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孙丽萍、张彦 

    在观众和媒体不绝于耳的批评声中，第十三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启动了评奖改革。 

    不改则已，愈改才愈发觉得中国电影评奖处境艰难。金鸡百花电影节组委会透露了一个冷酷的数字：截至开幕前夕，百花奖通过各种途径发出９００多万份（张）选票，只回收到３０万有效票。事实上，即使在投票渠道单一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百花奖投票观众也有泱泱数百万之众。 

    丧失了吸引力的中国电影奖，无人喝彩，出路何在？ 

    评奖“变脸” 

    影协副主席康健民介绍说，今年的“金鸡”“百花”评奖，能够做到公正、公开，而且程序透明。 

    作为中国唯一一个面向老百姓的电影奖，今年“百花奖”的１０部入围影片是由电影制片单位和电影院线共同推荐出来的。而观众投票评选之后，影片能否得奖还要参照其票房成绩等因素。 

    组委会数月前就铺开了百花奖评选的宣传阵势，通过各类媒体大量发送各类选票，并首次启动手机短信投票方式，希望吸引更多“选民”。 

    百花奖的计票过程以及公布票数，据称都由北京市公证处全程监督。影协主席吴贻弓说，他参加过众多电影奖评选，“这样全程跟踪的公证还是第一次看到。” 

    而作为电影学术奖的“金鸡”评奖开始透明化，首先是建立了一个由３００多名专家组成的资源库，从中随机抽取评委。同时还规定评委不可多次连任。更重要的一点是，今年的获奖影片将首次公布“获奖理由”，给观众一个说法。 

    遗憾的是，媒体和观众对“金鸡”“百花”的评奖规则改变反应平淡，从投票情况可见一斑。百花奖的９００万张选票只“拉”到３０万投票人，让康健民感到“非常沉重”。他说：“组委会将在颁奖时公布投票数字，无论这个数字有多么可怜。它能让人对中国电影的现状更清醒。” 

    “不能吸引观众的电影奖很悲哀，”著名导演杨亚洲说。２０００年他赴韩国参加釜山电影节，看到韩国人对国产电影热情惊人，在每部展映电影前面都排起长龙，感慨非常。中国观众与韩国观众对比，在冷漠与热情之间，无意中揭示了一个国家电影繁荣的部分秘密。 

    体制转轨 

    国家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对新华社记者说，中国电影有三大奖。无论是政府主办的华表奖，还是文联和影协主办的金鸡奖、百花奖，根本目的都是促进中国电影走向繁荣。 

    无人喝彩的中国电影奖显然无力完成这一使命。今年８月，以影片《台湾往事》获得“华表奖最佳女演员奖”的当红影星蒋雯丽，不喜反忧，因为获奖电影放映前没有宣传，上映时没有观众，“这个大奖拿得很尴尬。” 

    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一语道破：“中国电影奖的问题，根子在中国电影体制，不是简单地改革评奖程序就能解决的。” 

    中国电影的体制之变，无非是从政府主导下的电影事业向市场做主的电影产业转变。而百年中国电影，只是从前年才刚刚启动市场化进程，传统体制积重难返。 

    事实上，就连主办“金鸡”“百花”奖的中国影协，也处于体制转轨的焦虑中。中国影协号称人数六千，但一半以上都是离休、退休人士。至今影协仍墨守成规，用职称资历等要求，将许多新生代电影人拒之门外，以至于“当下活跃在国产电影第一线的电影人几乎都和影协没有关系。”影协如此，它主办的电影奖又怎能不远离中国电影的现实？吴贻弓认为，影协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从政府背景的职能机构变成电影人自己的行业协会，“但是又谈何容易！” 

    中国电影奖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电影在变局中的困惑表情。 

    资本“说话” 

    今年金鸡百花电影节上，“民营制作”的电影风光无限，《十面埋伏》获得包括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在内的４项提名，《手机》入围百花奖的所有３个奖项，而这些都是所谓的“商业大片”。 

    商业电影潮流的背后是一批新兴民营影视企业。在短短几年中，民营资本已经成为中国电影产业的主力，包括华谊兄弟太合影视公司和保利华亿在内的民营影视企业正在加速整合中国电影产业的各个链条，其中也包括电影奖。 

    华谊兄弟公司在２００３年制作了《手机》等３部影片，占中国电影票房的１１％。华谊兄弟总裁王中军说，国内电影奖对民营企业没有太大吸引力。因为得奖与否，观众不关心，电影奖对商业电影没有推动。 

    “只要尊重市场规律，办个电影奖不会太难，”王中军说。今年上半年，王中军当选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的副理事长。而这个协会准备在明年上半年推出一系列纯粹商业性质的电影排行榜。 

    和三大电影奖不同，这个电影排行榜是纯粹商业运作的。王中军说，打造一个有影响力的电影排行榜，全靠吸引观众参与。呼之欲出的民间电影排行榜，将对三大电影奖和它们背后的中国电影机制形成冲击。

    2004-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