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对着台北的你说话。我正“翻译”着你，被出生地牵绊、被命运网住的你。你像一只动弹不得的蜘蛛，惯性地依恋于脆弱的网上。虽然明知它一弹就破，但一只没有生命力的昆虫，飞不走，更飞不远；每一次的展翅扬翼，后面都是断羽。你只敢停留，也只熟悉停留；虽然聪慧如你，且明知此去留不长，但你还是乖乖选择让“昔日”决定了你的一切。

　　上海是一个离散的城市，属于一个离散的世纪，但她一点也不悲怆。全球化，让一些人不断地离开他的旧居地；每一个离散都代表着与昔日无情地告别，同时又与未来热切地拥抱。借居上海，相隔两地，我看着两个我，一个怯懦不愿改变的我，与一个已等不及要奔放的我；分裂成两半，卡住了我全部的人生。

　　在上海，我遇见本世纪世界性的第一批新移民。他们正回头咀嚼一百年前一群勇敢的旧移民所留下的文明。上海永远属于勇者与智者，19世纪末抛下江南庭园的地主，五十年代预知战乱的逃离难民，以及近十年从全世界涌入的新居者。上海不属于任何一个文明，它永远在过渡，从传统过渡到现代，从没落过渡到繁华，从一个文明过渡到另一个文明。她的周遭事物时时刻刻在变，没有“文化的界线”，只有人性弱点的界线。上海不属于弱者，至少不属于舍不得割舍昔日的弱者。

　　在上海的一天，必须同时经历一个膨胀的我与分裂的我。每一个上海人都活在无穷的可能性中，哪怕只过客一日的旅客都可轻易沾染这种膨胀性。全中国有500万个画家，一旦落脚上海，苏州河旁的文化产区艺廊，使他有机会向外国收藏客高价卖出人生第一份画作；外滩三号画廊将一名默默无闻的穷小子捧成收银子都来不及画作完成的国际名家。

　　一个德国作家这么写着，“在上海，我们每天都在接受惊奇。”

　　没有人在等待平凡，也没有人相信平凡。上海的六月天，自是闷热，但人们习惯性讲的话，“做了再说”，就这么推着上海日日改变风貌。

　　一个台北人来到上海，好像不得不意识自己的“死亡”；在台北人们只能等待时间将青春腐蚀，直至某日终归灭迹。我的台北朋友们已这样过日子很久了，每天参加不同的派对，讲相同的废话，做十年来一成不变的事。在一个几近“死亡”的城市中，我们都像“长错了一根骨头”的孽种，没得超脱。

　　走在上海瑞金路上，两排梧桐树，叶片斗大，叶儿相衔，圈成拱形的翠绿天然花架，远望像一场喜宴婚礼，祝福行将穿过的旅人；每个路经之人都是被上天祈福的新郎新娘们。路旁老店还没完全翻新，但有些台北没有的文化质感美术店，已然开张。橱窗中一个形式简单的ArtDeco小凳，上铺一张绿底白纹的美术纸，灯打其上，上海绿像跳起了芭蕾，不同角度，亮着不同层次的绿光。上海连颜色都有着变化，为什么台北人如此害怕改变呢？

　　在上海，碰见许多喜爱我的电视观众，十个有九个劝我放弃台北的一切。“你在电视上绕来绕去，说的都是同一个事实，台湾正一步一步地衰退；但说完了，你能改变吗？有权力的人愿意改变吗？”我和他们对话，好似一名“死者”正坐在我的对面，无精打采地看着我；而那个“死者”正是昔日的我，无法脱离台北的，分裂的我。

　　从大历史角度看，上海正主宰着未来世界的一部分，这和台北恰恰相反。台北正蔓延着一种宿命的疾病，每次“重大”事件的发作，都预言着衰落；上海好似台北遗落的那一半；每个惊奇，都像一面镜子，告知台北昔日繁华已去，花红不再；只问居住其间的我们，敢不敢逃离？

　　写上海的一天，很像托尔斯泰叙述《我生命中的一天》。刚开始托尔斯泰只在描述他某日的生活景观，一个简单生活记录；但写这一天却足足写了一个月，他发现永远无法完成。因为他意外一天所遭遇的事物关涉整个人生；更糟糕的是，某些经验会随着时间与空间而改变。往往我们本想记录一天的表象，比如记录上海的街景与时尚；可是潜在于人心灵深处的“真实性”却溢出这些表象，成了那一天主要的经验。

　　在上海的一天，我想起“尹雪艳”（注：白先勇小说中的人物）。她从上海到台北，只为了预言“一切皆空”。在一场不可逃避的悲剧中，“尹雪艳”站在一旁，叼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地喷着烟圈，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的互相厮杀。“尹雪艳”总也不老，今日她若再活着能从台北回到上海，她将预言什么？“花虽无百日红”，但总再能求红？

　　或许吧！在台北的我，太忙了，没有时间意识孤独。唯有欢乐的上海，让我想起台北的孤独。

　　原来我翻译的不是你，是我自己。我的童年、我的现在、我的未来。这是一个离散的世纪，两座彼此陌生的城市，把一个活生生的我离散了。

　　搭乘返回台北的飞机，浪迹上海一天后，转返故乡，台北正以冰冷的怀抱等待着我。等待着每一个惦念她，又改变不了她的归乡游子。
                                                                                                         (  ----  陈文茜) 
 
         中国时报（台湾）2005年06月28日

         偶看到的陈文茜     其实就是“ 一个台北人来到上海”   忽然激活了人生的智慧——    潜在于人心灵深处的“真实性”却溢出这些表象，成了那一天主要的经验      （引者）

       上海永远 属于勇者与智者，19世纪末抛下江南庭园的地主，五十年代预知战乱的逃离难民，以及近十年从全世界涌入的新居者。上海不属于任何一个文明，它永远在过渡，从传统过渡到现代，从没落过渡到繁华，从一个文明过渡到另一个文明。她的周遭事物时时刻刻在变，没有“文化的界线”，只有人性弱点的界线。上海不属于弱者，至少不属于舍不得割舍昔日的弱者。

     　一个台北人来到上海，好像不得不意识自己的“死亡”；在台北人们只能等待时间将青春腐蚀，直至某日终归灭迹。我的台北朋友们已这样过日子很久了，每天参加不同的派对，讲相同的废话，做十年来一成不变的事

        【陈文茜简介】

　　 陈文茜，1958年生于台中，台湾大学法律系法学组毕业。台湾著名时事评论员、节目主持人，她主持的谈话节目长期名列台湾电视台首位。拥有博士学位，曾任唱片公司总经理、民进党中央党部文宣部主任、现为商业周刊时评专栏作家的陈文茜横跨台湾政治、商业与媒体界，是颇具影响力的风云人物。有“台湾媒体皇后”之称。

　　她在政界人脉深厚，常有独家资料披露；她对两岸关系、台湾政局与台海局势、国际问题，特别是中美关系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独到的见解。

　　2005年，陈文茜加盟凤凰卫视，主持一档谈话节目《解码陈文茜》，将她睿智、幽默、犀利、雄辩的风格展现在全球华人观众的面前。

　　陈文茜简历

　　1958年生于台中，台湾大学法律系法学组毕业

　　1982至1983年任《中国时报》美洲版副刊主编

　　1987至1994年纽约新社会研究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历史社会学博士班

　　1995至1998年担任民进党中央党部文宣部主任

　　1998年获《亚洲周刊》英文版评选为1997年全亚洲25位“创造趋势人物”之一

　　1999年迄今任《商业周刊》首席顾问与专栏作家

　　2000年迄今 “国政基金会”(国民党智库)资深顾问

　　2002至2004年担任台湾“立法委员”

　　2005年任凤凰卫视《解码陈文茜》节目主持人  

       著有《文茜小妹大一》、《文茜小妹大二》、《文茜咏叹调》、《虚拟人生》、《只怕陈文茜》等

似乎所有的秦佣要活过来

            与李敖等并称台湾四大文化名人的陈文茜，近日加盟凤凰卫视，并将于明年1月2日正式开辟她的全新栏目《解码陈文茜》。这也是自李敖之后，又一位以名人身份加入凤凰军团的主持人。

　　陈文茜是台湾著名时事评论员、节目主持人，她主持的谈话节目的收视率长期名列台湾电视台同类节目首位。她拥有博士学位，曾任唱片公司总经理、现为台湾某周刊时评专栏作家。陈文茜是横跨台湾政治、商业与媒体三界，颇具影响力的风云人物。《解码陈文茜》是一档谈话节目，陈文茜将在其中通过视像联线与全球各地的政要、学者、新闻当事人、时事评论员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内容涉及政治、文化等社会热点话题。

　　■我是比受邀嘉宾更熟悉内情、更有观点的主持人

　　对于所谓的“名人栏目”，陈文茜说：“名人做主持人是有些优势的。第一他（她）的人生阅历很多，你能成为一个名人也一定有其道理。像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的政治经验很丰富，所以当我们看一个事情，挑选一个题目的时候，我们不会那么浅，比如大家想要知道什么是反国家分裂法、陈水扁怎么对应，我不会全问我的嘉宾，我大多数的嘉宾还没有我熟悉这个事情，他们还没我了解陈水扁。”换句话说，普通主持人是要通过嘉宾的回答来完成自己的节目，而作为一个本身就是超级嘉宾的“主持人”，陈文茜会在节目中提出并坚定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不受被邀嘉宾的左右，用陈文茜的话说:“我们主持的节目不是在向大家提供资讯，而是在告诉人们，如果你没时间浪费在收听咨询上，那就直接看我们的节目，我给你们的是比较权威的结论和观点。”

　　■我不太甘心写出东西只给两千多万台湾人看

　　至于陈文茜此番与凤凰合作的最终目的，记者没有想到她的回答竟如此直接，她说：“我要在大陆成名，因为我要来大陆卖书，我要当一个华文作家，我不太甘心写出东西只给两千多万台湾人看。我从小的意愿就是当一个写作者，要写给所有看得懂中文的人看。”“那你觉得内地观众与港台观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不是那么了解，因为我刚刚来，刚刚来的人只有想像，没有那么多的理解。

       我的想像也很‘无厘头’———内地不像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而是非常古老文明的社会，我觉得它像一个封闭已久的秦马俑，突然尘土被掀开来，似乎所有的秦佣要活过来，大家都被震动了，感觉中国是这么一个气氛，渴望亮光的，渴望一种精神文明。这样一个人在崛起、在打开眼睛的过程，这样一个国家在崛起，以及一直往开放的路上行进的过程，都充满了生命力，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中国。因为我了解中国的历史，知道它曾有四五百年的时间在一步一步地衰落，在这四五百年中，所有的文人也都在想中国为什么衰落。我们这一代很特别，我们看到中国站起来，看到和参与了这个站起来的过程，特别不想失去这个机会……”

　　■我刚从美国回台湾从事政治工作的时候，十个指甲涂十个颜色

　　事实上，在谈及内地观众与港台观众的差异前，陈文茜最先拿来开刀的竟是记者，她说：“今天早上有一个北京的记者坐下来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把我吓坏了，他说在中国内地没有一个人在电视上可以有像你头发这种颜色，我说我今天已经很正常了，他又说很难想像，一个像我这样的、所谓在权力高端的女性可以这样为所欲为地穿着，这在中国内地是很难见到的。

        我告诉他这在台湾也一样，在世界任何地方其实都很难。我从美国回台湾刚开始从事政治工作的时候，十个指甲涂十个颜色，我就要告诉他们我不一样，我虽然是这样，可是我还是讲政治文化，讲得让很多人心服口服。你必须有观念，自由很重要，这种自由是很多小小的个人变成大大的自我的过程，这个大大的自我使他们充满了信心，风格就特别强。我活得就比较自由。我会跟很多朋友讲，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比追求自我的自由更重要的事情，这个自由不是随随便便讲的，很多时候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包括职业、包括社会角度……这都是很难的……”

　　■李敖最大的弱点就在对待女人上

　　陈文茜还谈起了她眼中的李敖，她说：“李敖现在只剩上半身可以吹牛了，他最近又吹牛，说他到82岁时要学杨振宁———而且28岁的女人还是太老，他要娶个18岁的老婆。我对他说，我赞成。因为李敖对女人不错，不过他要开始累积财产……”“您说李敖对女人很好怎么理解？”“公开的时候，我们互相扯后腿，在私下他对我极其温柔，而且很绅士。李敖最大的弱点就是在对女人上，打个比方，

　　一个女人要想整上司，就想办法写稿子骂李敖，李敖是一个大男人，他不能告一个女人，而会告你的老板，这是李敖第一个特质。第二个是他骂女人，不会骂别的，只会骂你老、丑，你只要不在乎这件事，他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李敖对女人非常温柔，而且非常客气。其实在中国男子里面，我很少看到像他这种英式的人。像我去国外买台灯送他，都要买英国式的。他家里面书柜都是木头的，包括他的夹克，他也喜欢英国牌子，他拿的拐杖、戴的帽子，也是英国派的，他还有一套纯英文的百科全书……他爱中国的老东西，也爱英国的老东西，而到了法国他就头昏掉了，他觉得拿破仑这些人简直是乱七八糟。”   

　　　来源：北京青年报

        台湾有两大名人，均是特立独行，舌灿莲花，锋芒毕露，文采出众，一是李敖，一是陈文茜。

　　 李敖已多年盛名在外，在大陆也多有著作出版。但一头浓密且长长柔柔的红发、衣着绚丽出位，熟谙台湾政坛、时常针砭时事的陈文茜，大陆的普通民众可能知之甚少，但在台湾她却是家喻户晓的名女人，据说连穿着睡衣遛狗，都有人找她签名。李敖称她为“我所见过的最聪明的女人”。她的坦率和霸气也是女人中罕见的，近日她说：“我要的历史地位是当两岸谈判代表，是台湾辜振甫的位置。”

　　岛内政坛掀起旋风

　　陈文茜的出名，可以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1995年5月1日，她结束在美国10年的留学生活，回到台北。5月10日，她已成为民进党文宣部主任。不到月底，全台湾人都认识了她。一个思路清晰、口才敏捷、妖艳华丽、一出场就抓住众人眼球的政治女性，顿时光芒四射。她组织的载歌载舞的助选活动一扫民进党一贯的苦情形象，她的出现立即在岛内政坛刮起了一阵旋风。

　　从政女性可以穿得像个女人吗？虽然陈文茜在党内是元老地位，但某些“中常委”还是忍不住说：“你在电视上表现得非常好，讲话我们听了也很感动，可是你可不可以把裙子穿长一点？把头发剪短一点？”

　　陈文茜给台湾政坛带来的震动前所未有，那段时间甚至出现了一个专门的词语———“陈文茜现象”。这个不穿灰色套装，不剪“男人头”的政坛女性，获得了成功。她改变了女性从政的形象和语言模式，成为后来者可以效法的榜样。现在的台湾政坛，女性可以不同于亚洲其他地区的从政女性，可以留长发，穿浅色衣服，公开流露女性的美。

　　阿扁算她政治后辈

　　陈文茜和政治的渊源很长。在她还是台大法律系学生时，这个20岁的年轻女孩，就已经开始参加党外政治运动，属于台湾民主化运动的第一批参与者。毕业后，她白天在《中国时报》副刊当主编，下班后做传单，完全是义务的工作。

　　陈文茜过人的才能很早就显示出来。24岁时，她已经是竞选总干事，48个小时只睡2个小时，辛苦而负责。但是直到1987年赴美留学，政治工作对于陈文茜始终还是业余性质的。除了担任副刊主编，她还担任过一家外商银行的法务主管，小小年纪管理着一些40多岁的老员工。她的执著和负责是一般人远不能及的。有这样一个例子：100多页的合同，牵涉一两千万的贷款，她做的合约里没有一个字有拼音错误，她看了9次，意味着她的打字秘书要看9次，她的助理要看9次，一共27次，而且那时没有电脑。

　　正是由于这一段经历，陈文茜在民进党内堪称当之无愧的“元老”，和许信良同辈，之后的陈水扁只能说是她的政治后辈。

　　遛狗都有人找签名

　　1987年，自言没有政治野心的陈文茜，在民进党成立后，离开台湾，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度过了极其重要的10年。陈文茜读书不为学位所限制，她的目标就是日后回台湾做一个评论员，因此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运动、国际政治、恐怖主义等，轮番研究，而且每天只在早晨读书3个小时。看似漫无目的的读书生活给陈文茜打下了广博的基础，到现在她还很庆幸能够按自己的意愿去学习，“如果不是念的东西非常广，会很贫瘠，到后来就很难冲刺。”

　　回到台湾后的陈文茜，果然如她自己所预言的，坠入“水深火热”的生活，站在政治的风口浪尖，迅速走红。她曾经戏称，连穿着睡衣遛狗，都有人找她签名。她在民进党名噪一时，但很快又与之决裂。对于她的离开和短暂的“回锅”，人们有诸多争议。有台湾学者称她这么做是因为政治伙伴许信良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无望，她自己则表示，她的离开是因为对民进党感到失望。

　　高票当选“立法委员”

　　但是，陈文茜并没有真的隐退，她和台湾政治依然息息相关。早在1996年，她便开始主持政论性节目《女人开讲》，2000年又推出《文茜小妹大》，在节目中她每每引经据典，抨击民进党政府。由于她对民进党了解透彻，往往能够切中要害，因此她被认为是台湾政坛“打击扁政权”的专家。

　　2001年，陈文茜又一次高调介入政坛。她以无党籍身份参选“立法委员”，没有举行任何大规模造势活动，却以高票当选。她说当了3年的“立委”，把身体都当坏了。陈文茜说，“我不提没有重大政治利害的法案”，“台湾高铁”案、“中华电信”案、“健康保险”案，这些看似和政治无关的法案却能动摇陈水扁的权力基础。她甚至亲手设计“公投法”，将门槛提到公民数的二分之一。

　　从泛绿跳到了泛蓝

　　2004年，台湾选举年，陈文茜再度大放异彩。从泛绿到泛蓝，她又为连宋竞选“总统”出谋划策。她头脑灵活，点子很多。据有关国亲阵营人士透露，连战也相当欣赏陈文茜，私下常夸她，“说理清楚，条理分明”。但是，枪击案和选举的失败，令陈文茜再一次离开台湾，虽然短暂，却带着无比的失望和伤痛。2004年12月，陈文茜宣布离开政坛。

　　不再处于权力中心的陈文茜决定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写作，而且她也准备转换城市。因此，2005年，她在香港凤凰卫视拥有了一个新的栏目《解码陈文茜》，在节目中，还是延续她一贯的作风———“听陈文茜怎么说”，在与嘉宾的对话中，她始终处于强势和控制地位。她可以顺利地采访连战，可以连线台湾政坛重要人物。她也在大陆观众中引起了争议，有大陆网民称她“不过是来自小岛的聪明女人”，这令充满女性意识的她异常气愤。

　　想当两岸谈判代表

　　陈文茜口才出众，文章也很精彩。目前她在台湾的《中国时报》和《商业周刊》分别开有专栏。她正在酝酿一部关于慈禧之墓被盗的历史小说，计划在小说完成后，再拿到好莱坞去拍电影。她的坦率和霸气是女人中罕见的，她甚至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我要的历史地位是当两岸谈判代表，是台湾辜振甫的位置”。

　　这位17岁离开家乡台中到台北，27岁离开台北到美国，37岁离开美国回到台北，47岁来香港的奇女子，人生浮沉，绚丽精彩。她说，如果现在死了，讣文就写“陈文茜，47岁，留下5只狗，争议一生”。
            南方人物周刊  /《江南时报》 (2005年06月25日 第二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