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日前在《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首发研讨会上，戏剧家黄宗江赞扬了吴祖光敢说真话的精神，并沉痛地发出感慨：“可惜呀，自祖光去世，文化界便少有敢说真话的人了。即便像王蒙、邵燕祥这些自认为敢说真话的人，如今也金口难开。即便说句真话，也要云里雾里绕上几道弯，这还未必能将意思表达清晰。”（据《京华时报》 2004年9月2日第A22版）。 

　　这样的报道在媒体上已屡见不鲜。在文学艺术和图书出版日渐繁荣的今天，正如并不缺少作品一样，中国并不缺评论家。但面对越来越多的作品、作家和作品研讨会，漫天飞舞的是朋友式批评、赞歌式批评、圈子批评、棍子批评、炒作批评、红包批评等“伪批评”。评论家们纷纷失语或是众口一词，整个圈子一团和气，文艺评论早已在迷失中堕落，评论早已没有真实可言。 

　　一个时代，如果听不到真实的批评，耳濡目染的是被吹捧、被阿谀、被奉迎的巧言令色，这种环境之下能培育出真正的作家、艺术家吗？大师与经典如何产生？我们不禁要问：十年乃至数十年以后，还有几个人值得尊敬、还有几部作品值得阅读？

 文艺评论非正常现象面面观 

·现象一：在红包上写书评，被金钱豢养的评论 

　　在一次艺术研讨会上，与会者们不约而同地提到：在正常的文艺评论中，出现了一个不正常、却十分普遍的现象——被金钱豢养的评论，某些评论人的学术操守正在散失。每每新作面世，吹鼓手们便应运而生。评论者夸大其词，极尽能势，说到极端。字里行间、段落行文，总时时显现孔方兄的魅影，莫说圈里人，就是普通受众恐怕也能猜测出笔墨背后的故事。 

　　而央视《读书时间》2004年第一期节目中，两位书评人黄集伟和宋文京也谈到一个话题：现在的书评，既不见一刀见血，也不见由衷赞美；不说还清楚，一说更糊涂。现在的书评人，只要具备知名度，善于用褒义词就可以当。黄集伟还提出一种形象的说法：“在红包上写书评”。
 
　　今年8月，在上海书展的一次讨论会上，复旦的几位知名人文教授毫不讳言自己曾经接受过出版商邀请，请吃饭，再塞个红包，于是情面难却之下，也只有写文章加以吹捧。或者某位学者刚好与作者很熟，为朋友说说话在中国的人情文化里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学者尚且如此，可以想见整个文艺界的状况。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副研究员宋宝珍将上述现象总结为：“评论者找到卖点，加入贩卖作品的合唱，给受众提供的是浅显的刺激消费的信息量，甚至就是广告。” 

　　这种由“票子”换来的“评论”，又怎能实现引领、提升受众鉴赏、审美水平的作用？ 

·现象二：光盯着女作家的皮肉看，不关注作品 

　　今年7月26日，在上海举行的虹影新作《绿袖子》研讨会上，评论家王鸿生这样说：参加女作家的讨论会每次都感到心情很矛盾，中国上世纪50年代的女作家现在已经苍老不堪，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到毕淑敏吓了一跳，十几年过去，她成了老太太了。60年代出生的我认识的，如林白、海男、陈染，仔细一打量，我觉得很残酷，她们已经基本上被耗尽、吞噬。所以在面对这样一些作者说一些批评的话就觉得非常不忍，但是如果说一些捧场的话，我觉得又很没有意思…… 

　　此言一出，被指名道姓的女作家们顿时炸开了锅，林白、海男、毕淑敏、雪静等五六十年代的女作家于是激烈反应。毕淑敏说，“我是50年代出生的人，按照中国的传统来说，可以称为‘老太太’了。我老了，是客观事实，我也能坦然地接受，但无论我多么老，我想都不必对我不忍心批评，也不应该影响文学评论家的评论。对作家的文学作品进行评论是文学评论家的责任所在，那是一件很敬业、很严肃的工作，我尊重他们。至于作家作品之外的年龄呀长相呀什么，不应当是评论家的评论范围。” 

　　作家又不是影艺界人士，长相的美丑与皱纹得深浅跟评论家的专业评论会有什么关系？这是当代文学评论的最大闹剧。 

现象三：批评缺席作品研讨会 

　　一次在山东青岛召开的王蒙作品研讨会上，与会者纷纷大唱颂歌而几乎没有批评的声音，甚至还有一些人离开作品大谈特谈与王蒙多年的私交过程。好在王蒙还算很清醒，他向与会者作如是恳求：“我希望听听各位专家、朋友甚至是批评者对我作品的一个解读，乃至对我个人的解读。这种解读当然包括了遗憾与批评……我觉得生活中有一些非文学的因素会使作品‘增值’……”。 

　　其实纵观大大小小的作品研讨会，我们会发现：作品研讨会的举办，一般与作者的知名度和作品的价值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与作者的个人身分、地位和“本事”有更多的关系。因为开作品研讨会需要钱，而且是数目不小的钱。一般来讲，没有一二十万元钱是开不了一个作品研讨会的。要是召开一个像样的、有档次的、有规格的和有媒体炒作效应的研讨会，少则要花四五十万元，多则要花七八十万元或上百万元。 

　　一旦知道了一个作品研讨会的诞生前提与生成过程，与会的批评家们即便有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