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冲突论者认为，在当今和未来世界，不同文化间、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会愈演愈烈，其前景是经济一体化基础上的文化与文明的一体化，是世界文化的统一。统一到哪儿呢？统一到西方文明，具体而言，就是统一到美国式文明。这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他国实施军事与政治干涉的理论依据，他们要以所谓的文明征服野蛮，以西方文明征服其他文明，实现西方文明在全球的大同。从人类文明的进程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理论的历史与逻辑前提并不成立。 

　　从人类文明的进程看，各文明体都走过了一条从封闭、碰撞到冲突的道路，又都在经历着交流、融合与统一的进程。在文明的行进中，似乎一直存在着两条并行的道路。一条道路是文明的冲突。在文明的初发阶段，各文明体的形成与演进相对独立，古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两河文明、中国古文明等等，都是在相对隔离的状态独立形成的文明单元；此后不久，文明的碰撞也告产生，从希腊罗马、印度半岛到东亚地区出现了更大范围的文明体；纪元以来，人类文明进入到定型与扩张阶段，西欧文明、斯拉夫文明、阿拉伯文明、玛雅文明都形成于这一时期，文明体的定型又与其扩张密不可分，无论是定型中的文明还是业已成型的文明，都伴随着激烈的竞争与扩张。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各文明体的发展日益失衡，而资本主义的扩张性与掠夺性，直接造就了愈演愈烈的文明冲突，时至今日，文明的冲突依然如故，未来文明的前景似乎也应当是不断的冲突与抗争，这一现象是“文明冲突论”立论的基点。 

　　另一条道路是文明的交流与汇融，自文明生成至今，各文明体之间的交流一直存在，而且，随着冲突时代的到来，这种交流日益强化，迄今而言，文明的交流已覆盖了所有文明体及其所有主体内容。无论是语言、文学、宗教信仰，还是民风民俗、艺术审美，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交流与融合。在这种交流与融合中，各文明体之间的差异不断缩小，各自的特征也不断减弱，人类文明的同一性日渐彰显。这一方面是由于文化兼并与文化殖民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现存文明体的开放性、兼容性越来越强，对于自身以外的文化的吸收、容纳已成为绝大部分文明体的共性。在这一过程中，人类文明的前景应当是一元同一，这是“文明冲突论”立论的另一基点。 

　　对于“文明冲突”抑或“文明同一”，我们先不必评判其得失，因为他们所立论的基点都是文明进程中的客观实在。我们需要看到的是，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最大限度地拉近不同文明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距离，使之互相依赖、互相依存，使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不断趋同。在新的世纪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内，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信息一体化必将实现，地域与民族的分野会不断减弱。但我们还必须看到，文明的同一只是人类文明进程的理论上的终极方向，在通往这个方向的路途中，不同文明体的多元共存与争甚至冲突是维持人类文明行进的根本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的多元性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与生物的多样性对生命世界的意义同等重要。我们还可以讲，文化的一元同一只是文明史进程和理论上的终极目标与必然方向，当人类文明完全同一之日，也就是其走上衰亡之时。因此，我们又可以说，在抵达这一终极目标之前，人类文明进程中文化的冲突与交流将会长期存在，不同的文明体也会长期共存，这是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动力所在、源泉所在。 

　　就文化冲突与交流而言，冲突是一种极端性或非常规的交流，不同文明体之间的冲突可以带来某些文明的消亡，同时也可以激化一些文明的进步甚或促成新的文明体的形成。以希腊、罗马文明为例，如果没有希腊、罗马在文明形成中与地中海地区其他文明的冲突，便不会有这两大文明体的辉煌，西欧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也是如此，如果没有蛮族南下以及他们对罗马文明的摧毁，便不会有西欧文明的形成，如果没有十字军东侵，伊斯兰文明膨胀的活力也不会那么强劲。文化交流的意义同样重要，一个文明能否富有活力，不断生长，其开放性以及与外部文明的交流程度是重要的制约因素。我们常引以为荣的汉唐盛世、汉唐文明，就是文化交流的结果。在春秋战国至秦统一的数百年间，核心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融、中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都是前所未有的，乌孙、大月氏与斯基泰人都充当了中西交往的桥梁，通过他们，西部世界的文化、艺术以及青铜技术、农业产品大量涌入，为汉代文明的崛起提供了充分的前提。同样，魏晋南北朝至唐数百年间，西北、东北游牧民族不断南下，其文化也一再地影响中原；佛教东来，很快与中土本有的哲学与精神世界交流，这些都为唐文明的兴起提供了保障。唐王朝建立后，又采取了开放恢宏的对外姿态，无论是中亚、西亚、欧洲文化，还是日本、朝鲜、南亚文化，都纷至沓来，不绝于缕，唐王朝成为开放的世界中心，长安城则是地道的国际化都市，这都为唐文明的繁盛注入着源源不断的活力。 

　　就不同文明体的共存而言，我们首先要看到，不同的文明形态是不同地区的不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