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西方文化，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并且在实际上影响着本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成为一切政治、文化势力都不能回避的尖锐的问题。这是由本世纪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关系的特殊性造成的。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交流，早在汉唐时代和明代，就已经开始。但汉唐、明代和外来文化的交流与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文化交流，在性质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前者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基本上是平等的交流。鸦片战争后，西方用枪炮打开了中国大门，其文化也随着商品输入而大规模传入中国。中国是被动接受的，也就是说，在19世纪中叶以后，一直到20世纪，西方文化的输入始终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同时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文化传入造成的影响非常复杂。一方面，它传入了中国所没有的一种新质的文化，确实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但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化。中西文化的交流中，或者说中国向西方学习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关系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文化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在民族心理与情感上也就引起了十分复杂的反应。一方面东方学生必须向西方老师学习，但始终不能摆脱一种屈辱感；同时，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的知识分子，又不能不时时产生种种忧虑，一种焦灼心理，担心自己的传统文化因此会失落。这样的民族感情问题，恐怕是一切后发达国家都会遇到的。 

　　鲁迅是怎样看待和处理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呢？他首先对中国人接受外来文化的民族心理作了一个分析，他从屈辱与担心、焦虑的背后，感觉中国人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或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实质上是一种中华中心主义情结。表面上是民族的自卑心理，隐藏在深处的是民族自大情绪。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落感为什么比其他东方民族更加强烈，就因为难以摆脱“中华中心主义”梦的诱惑。而在鲁迅看来，这是中华民族最致命的问题，它将妨碍民族的更新和真正自信。所以，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一开篇，就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华中心主义。由于中国在历史上始终处于中央大国地位，民族就缺乏上进心，缺乏一种自我批判、自我更新的能力，这就使得中国文化长时间没有进步。以至到上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缺乏自我批判力量的已经老化的中国文化，一下子遇到一种尚具活力的西方文化，倾刻间，帝国的文化大厦就垮了。在鲁迅的观念中，西方文化是一种异质文化，一方面和中国文化不一样，但又有独立的价值。这说明，他是用一种平等的眼光去看待西方文化的，既没有把西方文化看作蛮荒文化，也没有将其视为先进文化。同时，他认为尽管西方文化是随着帝国主义的枪炮打进来的，它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还是有益的。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异质文化，就有了比较。由此而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人们不是说要发扬传统文化吗？要发扬传统文化中真正值得发扬光大的东西，首先就是要正确地分析自己，仅仅自己看自己是看不清楚的，必须要有一个他者的存在。现在西方文化就是“他者”，你先要知道（真知，而非假知；深知，而非浅知）西方文化，然后加以周密的比较，才能产生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一种自觉性。所谓自觉，就是要反对盲目性。在鲁迅看来，中国人对待自己文化最大的盲目性，就在于那个中华中心主义。什么叫中华中心主义？就是认为我们传统文化有一种至善至美性，达到了顶端、极境。鲁迅认为这种至善至美性，是虚妄的，是一种盲目性。“打破盲目性，增加自觉性”，这是鲁迅接受外来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在鲁迅看来，西方文化的侵略性的强行输入，在造成了中国本土文化危机的同时，它也为古老的传统文化的更新提供机会，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打破了传统至善至美性的文化神话，然后我们才能客观地自觉地来看待我们的传统文化，什么应该发扬，什么应该改革，而整个文化的发展应立足在变革上。最近经常有人提出来，好像由于鲁迅对传统文化采取比较激烈的批判的态度，就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断裂了。在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民族文化断裂的真正危机在哪里？在鲁迅看来，真正的危机在于不思变革，陷入盲目性。鲁迅尖锐地指出，传统文化不会灭亡在变革上，而恰恰要灭亡在不变不动的保古上，越保古这古就越保不住，这是鲁迅的一个基本的立场。他就是要借助西方文化来打破中国文化的神圣性、神话，然后才能变革，有变然后才有更新，才能发展传统文化。这里同样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什么是爱国主义？鲁迅当时就作了回答：“满口爱国满口国粹，也并不妨碍人们作奴才。”他希望我们要警惕那些爱亡国者。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有一个很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世界上固然多爱国者，但也搀杂着爱亡国者，爱国者虽然偶然怀旧，却专重在现世以至将来，爱亡国者只是在悲叹过去，而且赞叹着所以亡的病根。鲁迅特别提醒我们，那些外国保古主义者称赞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得当心，有的是别有用心的称赞。改革开放以来，无数外国人到中国来，用鲁迅的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