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初的喜剧多被冠以“温婉生活喜剧”的名号，《哥俩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1961年文艺政策调整之际，电影界也展开了一次有关喜剧问题的大讨论，对这一时期的喜剧电影创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一种介乎讽刺与歌颂之间的喜剧样式———“轻喜剧”发展很快，这种被称作是“有矛盾而不必尖锐；有冲突而不必激烈；有讽刺而不必辛辣；有歌颂而调子不必过高”的喜剧样式颇受观众们青睐。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影片《哥俩好》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该片的导演严寄洲曾执导过《英雄虎胆》、《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影片，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起当年拍摄时的情景。

　　《姊妹花》启示《哥俩好》

　　看过《哥俩好》这部影片的人不仅喜欢故事，很大程度上对于张良一人扮演两个角色“大虎”、“二虎”感觉很新鲜，尤其是这两个人能够搭背还能够握手说话，当时的观众都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有的人也问我怎么想到让一人分饰两角的？这得从我年轻时的经历说起。

　　我初中毕业后从江苏老家常熟只身来到上海，考进世界书局，成为一名月薪二十块钱的练习生，这点工资除了饭钱、与朋友合租的“亭子间”房费外，剩余的钱基本都用来看电影。那时为了保证电影票的开支，晚上要加班加点做校对，挣个四五毛钱，除了一毛钱的夜宵花费外，第二天看电影绰绰有余。

　　当时很是喜欢看美国电影，那些演员的名字直到现在依然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时候，我对看到过的胡蝶一人饰演姐妹俩的影片《姊妹花》印象很深，因为当时技术条件欠佳，在姐妹俩的对话时，必须中间有东西搁开，桌子或者柱子，而且中间还画有一条直线，不能真正在一起。

　　我在拍《哥俩好》时就想到了20多年前看过的《姊妹花》，在技术上做了很多探索，最后出来的效果很有意义。1963年我拍摄《野火春风斗古城》时，王晓棠饰演金环、银环两个角色同样成功。

　　“我是一个兵”

　　195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在京郊六里桥的一片荒草地上落成，八一厂早期是以拍纪录片为主，不拍故事片，当时我来这里的时候大家就在空场支起个白布放电影，后来搭出个摄影棚我们就猜测厂里要拍故事片了，大家都很激动。

　　几年的工夫，八一厂出了不少好片子，我也拍了《五更寒》、《英雄虎胆》、《海鹰》等影片。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59年我在拍电影《赤峰号》，在一次学习会议上发言，对彭德怀受到的不公正批判表示了自己的看法，结果被开除党籍、撤销导演职务，被发配到青海唐古拉山某部队当一名列兵，8个月后恢复职务回到北京。这段当兵的经历为我提供了生动的拍片素材，觉得部队很可爱，找个机会一定要拍出来。

　　正好那时候听说南京前线话剧团正在演出的话剧《我是一个兵》很受欢迎，我们就去南京看这出戏，它的表现手法是比较夸张、荒诞的那种，我想把它改作轻喜剧电影。当时有人劝我还是拍重大题材军事片比较安全，我就想了个办法“试试水”，而挑中的就是张良来演，因为他演“董存瑞”在参军前那个调皮的“喜剧细胞”很适合这个角色，也的确如此，张良凭这个角色获得了第二届“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

　　我们排的话剧先在民族文化宫、工人文化宫演，观众太喜欢了，于是也就放心拍成电影。而原来的名字《我是一个兵》名字实在不吸引人，就忽然想到了喝酒划拳时爱说的“哥俩好”，名字上口又切题。

　　“擦边球”哲学

　　这部影片其实是匆忙上马的，我们为了赶季度跑到昆明用不多的钱完成影片拍摄，但是后来公映时印了非常多的拷贝，也算是给厂里赢利了。影片出来后也有人写文章说个别情节是在歪曲部队，我对这种批评是不以为然的，我觉得他们批评得不对。现在看来喜剧其实是一门危险的艺术，不光是讽刺，我们拍这部片是爱护也不是出于恶意。部队里穿同样的军装、做同样的事情、又是同样的年龄，难道就是铁板一块生发不出喜剧元素来？我觉得这些喜剧的东西都是可以碰得着的，因为我曾亲身体会过。

　　在“文革”时我被整得死去活来，整整宝贵的十年时间浪费了，这十年我至少可以拍出15部影片，后来就琢磨其实这是“枪打出头鸟”，为什么我的电影老出“问题”？就是老打“擦边球”。人是活生生的，不是概念化的，总有动摇或者一念之差的时候，我喜欢人的复杂性，但是反映这种复杂性在当时来看是比较危险的，就像打“擦边球”，打好了很漂亮地贴进去，打不好就是出局。

　　口述：严寄洲（八一电影制片厂老导演、现年87岁）　采写：记者张悦

　　■电影笔记

　　圈圈涟漪，漩涡外的平静 

　　每当电影处在尴尬的时期，喜剧的轰然登场总是显得那么的恰到好处。或许正是因为喜剧是人类本性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对自身生存状态的一种另类的反抗形式，既然是自然的流露，也就在生之艰难的同时产生了审美的东西。

　　关于中国喜剧的往事旧忆应该一直没有断流过。我国现存最早的影片《劳工之爱情》（又名《掷果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