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俞剑鸿(台北)

　　王永庆是台湾的工商业钜子，他时常说他不懂政治，但是，于4月2日，他针对许文龙在上个月下旬震撼性由独派转变为统派人士说了一些话，其中提到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在日本占据台湾期间，台湾人是三等公民。

　　当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台湾人民期待中国国民党能够善待他们，也就是让他们能够成为一等公民。当时，国民党代表全中国，同时，美国、英国、法国等等也都支持它，可是，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让大多数台湾人觉得他们只是二等公民。搞台湾独立运动就是这么慢慢茁壮起来的。

　　2000年3月，陈水扁当选为总统，象征着“外来政权“的结束的开始。这就是说台湾人终于觉得他们“当家作主”，亦即成为“一等公民”了。为什么要加一个引号？这是因为他们心里很明白一件事，也就是台湾只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像大陆也是中国的一部分。换言之，他们在台湾的一等公民身份和地位好像总是缺少了一些东西。

　　
台湾人也要在大陆当家

　　北京也知道台湾人要当家作主，只不过是它忽略了台湾人也渴望要在大陆当家作主。唯有这样台湾人才会真正的感觉到他们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一等公民。

　　当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反分裂国家法之后，现在担任立法委员的名嘴李敖说，台湾人终于可以“共产”大陆的财富了，因为从此以后台湾和大陆不会在法理上分开。

　　我完全同意这种看法。易言之，在今年3月14日之前，不少的台湾人害怕的是大陆的红色恐怖。他们担心对岸的人民会来“共产”台湾人民的财产和剥夺他们的基本政治权力。我的进一步看法是，能够共产那些已经持续增加的大陆财富，会让很多台湾人感觉到他们会变成半个经济上的中国一等公民。

　　紧接着，大陆就要让台湾人得到另外半个政治上的中国一等公民的身份和地位。如此，台湾人才会真正的放弃台独。

　　走笔至此，我们不得不检讨一下过去中国共产党的对台科学决定政策能力和误区。毛泽东曾经指出，领导干部的职责概括的说为出主意和用干部。所谓的出主意就是科学决策，没有决策就不能开展工作。

　　所幸，中共承认它的诸多弱点。有的领导干部习惯于凭经验办事，决策上存在着不准的瞄准点、不高的站立点、不紧的结合点、不实的落脚点等问题。直到今年3月30日晚上，我们才看到由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率领的参访团14位代表和中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陈云林为首的14位中共相关部门人员，共同取得了10点共识，例如优待台湾农产品销售到大陆、开放大陆金融市场和奖励台湾学生赴大陆就读大学。

　　老实说，中共早就应该在1979年1月1日主动提出这些东西来了。不过，还好，这10点已经吸引了众多台湾人民的注意力，并且把泛绿的三二六大游行给比了下去。

　　也有中共领导干部是凭他们的想像力、喜好等等来决定政策的。中共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试问：贾庆林、唐家璇和陈云林或者他们的智囊跑遍了台湾地区的309个乡镇吗？

　　还有的领导干部是凭资历或者凭所担任的职务来搞决策。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江泽民下令向台湾地区发射导弹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如果他在2000年3月才做出这个动作，阿扁是不会当选的。

　　去年10月13日的《解放军报》在第7版说，必须要建立决策责任制度，视情况给予那些造成重大失误和损失的干部处分。须知，从1996年3月到2005年3月，在美丽岛生活的我们几乎听不到统派的声音，一些国民党资深党员也公开的呼吁就他们的党名去掉中国这两个字。

　　总之，大陆要跳出决策的误区并且建立调查研究制度、专家咨询制度、公示制度和群众听证制度，才能就减少支持台独的人数或者增加成为中国一等公民的台湾人数对症下药，不再枉交学费。

·作者是台湾铭传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教授
 

文／李朝阳

　　一位层次甚高的民进党当局官员这样看待陈水扁处理两岸事务时，碰到的两难：

　　“‘总统’很清楚，他8年任期的历史地位评价，最后还是要由和对岸交涉的成绩来决定的。他很早就下定决心，在任期最后，不必考虑那么多‘国内’政局因素时，要全力在这个点上做出突破。这最后的突破，就可以取代之前所有的混乱与争议”。

　　权力中人的困局，带来大慌乱

　　这段话非常精确地点出了外界不容易理解——权力中人的困局。几年来，陈水扁一直在等待、一直在准备，要在两岸关系上大大发挥，可是他自己权力主要来源，毕竟是一群不希望、不打算看到对大陆关系有什么突破的选票上，陈水扁只有在疏离自己本身权力基础的风险条件下，才能在两岸议题上有所发挥。然而，失去权力基础，可以不顾权力来源的陈水扁，还有办法在台湾关键决策上有影响力吗？

　　我们可以从陈水扁的困局中，理解许文龙、江丙坤相继大动作，带来的民进党大慌乱。如果陈水扁真的完全不在乎两岸关系，如果他的心态已经走到“台联党”所站的光谱最极端那边的话，老实说，这样的发展，没什么好慌乱的。

　　政治生涯的筹码，被插曲打乱

　　为什么会气急败坏？因为陈水扁依然思考着要握有两岸协商主动权，而且要用两岸协商做他自己政治生涯的重要筹码。也因为陈水扁及其幕僚过去的规划中，从来没料到会有“国共党对党和谈”这种插曲出现的可能性。

　　换句话说，慌乱一者出于陈水扁太长太曲折的准备与等待，他一直以为到任期结束前，时间都还站在他这边，还可以拖着。连续事件发展，残酷地提示：快要时不我予了！

　　慌乱二者出于陈水扁对于大陆的错估，对于连战与国民党的轻蔑低估。陈水扁及其幕僚长期认定大陆是非理性的、强硬的，认定大陆的强硬态度只会一次次伤害台湾人民感情，使台湾人更支持民进党“疏离中国”的路线。

　　陈水扁及其两岸政策团队因而就完全没有预期到，大陆会突然将身段放软，愿意给国民党那么大面子，用高层级高规格跟国民党“党对党”协商。陈水扁没有笨到看不出来，这是对他及民进党统治权的一大掏空。如果大陆要玩真的，如果大陆想开了，根本不在意向台湾摆什么“官方”架子，那么的确可以透过国民党及其它众多“民间”管道，解决许多两岸交流障碍，吸引台湾资金、台湾人才、乃至台湾人政治认同，进一步向大陆倾斜。

　　江丙坤的大陆行，只是标示出这座大冰山的冰顶而已。可是由冰顶就能够窥想，整座冰山多么巨大。

　　“疏离中国”的路线，堵死影响力

　　于是陈水扁及其团队，能够想的、能够做的，只剩下怎样阻挡国民党了。他们已经先将自己真正主动影响大陆的路，统统堵死了，剩下来能讨论的，当然只有怎么对付“民间”关系里的另一造──台湾这边的国民党与连战了。

　　出于无奈与气急败坏，陈水扁及其团队才会把国民党的举措放大到那么大，甚至要用“外患罪”侦办江丙坤，也才会再三对连战喊话，一定要他去大陆访问之前，先经过“扁连会”的程序。

　　这一连串的言行，认真说，是陈水扁与民进党过去一路走“疏离中国”路线带来的必然后果。当台湾民间并没有真正“疏离中国”的共识，官方却一定要以“疏离中国”做台湾利益最高指导原则，这两者间的落差空间，今天转化成为民进党两个敌人可以合纵挥洒的空间，民进党在自己制造的狭小斗室里，不管再怎么急，只要不走出门，毕竟还是难逃四处碰壁、撞得鼻青脸肿的结果吧！

　　摘自台湾《新新闻》周报(内容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