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9-15 
【引子】:日前在《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首发研讨会上,戏剧家黄宗江赞扬了吴祖光敢说真话的精神,并沉痛地发出感慨:“可惜呀,自祖光去世,文化界便少有敢说真话的人了。即便像王蒙、邵燕祥这些自认为敢说真话的人,如今也金口难开。即便说句真话,也要云里雾里绕上几道弯,这还未必能将意思表达清晰。”(据《京华时报》 2004年9月2日第A22版)。  这样的报道在媒体上已屡见不鲜。在文学艺术和图书出版日渐繁荣的今天,正如并不缺少作品一样,中国并不缺评论家。但面对越来越多的作品、作家和作品研讨会,漫天飞舞的是朋友式批评、赞歌式批评、圈子批评、棍子批评、炒作批评、红包批评等“伪批评”。评论家们纷纷失语或是众口一词,整个圈子一团和气,文艺评论早已在迷失中堕落,评论早已没有真实可言。  一个时代,如果听不到真实的批评,耳濡目染的是被吹捧、被阿谀、被奉迎的巧言令色,这种环境之下能培育出真正的作家、艺术家吗?大师与经典如何产生?我们不禁要问:十年乃至数十年以后,还有几个人值得尊敬、还有几部作品值得阅读?  文艺评论非正常现象面面观  ·现象一:在红包上写书评,被金钱豢养的评论  在一次艺术研讨会上,与会者们不约而同地提到:在正常的文艺评论中,出现了一个不正常、却十分普遍的现象——被金钱豢养的评论,某些评论人的学术操守正在散失。每每新作面世,吹鼓手们便应运而生。评论者夸大其词,极尽能势,说到极端。字里行间、段落行文,总时时显现孔方兄的魅影,莫说圈里人,就是普通受众恐怕也能猜测出笔墨背后的故事。  而央视《读书时间》2004年第一期节目中,两位书评人黄集伟和宋文京也谈到一个话题:现在的书评,既不见一刀见血,也不见由衷赞美;不说还清楚,一说更糊涂。现在的书评人,只要具备知名度,善于用褒义词就可以当。黄集伟还提出一种形象的说法:“在红包上写书评”。   今年8月,在上海书展的一次讨论会上,复旦的几位知名人文教授毫不讳言自己曾经接受过出版商邀请,请吃饭,再塞个红包,于是情面难却之下,也只有写文章加以吹捧。或者某位学者刚好与作者很熟,为朋友说说话在中国的人情文化里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学者尚且如此,可以想见整个文艺界的状况。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副研究员宋宝珍将上述现象总结为:“评论者找到卖点,加入贩卖作品的合唱,给受众提供的是浅显的刺激消费的信息量,甚至就是广告。”  这种由“票子”换来的“评论”,又怎能实现引领、提升受众鉴赏、审美水平的作用?  ·现象二:光盯着女作家的皮肉看,不关注作品  今年7月26日,在上海举行的虹影新作《绿袖子》研讨会上,评论家王鸿生这样说:参加女作家的讨论会每次都感到心情很矛盾,中国上世纪50年代的女作家现在已经苍老不堪,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到毕淑敏吓了一跳,十几年过去,她成了老太太了。60年代出生的我认识的,如林白、海男、陈染,仔细一打量,我觉得很残酷,她们已经基本上被耗尽、吞噬。所以在面对这样一些作者说一些批评的话就觉得非常不忍,但是如果说一些捧场的话,我觉得又很没有意思……  此言一出,被指名道姓的女作家们顿时炸开了锅,林白、海男、毕淑敏、雪静等五六十年代的女作家于是激烈反应。毕淑敏说,“我是50年代出生的人,按照中国的传统来说,可以称为‘老太太’了。我老了,是客观事实,我也能坦然地接受,但无论我多么老,我想都不必对我不忍心批评,也不应该影响文学评论家的评论。对作家的文学作品进行评论是文学评论家的责任所在,那是一件很敬业、很严肃的工作,我尊重他们。至于作家作品之外的年龄呀长相呀什么,不应当是评论家的评论范围。”  作家又不是影艺界人士,长相的美丑与皱纹得深浅跟评论家的专业评论会有什么关系?这是当代文学评论的最大闹剧。  现象三:批评缺席作品研讨会  一次在山东青岛召开的王蒙作品研讨会上,与会者纷纷大唱颂歌而几乎没有批评的声音,甚至还有一些人离开作品大谈特谈与王蒙多年的私交过程。好在王蒙还算很清醒,他向与会者作如是恳求:“我希望听听各位专家、朋友甚至是批评者对我作品的一个解读,乃至对我个人的解读。这种解读当然包括了遗憾与批评……我觉得生活中有一些非文学的因素会使作品‘增值’……”。  其实纵观大大小小的作品研讨会,我们会发现:作品研讨会的举办,一般与作者的知名度和作品的价值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与作者的个人身分、地位和“本事”有更多的关系。因为开作品研讨会需要钱,而且是数目不小的钱。一般来讲,没有一二十万元钱是开不了一个作品研讨会的。要是召开一个像样的、有档次的、有规格的和有媒体炒作效应的研讨会,少则要花四五十万元,多则要花七八十万元或上百万元。  一旦知道了一个作品研讨会的诞生前提与生成过程,与会的批评家们即便有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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