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几乎可以说，人们正生活在手机铃声的笼罩下。手机无处不在，悦耳的铃声牵扯着人们的神经，支配了日常生活的节奏，它甚至可以随时中断我们正在进行的全部事务，仿佛是对生命的热切召唤。一机在手，它将我们从室内解救出来，并送到大自然的怀抱中，手机既使我们能够联系到任何人，也使人人都可以找到我们———并且无时无地的。

　　有史以来，手机第一次实现了说话和走路、（信息）生产和消费的并行不悖。这是手机重新定义人类交流方式、生成新的人际关系的最基本功能。无怪乎保罗·莱文森要说，手机铃声是挡不住的诱惑。他又说，手机就是一个温馨的家园。

　　莱文森可谓是全能的媒体理论家，其研究涉及媒介信息、网络空间、数字漫游、手机通讯等一切信息领域。他也是个技术的乐观主义者。这本与纽约几乎同步出版的《手机：挡不住的诱惑》，是献给他的导师尼尔·波斯曼的。

　　波斯曼曾通过他的专著《童年的消逝》和《娱乐至死》，以警世的姿态论述了电视对儿童的暴力侵蚀导致童年消逝，以及电视将一切信息包装成娱乐必将导致人的消失。而莱文森的乐观，则体现在他所坚持的人能够对技术进行理性选择，并改进、控制媒介。

　　比如说手机，在莱文森看来，它已成了超越电话、电视乃至网络的第一媒介，它是典型的补偿性媒介的技术演化的结晶。他说，“互联网使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成为一个互动频繁的社会；手机使地球村的村民离开固定的座位，站起来周游世界了。”更为重要的是，莱文森关于媒介演化的“人性化趋势”理论，超越了媒介理论先驱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被誉为“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个中道理其实并不复杂：技术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人性化，技术不过是模仿或复制了人的认知模式，一切以人为本。

　　《手机》描述了手机的疯狂、神奇和温馨，描述它如何影响家庭生活（这让我们想起冯小刚的电影《手机》），如何影响谈情说爱（相信很多人都有体验），又如何影响商务和战争（2003年美国轰炸巴格达现场直播，就是由嵌入坦克部队的记者手持连上可视电话和卫星的手机报道的）。

　　就拿家庭生活来说，“有了手机之后，夫妻的不忠也许更难避人耳目，同时它又使妻子更容易唠叨。有了电话和互联网之后，家宅早就成了公务殖民地。如今，手机使办公室和家宅趋向同质化了。”在这里，莱文森也注意到了手机之弊。手机既是温馨家园，但也难免使人沦为温馨家园里的囚徒。实际上，就手机（cellphone）的词源学意义而言，cell本身就有三个意思：细胞、蜂窝和牢房。这三层意思演绎的利与弊，简直成就了手机的技术宿命。

　　不错，技术是一柄双刃剑，但乐观主义者的标准总是偏向利大于弊的一面。莱文森还看到了手机也有偏向，它明显有利于主叫方而不是被叫方。他干脆把电话及其影响的关系看成是猫和老鼠的关系：双方都拼命争夺优势，都最大限度利用与对方的接触，同时又不失去个人的隐私，不想随时随地容易受人干扰，不想失去电话之前我们渴望享受到的其他好处。

　　手机偏向主叫方的意思是，无论我们如何千方百计保护自己，或早或晚，我们都会发现，我们是越来越容易被别人找到了。追命的铃声时刻笼罩着我们。不过，莱文森的结论是，这个偏向不坏，因为“一切生命都依靠信息而繁盛辉煌，人的生命尤其如此。缺少信息、脱离接触往往会造成误解，往往比接触过多造成的损失更为严重。”

　　莱文森的技术乐观主义，还体现在《手机》的压轴文字中。他最后写道：“独立于手机的互联网，开发了海量多样且易于检索的信息。加上手机之后，我们不但能够获取这些信息，而且能够在阳光下、大海边、山顶上或城市中心的繁华街道上与任何人交谈，想和谁交谈都行。有了手机之后，我们就不再两者必选其一：信息或现实、交谈或自然。那真是两者都可以得到。倘若不想鱼和熊掌两者皆得，我们随时都可以选择关机……”不难看出，莱文森的意思是，手机这个掌中宝可是真个好玩意儿，我们还是别关机吧。这样我们就可以鱼和熊掌两者兼而得之了。

　　《手机：挡不住的呼唤》 （美）保罗·莱文森/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来源/东方早报

    文/马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