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一下鲁迅对现代大学教育的批判。大家知道，鲁迅和刘半农、钱玄同等都是五四时期的战友，三十年代却发生了分化。这些人成了教授，学术上做出了很大成就。但他们“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于是，他们也成为鲁迅批判的对象。在《“感旧”以后（下）》一文里，鲁迅写到一件事：北京大学招考，刘半农先生以著名教授的身份做考官，他从国文卷上发现了一个错字，就来作诗，那些被他挖苦的中学生简直要钻地洞。自然他是教授，凡所指摘不会不对，鲁迅却以为还有磋商的余地：他要为青年学生辩护，也出出教授的洋相。他举例说，有一个中学生考试写了“倡明文化”，把字写错了，应为“昌明文化”。然后刘半农先生就做考据，他说“倡即‘娼’字。凡文化发达之处，娼妓必多，谓文化由娼妓而明，亦言之成理也。”鲁迅反驳道，我记得《诗经》里也有一句“倡予和女”，好像至今也没有人解作自己做了婊子来应和别人的意思。所以那一个错字，不过错而已，谈不上可笑可鄙。鲁迅尖锐地问道：“中学生在文章中把留学生写成‘流学生’，一个大学教授就得意洋洋做了一首诗，曰：‘先生犯了弥天罪，发往西洋把学流，硬是九流加一等，面筋熬尽一锅油’，我们看可笑的是在哪一边呢？”鲁迅在这里所揭示的，正是体制化的现代教育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有学问的大学教授，用他们的知识权力嘲笑青年学生，这就造成了对青年学生新形式的压迫。说老实话，大概没有任何人会站在中学生的角度去说话，而鲁迅却爱护青年，且敏感到这一问题的存在：他在任何时候都是站在弱者（被奴役者）这一边的。 

　　还有《名人与名言》，这是针对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先生说的。章先生是大学者，有一次他发表了一个高论：“学白话是很难的，比文言还难，因为现在白话多是古语，不知道白话的某个音出自古语那个音，白话便难学。”鲁迅由此而发表了一番议论：章先生作为一个小学家，他谈小学是对的，倘或章先生超出小学范围来大谈白话问题，就要出毛病。于是提出一个尖锐问题：要警惕名人崇拜，以为倘是名人说出的话就特别有道理。其实，“博识家的话多浅，专家的话多悖”。专门家对超出专门范围的问题发表意见，多半荒唐。鲁迅的这话番议论自不是指向太炎先生个人，他所面对的是现代学术的一个重大问题；一把学术权威地位绝对化，也会形成一种新的压迫。 

　　鲁迅还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很有现实意义。上海三十年代有一种被资本家所控制的御用工会，曾提出过一个“反抗本国资本家无理的压迫”的口号。鲁迅分析说，这句可疑的口号的真实含义是：“有理的压迫”不应反抗。于是又有“全体工友必须刻苦耐劳，加紧生产，共济时限，力谋劳资间的真诚合作，消灭劳资间的一切纠纷”这样的号召，并且宣扬说“中国的工人阶级没有外国那么苦。”鲁迅所发现的“有理压迫”论，在今天的中国，还有很多人在宣扬，这是应该引起警觉的。在鲁迅看来，压迫就是反动，有压迫就应该反抗，这里没有半点讨价还价的余地。人们应该洞悉一切对压迫、奴役的掩饰和粉饰。可以看到，如果说鲁迅在二十年代批判锋芒主要指向传统文化，那么三十年代则主要指向现代社会，对现代化结果（现代教育、现代传播、现代商业、现代文化、现代学术）的一种批判。更可贵的是他在批判现代文化时发现了传统文化中的压迫关系依然存在，但又产生了一种新的压迫关系。西方现代文明并没有真正使人从奴隶状态解放出来，相反新旧奴役关系两者结合起来，形成恶性嫁接。鲁迅早在本世纪初便提出这一问题：过去我们有本土自发的偏枯，现在我们又获得外来的新的疫病，“二患交伐，中国之沉沦遂以益矣！”八九十年代中国问题的严重性恐怕也正在这传统与现代中的弊端的恶性的嫁接，“二患交伐”上。———鲁迅的预见又提前了半个49中州学刊1999年第2期名人，因此，正好为报纸凑热闹，增加一点销路。现代新闻有一个坏脾气，爱渲染，尤其是对女性，更加上种种描写。所以报上经常有许多社会新闻，如果案子中是男人不多写，若是女人便大加描写，不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便是“豆蔻年华，玲珑可爱”。一个小女孩跑了，她到底是自己跑的还是受人引诱都不知道，但才子们就断言“小姑独宿，不惯无郎”，你怎么知道？一个村妇再嫁两次在这穷乡僻壤本是很平常的事，到了才子笔下就变成“奇淫不减武则天”。你怎么知道？在强者是不要紧的，只需一封信，道歉和更正就接着登出来。无权无势如阮玲玉就成了吃苦的材料。鲁迅这里讲的，都是现代新闻传播媒介对人的伤害和压抑，其实是不亚于封建社会的。到了九十年代比之三十年代可以说是有过之世纪。 

　　考察三十年代中国社会，鲁迅的第二个重要发现是一个新的社会典型的出现。这种人在八九十年代又再度出现，即所谓洋人的买办。鲁迅称之为“西崽”，并且说“西崽”之可恶，不在于他的职业，而在于他的“相”。“相”是人内心世界的外在表现。因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