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大乱前夕，美丽的厦大校园里，凤凰花照样开得如火如荼，但人们已经无暇去欣赏它了……
 

  
   
  　　1966年5月，“文革”大乱前夕，美丽的厦大校园里，凤凰花照样开得如火如荼，但人们已经无暇去欣赏它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全校处于半停课状态，尤其是中文系，师生们根据上级的指示，集中力量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实在是佩服当时的系领导，为了把这次批判会开好，特地去动员陈梦韶也就是陈敦仁先生出来当“反面教员”。

　　其时，陈先生是系里惟一亲耳聆听过鲁迅先生教诲的学生。1926年秋，鲁迅先生在厦大中文系任教时，十分喜欢他，也很看重他，临离开厦大之际，百忙中还特地为陈先生根据《红楼梦》创作的大型话剧《绛洞花主》写了很有分量的序言。对此，陈先生很是为之自豪。他津津乐道地说，当时，校方设宴送行，被鲁迅婉言谢绝，而我送了一碗阳春面，先生却高兴地吃完了。当时，幼稚的我，还以为阳春面是很高级的东西。后来，才知道那是厦门最普通的光面。

　　他给我们上《古代汉语》课。我们一直很难理解，精明的鲁迅先生为什么会喜欢他呢？因为在我们同学的眼光中，陈先生是个有点落拓且“落伍”的人，他经常喜欢穿一套粗呢的西装，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不大修边幅，上课时，说到高兴处，就手舞足蹈，自然联系现实发挥开去，毫无顾忌地针砭时弊，甚至不顾有攻击现实之嫌。于是，每当他上课，我们的教室后面就端坐着两个年轻的党员教师，下课后，及时进行“消毒”。他并不当一回事，下次照讲不误。这一回，系里请他出来当“反面教员”，他欣然答应，而且诙谐地对我们说，我本来就想跳出来的，毫无顾忌。

　　批判会是在厦大群贤楼的梯形教室里开的，足有数百人之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厦大校长王亚南先生亲自出席了会议。他当时主要的精力是在上海著述，很少回来，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胖胖的个儿，不高，已经谢顶了，目光和蔼、亲切。他开始作了一个简短的讲话，毫无剑拔弩张之意，中心的意思是说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并不完全了解这场大批判复杂乃至险恶的政治背景，也不完全理解王校长讲话的深意，更没有想到此后居然是使千千万万人涂炭的“十年浩劫”。我们只是本能地感觉到这次批判会不大寻常。

　　最后发言的是陈梦韶先生，他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用了大量的史料对姚文元的文章进行了严正的反批判，讲到最后，他激动起来，几乎是在喊：“姚文元颠倒是非，把吴晗《海瑞罢官》这面大红旗说成是大白旗，而且拔掉了；我，现在就是要高举《海瑞罢官》这面大红旗，让它高高飘扬！”他一边说，一边走，像上课上到得意处一样，边走边说，最后，出人意料地做了一个非常潇洒的双手举旗的动作。尚不谙世事的我们，情不自禁地给了陈先生一片雷鸣般的热烈掌声。“反面教员”居然受到了如此的厚待！在主席台上的系领导本想制止，但已经来不及了。后来，我们参加的批判会太多了，但这次有点不伦不类的批判会却永远留在了我们的心底。

　　“文革”大乱，陈先生当然受到了冲击，吃了不少苦头。幸运的是，他终于熬到了“四人帮”被清除以后的艳阳天，为新时期的鲁迅研究踏踏实实地做了许多工作，赢得了学界的高度评价和尊重。1984年，他去世的时候，《厦门日报》郑重发了讣告。20多年过去，他创作的《绛洞花主》终于与读者见面。睹物思人，我们当学生的看了，百感交集。他走了，带走了一个时代的缩影，但带不走的，是我们品咂不尽的无限感慨。

 稿件来源：厦门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