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德里达教授应邀来沪，在餐桌上，德里达随口说了一句他对中国哲学的感想：“中国有思想，但没有哲学”。他也许没有想到，这句话会成为之后两个小时，他与王元化先生对话的核心话题。

    中国究竟有没有哲学？德里达似乎不是个中国通，他对中国哲学史的印象还没有逾越孔子的那本畅销书小册子———《论语》。在中国历史上，断章式的语录体的确很受欢迎，禅宗和尚、朱熹、熊十力、毛主席，简短的格言、思辩笔记与豪情万丈的革命话语并存于语录这种文体之中，与罗兰·巴特的解构主义文本遥相呼应，构成了一个东方的解构主义谱系。

    在我看来，德里达是在刻意地以偏概全，以孔子来抹杀《老子》和《墨子》的存在价值，这和超现实主义者重新定位文学史先驱的作法不谋而合。逻辑的缺失确实使中国人的文本和思维方式显得跳跃性很强，但这并不表示中国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就逊色于西方同仁。《公孙龙子》中的形式逻辑使那些将芝诺悖论孤立起来的企图化为泡影，而《老子》是一部环环相扣、逻辑相当严密的哲学著作，这位骄傲地宣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孤独隐者几乎就为整个中国哲学史奠定了基调：有与无、名与实，以及作为最高存在的不可言说之“道”在魏晋南北朝的清谈之风中被发扬光大了。

    王元化先生将佛教因明学归入一种外来文化，不可不辩。就像将佛学排斥出中国传统的殿堂之外，将传入中国之后与中国传统完美融合的因明学仅仅视为舶来品似乎也失之偏颇。假设没有一种渊源流长的地下暗流（比如佛教体系内的言传身教）,因明学在近现代的最后一次回响造就了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巨著之一———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几乎就是不可想像的。体例完备的《文心雕龙》与《诗品》已经将这种方法论携带在文本之中，为后来者树立了模仿的对象。

    与西方的哲学体系比较起来，中国哲学史也许看上去会显得单薄，但它的分量绝不会轻于任何一个西方文明古国，这也是不得不辩的。 （文 河西）

   摘自：《清园近思录》 王元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来源/东方早报

   2004-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