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幕拉开，喜庆的吹打乐声起来……转眼间，只余新娘一人，独自坐在床沿。收光。静了一会，新娘揭开盖头，四下看看，忽地扯下来，四下再看，不解而又害怕地叫道——人——呢？”

　　这是话剧《金锁记》的序幕，麻油店老板的女儿曹七巧一开幕就掉进豪门深院，大红色调的喜庆下，她的渺小和悲苦被舞台无限放大。和原著从三十年前的月夜开篇相比，话剧受舞台空间和时间等表现形式的限制，它更剧烈地震荡着曹七巧与姜公馆的落差。

　　这部有电视剧版本在先的话剧，首演依然吸引了众多人气。10月20日晚18：40，上海话剧中心的门口。距离《金锁记》的开场还有50分钟，已有不少人早早地守在门口等退票，而无聊的黄牛因为拿不到票，悻悻地在一边开骂。这种一票难求的局面，在上海话剧界已是久违了的，据制作人李胜英介绍，在首演前，第一轮6场的票就已全部卖完，而现在看来，11月第二轮演出的票房也是一片飙红。“类似这样票房火爆的情况以前也有过，但没这次这么彻底。”上海话剧中心总经理杨绍林则直接说，《金锁记》带来了强大的惊喜。

　　这种惊喜的制造者正是第一次导演话剧的黄蜀芹、第一次改编话剧剧本的王安忆以及整个创作团队。在和曹七巧纠葛了两年之后，王安忆终于把她甩下。这是写作风格一贯冷静的她的第一部“一反常态”的作品。剧本除了保持原来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构架之外，对白充满戏剧性，剧本虚实之间张扬着戏剧冲突。

　　黄蜀芹说：“王安忆的剧本没有抄原小说的一句词，但充满了张爱玲原著的精神，台词之间非常有戏剧的张力。其实什么叫张爱玲的语言，我觉得安忆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她的剧本中那种冷冷的、很犀利的，但又不是骂大街的那种味道掌握得很好，对小说的取舍很干净。” 

　　这是小说中所没有的，道具和肢体在舞台上也唱足了戏。用黄导的话说，七巧和三爷在舞台上跳“双人舞”，在肢体的舞动、牵引下，彼此的欲望在燃烧。借着道具，那是一只小小宣德炉，或是一把扇子，或是一袭拖地的透明白纱，两人若即若离，欲拒还迎。也是一个道具，一串佛珠、一只手镯，在最后一幕戏中，竟生生地把情绪推往极端。在七巧歇斯底里地破坏了女儿长安的婚事，与姜家所有人撕破脸似地对嘴时，那只镯子恐怖地套在她的胳膊上。 作为主线人物，七巧掌控着全剧的节奏，她从大红镶蓝色亮片的旗袍，到大红描金的旗袍，再到黑色滚边的旗袍，人物在逐渐走向彻底的黑。在这种不可抑制的“沉”下去的情节中，舞台上刻意减少爆发的戏，在嘻嘻哈哈间，七巧与姜家一次次交锋，与女儿正面冲突。这种内敛令情节更有了刻骨的推进，直到七巧的眼神变得凄厉，身躯颤抖，话语刻薄，夹杂着无奈的内心挣扎，手里的佛珠被生生挣断，珠子在舞台上一地乱滚，她也滚在舞台上，哀哀地，黑暗中，一个声音，“人——呢——？” 

　　从红色跳到黑色，七巧始终没有逃脱悲的命运。在全剧看似没有希望的时候，王安忆在曹七巧的一楼，安排了一阵阵朗朗的读书声——以“孩子”这一新力量、新生命的象征，打破剧中沉闷、晦暗的现实生活。这浪漫一笔，让人想起了《日出》最后陈白露死去时，窗外响起的热火朝天的工地打桩声……

　　与电视剧版不同的是，话剧版用了不同的表达方式忠实于原著，尽管抽离了长白一条线，但更精练地贴近主题。庆幸舞台给了七巧展现“太多的欲望和热情”的空间，而没有改变她的命运和性格，更没有给她一段莫名恋情。

　　从这个意义上说，话剧《金锁记》不仅仅是张爱玲的，她也是王安忆的。

   来源/《外滩画报》 

   刘莉芳/报道 小武/摄

   2004-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