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先生这段时间在内地转悠，说了一些好话，大家热烈鼓掌，既然杨先生都说了好，那当然愈见其好。比如他说：“清华的本科教育是世界一流的。清华本科生的平均程度比哈佛高。”至于本科以后的教育为什么不好？谁也不愿意说了，甚至谁也不愿意问杨先生其中的原因。

　　杨先生能得诺贝尔奖，应该是有素质摆在那里的，果然，他也说了一些“坏”话，比如他说《易经》阻碍了中国科学的诞生，《易经》直接产生了“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与“天人合一的观念”，这些与科学思维方式是背道而驰的。这就有些不合时宜了，正有人认为“天人合一的观念”将拯救世界文明之时，杨先生却说这是科学的绊脚石，扫兴得很。由于杨先生的地位，他现在经常被人拉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场子里，前段时间，他就在某个要拯救的宣言上签下了大名，仿佛一个圣人；可他不会逢场作戏，就在那个场子里，说了《易经》的坏话，搅了人家的好事。

　　虽然像样的科学家就是能看到皇帝裸体的孩子，往往都是在说诚实的“坏”话。但是坏话没人爱听，即使是杨振宁说的，也不行。反驳他的言论一直到现在还在持续出现，据11月15日《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享有很高知名度的学者董光璧”，因为早先与杨振宁先生的同台演讲“有些深奥”，“听众恐怕绝大多数不能真正领会他的某些话的含义”——看来，他在沟通效率上就输给了杨先生一仗。

　　所以，董先生特地用“浅显”的语言再次解释了一通。“他认为，如果一定要寻找造成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的原因，那么制度问题应该位列第一，因为工业文明时代是制度主导文化的时代。他说，‘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科学形成于17世纪的欧洲，其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文明，而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直接的源流关系。’他强调，‘不要把不成功的原因归罪于自己的祖宗，这会让本来应该负责任的统治者和当事人逃脱责任’。”

　　说实话，这段“浅显”的语言把我看得一头雾水，把它的逻辑理顺，就只能这样理解了：科学渊源于古希腊文明，中国传统文化不是源于古希腊文明，所以我们的不成功(阻碍科学诞生)应该归罪于古希腊文明。这显然对古希腊文明太不公平，它先进得产生了科学，却得罪了其他文明。

　　或者，董先生是这个意思：古希腊文明才能产生科学，中国传统文化原本就产生不了科学，所以没必要讨论这个问题？这看起来好像又对中华文明太不公平。再说了，如董先生所说，科学形成于17世纪，那时候的事情，我们不找祖宗，找谁呢？

　　也许这些意思还不是董先生的本意，那么只能期待他日后更加浅显的解释了。还好，无论怎么争论，科学终究已经存在了。各种文明有其长短，这也是事实。硬要说中华文明无往不利，包治百病，那就只能靠“深奥”的语言来兜圈子，搞得“大多数人不能真正领会”。这样，不仅诞生不了科学，恐怕还要离科学越来越远。

    来源/《南方都市报》 

    文/连岳 

    2004-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