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弘
 
　　11月7日，由共青团中央参与主办的“中国青年文化发展论坛”将在海口举行，参加论坛的嘉宾名单上，杜维明的名字赫然在目。而此前的9月份，他刚刚在北京参加了“2004年文化高峰论坛”，随后被山东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在当下中国文化场域中，杜维明显得异常活跃。

　　作为继儒学大家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之后新一代儒家的主要代表，杜维明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儒学复兴”、“东亚文化圈”等话题之再一次进入人们的关注视野，与杜维明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在本报记者与杜维明的对谈中，杜维明阐发了一系列极富启发性的观点。  
 
　　随着杜维明影响的扩大，他也开始逐渐被“经典化”。以上便是一本论杜维明的专著（《全球语境中的儒家论说》，胡治洪著，三联书店2004年8月出版）。

　　杜维明语录：

　　能够批判的一个先决条件是要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核心部分，我以前用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大家都不太重视———解铃还需系铃人。

　　我认为儒家传统将来可能产生重要作用主要会在人生观和宇宙论这两方面。

　　每一个价值都有普世化的可能。所以，怎么样把具有地方色彩的知识（叫地区知识），让它有全球意义，这需要体验和行动。

　　儒家进入政治领域，将会同时产生正面与负面的影响，我们不能说希望它完全退出政治。以前有很多学者认为这样可以，但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

　　1、在国内，一直存在一种争论。一方认为儒家思想将在21世纪重新复活，并带领西方文明走出困境；另一方则持怀疑态度，认为儒家思想早已不合时宜。作为海外“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你怎么看这种争论？

　　杜维明：我认为双方面观点都有一定价值。一方面看，从五四以来，对儒家的批评工作不仅要继续做，而且还要更全面、深入。我甚至有这样的观点（一般人很奇怪），五四时期最杰出的一批精英———胡适、鲁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对儒家的批判远远不够，这部分是因为他们身在其中，完全受儒家的文化影响。

　　不够可以从两方面来讨论，一个就是要打倒孔家店，这是很极端的，现在很少人提；另外就是有一个强烈的意愿要把传统给扬弃才能真正进步，在“扬弃”的时候就是要把包袱丢掉。如果把传统的阴暗面能够当包袱丢掉那就太乐观了。鲁迅对传统的认识很深刻，他提出国民性的问题。到现在，很多地方变本加厉，有些不仅没有剔除掉，而且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在贪污腐化、裙带关系、朋党等方面。

　　但是，能够批判的一个先决条件是要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核心部分，我以前用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大家都不太重视———解铃还需系铃人。如果对于传统文化的精华没有体知，很粗暴地想把它一刀铲除，但你自己心里受它的影响是很深的，这样会造成一个悖论。像胡适最早提出“全盘西化”，后来改为“充分世界化”。胡适先生在他人生中有一个困境，比如他讲自由恋爱，而且在美国有一个恋爱对象，可是回来后，他母亲让他回老家结婚，基本是一件非常委曲求全的事情。结婚的时候，大家都推崇他，但这种推崇与他所信奉的理念是不一致的。鲁迅先生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我觉得现在因为隔了较长的时间，对儒家文化的批判可以更全面、深入，但是，先决条件就是开发它的核心价值。

　　另一种说法也不能说是完全狭隘的民族意识，儒家文化往前看，到底有没有为人类的和平文化作出贡献的条件？但是，如果说儒家文化将来一枝独秀，认为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不仅没有根据，而且非常肤浅；但是如果认为儒家文化没有生命力，没有资源面向21世纪，这种想法也非常荒谬。基督教没有开出民主科学的药方，但基督教在21世纪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如果你不了解基督教就不能了解美国；如果你不了解东正教就不能了解俄罗斯；如果你不了解伊斯兰教，就不能了解中东；如果你不了解儒家，就不能了解东亚，包括韩国、日本等国家。

　　所以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都很偏激，相当肤浅，而且情绪化的因素太大。

　　2、20世纪是一个儒学衰落的过程。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这种传统很明显已经割裂了。儒家思想在21世纪还如何可能作为可供选择的精神资源？

　　杜维明：从鸦片战争以后，儒家经过一个非常严峻的西化过程，接受西方的价值，到后来也经历了一个接受现代化的过程，所以我认为当前儒家是把西方的文明和现代的文明当做我们考虑的重要对象，儒家有没有发展的前景取决于它对西方强势文明能否作出有效的回应。以前说回应只有四种可能，一种是接受，一种是抗拒，一种是和平共存，一种是融合贯通。如果希望儒家有进一步的发展，那么它就是一个融合贯通的过程。

　　儒家具有包容性的人本思潮可以为我们自己提供一种人生观和宇宙观，它里面有四个侧面：一个是个人，一个是社会或者社群，一个是自然，还有一个我称之为天道。这个社会是多元多样的，从家庭到学校，到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