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之后，作为西学的对立物在东西方文明冲突中与西方文明对垒。二三百年来，国学是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西学则“西风落叶下长安”，欧风美雨满乾坤。面对如此局面，国学阵营里的战将们每每悲从中来，时不时地举起国学的旗帜呐喊一阵。

　　这些年，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国学的兴趣真是有增无减，理工科大学研究生导师把《论语》列为必修课已经不能尽兴，还要将国学引入中学。最近有人做了一个调查，说北京东城区某中学初三（四）班进行了一次调查，全班50名学生，只有一个知道孔子的名字为丘，而无一人知道大思想家王阳明是谁。

　　50名学生中有4人说朱熹是诗人，16人认为是文学家，只有4人知道朱子是思想家。报纸上出现了一篇文章《我们为什么忧虑国学》，称此为文化的断裂，并为此痛心疾首，呼吁接续这种断裂，“以此，拓宽生命的河流，张扬生命的色彩，舒展生命的个性。”

　　国学为什么能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还能在今天博得如此众多的爱怜？又为何总是振兴不起来？

　　国学是产生于农业小生产基础之上的一套理论，它规范了人际关系的准则，维护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的稳定，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凝聚和发展立下过大功劳。但是，它从一开始就是跛足的，就其大者而言，它几乎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政治和伦理，而忽视了对自然界的探索；过于注重内心的求索和人格的塑造，缺乏向外开拓的勇气和兴趣；过于注重现存秩序的稳定，而害怕变革。它经过两千多年的自我改造而臻于完善，成为中华民族坚固的文化——心理构造，渗透进了人们思维习惯和行为准则。

　　一个中国母亲，在把上学的孩子送出大门的时候，总是反复嘱咐“路上要当心”之类。西方母亲也爱孩子，但她却说“祝你好运”。一个要求孩子循规蹈矩，一个要求孩子在探索中走运。这种心理差异正是来源于文化差异。

　　欧洲人对自然有着浓厚的兴趣，总是不安分。他们能够扩张，能够“发现”新世界，能够发动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根子也在传统的力量。古希腊哲学家们很注意观察自然。与孔子同时的一批哲人猜想万物的本源，是水？是火？是土？是风？是数？是原子？生活于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七大贤人之一的泰勒斯，由于航海生活的需要，居然测定了太阳从夏至到冬至的运行轨道。古希腊的科技之光又照亮了西欧北欧，出现了一大批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和科学家。

　　哲学的核心是世界观和认识论，回答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我国古代思想家缺乏科学的思辨，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严格意义上说不是哲学家。著名美学家李泽厚认为，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社会哲学，而庄、禅则是人格心灵哲学，是很有道理的。据说列宁说过，庄子和禅学是一枝不结果的花。老庄也谈到许多自然现象，但那是为了证明他们的社会学、伦理学和人生哲学，并不是他们学说的主体。到了宋朝，理学兴起，把古代哲人本来就不发达的科学思考都打掉了，与禅宗相融合，搞打坐悟道那一套东西，专门去琢磨心性，把儒学引进了死胡同。

　　我们古代也有许多辉煌的科学发现和发明，可是有几个科学家留下名来？近年来考古发现，这个比西方早多少年，那个比西方早多少年，就是没有文字记录，不知道谁发明的，他的理论是什么，有些什么著作。对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建立过功勋的人们，当时就被边缘化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都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结果，国学只剩了孔夫子、孟夫子、朱熹、王阳明。为什么不调查一下，有多少中学生知道张衡、郭守敬、毕昇。

　　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分析为什么西欧能顺利扩张时指出，当时阿拉伯人和中国人都在热衷于内省，专做心灵的工作，阿拉伯人让出了印度洋，中国人让出了太平洋，都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他在《世界通史》中这样评价中国当时的儒学：“它尊重老年人，轻视年轻人；尊重过去，轻视现在；尊重已经确认的权威，轻视变革。

　　由此，它成为保持各方面现状的极好工具，最终导致了处处顺从、事事以正统观念为依据的气氛，排除了思想继续发展的可能。这一点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中国尽管最初在发明造纸、印刷、火药和指南针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后来却在技术上落后于西方。中国人在作出这些早期的发明之后，未能提出一系列科学原理。”

　　朱熹讲“致知格物”，我原以为是对自然物的研究，后来才知道，他的“格物”是指“格心”。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对中国国学的理解不在我们许多提倡国学的人之下。旁观者清，他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说：“‘格物’这句话没有被解释为科学的观察，而是对于人生的研究。人类社会和个人关系继续是中国学问的中心点，其中心点不是对自然的征服。”他还比较了中西古代学者的不同。

　　他说，中国古代官员选拔制度使读书人和工匠分离，“这种手与脑的分离与达·芬奇以后的早期欧洲科学家先驱们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对照。欧洲的科学家们往往来自讲求技艺传统的人们，虽然他们同样是读书人，可是他们没有为社会风俗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