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中关于“东”与“西”的描写，既烙印着古代文人对天地宇宙认识的概念意义，也凝铸着中国古代文化建构中的文化心理意义。

　　“东”、“西”与古代文人的时空观念

　　中国古代的时间观念与空间观念具有完整的体系性。就“东”与“西”而言，它们最先是作为两个方位被先民们感知的。《说文》：“东，动也，从木。官溥说，从日在木中。”《史记·历书》：“日起于东。”《白虎通·五行》：“东方者，动方也，万物始动生也。”人们产生“东”的方位感是因为那里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而太阳升起之时也是万物活动的开始。

　　“西”，《说文》：“西，鸟在巢上也，象形，日在西方而鸟西，故因此为东西之西。”作为一个象形字，“西”本指鸟儿。上古先民们在感知“东”、“西”这两个方位的时候，同时获得了时间的观念——日出之时和日落之时。它们分别代表了劳作和休息的开始。由此可知，对先民们来说，“东”、“西”既是一种空间观念，也是一种时间观念，且二者紧密相连。

　　所以在古代文人的笔下，“东”与“西”的空间感受不仅和时间感受相融，而且体现了珠联璧合、相映成辉的浑然节奏和结构。如谢庄《月赋》：“擅扶光于东沼，嗣若英于西冥。”谢眺《王昭文墓铭》：“西光已谢，东旭又来。”白居易《深居书怀》：“秋景下西墙，凉风入东屋。”在这些作品中，“东”与“西”是时空感的统一。时间上表现为一种不间断的持续，空间上则是一往萦回的周而复始。

　　“东”、“西”与古代文人的神性意识

　　上古时代，人们总是把外在的感官经验同化为内在的通灵事件。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下，中华民族的先民们也把“东”、“西”的方位观念与神灵观念联系起来，营造了一个个的神性世界，表现他们的神性意识。

　　古代文人笔下“东”、“西”中的神性意识则由三个层面组成：其一，描写了许多与“东”、“西”相关的神人神仙。如“东君”，它是日神，《楚辞·东君》之“东君”即是。也是春神，王初《立春后》：“东君珂佩响珊珊，青驭多时下九关。”也是指仙人东王公，白居易《送刘道士游天台》：“齐心谒西母，暝拜朝东君。”又如“东皇太一”、“东明公”、“西王母”、“西颢”等。

　　其二，描写了一些与“东”、“西”相关的神灵世界。如“东谷”，即神话传说中的东方之谷；“东方君子国”，《淮南子》把它说成是东方的一个神奇之国；“西天”，即天竺；“西方之倮国”，《淮南子》中的西方神奇之国。

　　其三，记叙了一些与“东”、“西”相关的祭神之处。古代除迎日、祭日的仪式在东方外，其余大型祭祀多在西方。如“西郊”，指城外西方之郊野，古代常于此迎秋行祭。《礼记·月令》：“立秋之日，以迎秋于西郊。”“西门”，即城西之门，《仪礼·觐礼》：“礼山川丘陵于西门外。”

　　“东”、“西”与古代文人的生命意识

　　在古代文人的笔下关于“东”、“西”的表达里，也展现了他们对个体生命的存在与完美的眷恋，对个体生命之于人类群体价值与意义的追寻。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在与“东”的方位相关的一些描写中传达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和欣欣向荣之感。或指物，或指人，或指事。如“东风”，指充满活力的春风，李白《春日独酌》：“东风扇淑气，木荣春晕晖。”“东隅”，本为东方日出之所，用以比喻万事之始。《后汉书·冯异传》：“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东门”，城东之门，常借以抒发爱情，如《诗经》中的《出其东门》、《东门之杨》、《东门之池》。

　　（二）在与“西”的方位相关的一些描写中，咏叹时光流逝的忧思、人生短暂的无奈以及死亡的哀伤。如感叹时光消逝的“西下”，章碣《上元夜元寺观灯》：“留不得，月华西下月遗明。”“西没”，齐已《日日曲》：“日日日东上，日日日西没。”“西沉”，陈子昂《登蓟丘楼送贾兵曹入都》：“击剑起叹息，白日忽西沉。”如比喻暮年时光的“西景”，顾炎武《与李乡北书》：“一旦祷北辰而不验，迥西景以无期。”“西夕年”，《晋书·李产载记》：“不可以西夕之年取笑来今也。”如哀叹生命消亡的“西迁”，陆机《董桃行》：“万里倏忽几年，人皆冉冉西迁。”“西没”，胡曾《咏史》：“陆机西没洛阳城，吴国春风草又青。”表现了古代文人对自身生命的理性思索，呈现了强烈的生命意识。

　　总之，古代文学中“东”与“西”的描写从对物理世界时空问题的思索开始，经过古代文人的领悟和升华，转化为对人类一系列本质问题如人与神、暂时与永恒、现在与将来、有限与无限等的追寻，体现了深沉的文化内涵。

　　来源/光明日报 

    2004-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