上，短发齐耳，五官轮廓分明，一身蓝布衣裤朴素大方，一口京腔干脆利落，很有几分飒爽英姿。
    我还把敬仰的目光投向自童年时代就崇拜的茅盾先生。茅盾先生坐在主席台中央，跟神奕奕的韦君宜不同，他显得衰老、温和、慈祥。他那带着浓重浙江口音的普通话我听起来格外亲切。突然我听见他提到了我的小说。他说：“最近，我看了《娟娟啊娟娟……》的提纲（当时《生活的路》曾按出版社编辑部的要求改名《娟娟啊娟娟……》）。这部小说如果写得好的话，是会很感人的，我祝她早日问世。”
    巨大的喜悦冲击着我。我有些晕了。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又听见茅盾先生在呼唤我的名字。他叫我上台去，说想要跟我见见面，说几句话。我更晕了。我想我在这样一位大文学家面前能说什么话？我的手往哪儿放？我的眼睛往哪儿看？我惊慌失措，低着头不敢动一动。主持会议的严文井社长一再催促，可越催我把头压得越低。在这样的尴尬中，幸亏冯骥才昂首阔步走上台去，代表与会作者向茅盾先生致意，也为我解了围。

       散会后进餐厅吃饭，韦君宜突然出现在我身边：“你怎么搞的？叫你上台你为什么不上去？”
      这是我第一次跟韦君宜讲话——确切地说，是她第一次跟我讲话，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跟她打招呼，她就走来问我了。那责备的口气不言而喻，要说“兴师问罪”也不为过。我张口结舌，不知该怎么回答她：“我……我只是害怕，真对不起……”
“这有什么好怕的”，她摇摇头，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你就是一时想不起说什么，也该上去向茅盾同志问个好，这是礼貌嘛。”
    她字字干脆，全不顾我的窘态。我懊丧得又抬不起头来了。她这才放缓了口气：“我是替你惋惜。惋惜你失去了这么好的一次机会——也许你此生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果然，一年多以后茅盾先生便溘然长逝。我在悲痛之余，不能不体会到当年貌似严厉的韦君宜对一个普通作者所寄予的深厚期望。

    从北京开会回到上海，单位仍未放松对我的压力，他们宣称要“秋后算账”。 就在傻呼呼的我又被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我在《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了韦君宜支持我这部小说的长篇评论文章。1979年国庆节，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收到了寄自北京的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生活的路》样书。

    然而，此书究竟怎样冲破重重阻力终于得以出版，我也是在93年我的长篇小说《女巫》研讨会上听了李曙光同志的一番话才有所了解。他说：“这部小说，文学出版社敢不敢出书，在当时是一个考验。韦君宜同志和我都拿不定主意。我们把提纲写好，交给了茅盾先生。茅盾先生认真看了提纲。我和韦君宜还专门到茅盾先生家里向他作了汇报。那时茅盾先生也七十多岁了吧！可他还是精力充沛地对这部长篇小说作了认真的分析。他的态度是鼓励作者把小说写出来（实际上那时稿子已经写好了）。这样我们才下了出版的决心。”

    我的书出版之际，正好全国知青大返城了。书一印再印，印数达数十万册。每天我都收到许多读者来信，有的向我表示支持，有的还在信中向我诉说自己在上山下乡中的种种苦难委屈和不幸。国内外许多媒体作了报导。国内率先报导的是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由许锦根写的“正视生活的人”；国外率先报导的是发表在英文版《亚洲周刊》上的由Richald  king写的“上海升起的一颗新星。”当时许锦根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一名学生，而king则是复旦大学的外国进修学生。他们都不辞辛劳穿越市区前来采访我，令我感动。记得king在第二次采访我之后，交给我一个封好的信封，要我过些时候再看。

    我不明白既是给我的信，为什么不能马上看？但我仍尊重他的意愿。待他走后我拆开信封，这时我看见里面有一张10美元的钱和一张洁白的信笺。信笺上有一行用纯蓝墨水写的中文字：“竹林，知道你的曲折经历和遭遇。实在很不好意思，这一点点钱，请你吃一顿好一点的饭。”

    透过迷茫的泪雾，我好像又看见了那顶鲜红色的油纸伞仿佛从天而降。我把信和钱都收藏起来了。

    再次见到king是一年以后了。他从美国飞来上海，告诉我他在剑桥大学的博士论文已通过，写的正是研究《生活的路》的论文，而他译的《生活的路》的部分章节也将发表。我执意请他吃饭，但是没有提我在他留下的那个信封里看见了什么。我知道这是永远不能触及的话题——直到90年代初他担任加拿大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直到今年春天他从多伦多来到上海，带来刚刚在夏威夷出版社出版的他翻译的我的中短篇小说集，我们有过许多一起吃饭、交谈的机会，但一次也没有谈到过那封信。而他问得较多的一个问题只是：“为什么自《生活的路》以后，很少再看到关于你的消息？你好像从文坛上消失了？”

    最初听他这么问，我有点无言以对。当初书已出版，我的所谓“政治品质”问题也不攻自破了。不过在那个年代，可以整人的武器还有很多。我求告无门，就给韦君宜写了一封长信。我这么做只是希望得到一份理解。没想到她在不久召开的全国文代会上为我作了一个专题发言，发出了支持和帮助青年作者的热切的呼吁。80年代初我不得已去了上海郊区嘉定农村生活写作时，她又亲自前来看望我，并向在困境中给了我一块栖身之地的嘉定县二中的老校长张昌革鞠躬致谢。我觉得我的生命之杯因这么多的重恩而满溢，至于我个人是否从文坛上“消失”，又有什么重要呢？更何况，文艺界还有很多前辈，如茅盾、冰心、萧乾、秦兆阳、严文井、江流、以及许多相熟的和不相识的朋友在我面临艰难的时候都曾毫不犹豫地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这些都是我终生不会忘记的。

    放眼今日文艺园地，已是百花争妍的春天了。如果单从一部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而言，如果以当前标准去衡量的话，我的这部《生活的路》已经显得十分稚拙浅陋了；因为它只是为当时受尽苦难、遭尽不幸的一代知青发出了第一声呐喊，说出了一些真话、反映了他们的一些真实的思想和生活命运而已。而尔后许许多多反映知青生活的文艺作品，对那段生活的认识与反思，要深刻和全面得多。就是我自己在十几年后写的另一部反映知青生活的长篇《呜咽的澜沧江》，也已经可以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回过头去分析和思考当年知青运动的社会历史渊源，理解知青们与命运抗争、对理想和人生价值的觉醒与追求了。

    那么，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在这里重提上面这些往事呢？其实，我这样做，并不是要和当年在极左路线影响下推波助澜、以整人为己任、以别人的失败与痛苦为乐的人算帐，因为这些人也只是一些失却了自我的可怜者，尽管以后他们中的不少人又会摇身一变而成了改革开放中的弄潮儿，甚至捞到了权力，发了横财，但他们始终不会真正懂得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重提这些往事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新一代的年轻人，能够了解和思考我们民族历史上的这一于今已让人无法理解的非常时期，让那些仍在房龙笔下的无知山谷中的爬行者有所震动和觉醒。

    总之，我想，我的《生活的路》只是在那个特殊时期率先钻出冻土的一株小草。小草未必能长成参天的树，或开出美艳的花，但确确实实，小草沐浴了文艺界思想解放的第一缕春风。并且让我感到特别有意义的是，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经济改革的浪潮正是从安徽凤阳——我在《生活的路》里所描写的地方开始的。

    撰写此文之前我悄悄去了一次凤阳，因为当年我曾在那儿插队落户。原以为物是人非没有谁再会认出我了。不料刚踏上那片土地，在问路时就有人叫出了我的名字。一位近五十岁的中年人说：“你给我打过针。”还有人指着一片空地说：“当年你抢救一位喝农药自杀的妇女，床就摆在这儿。”热泪从我的眼眶溢出，我想说，在未来的日子里，在我尔后的创作生涯中，我永远要呼唤那一顶从风雨中消逝的红色油纸伞！因为经过大半辈子的写作与思考，我终于认识到，人生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就存在于对善与美的渴望和实践、对思想自由的追求之中，这是人类最终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