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越剧电影《红楼梦》导演岑范忆往昔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传统戏曲电影由于不涉及现实生活因而成为政治旋涡外一处避风的港湾，戏曲电影的创作也正是因此走向了鼎盛时期。当时有许多著名导演纷纷转移阵地，崔嵬、桑弧、吴祖光、应云卫、吴永刚等导演为我们留下了数目不少的戏曲片，现年78岁的岑范导演也是其中的一位，他执导了60年代戏曲电影中影响最大的经典之作———《红楼梦》。

　　献礼剧目成轰动影片

　　首先我们说说越剧《红楼梦》，这部戏是上海越剧院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剧目。这个剧是由原上海越剧院二团排演的，编剧是徐进，徐玉兰饰贾宝玉、王文娟饰林黛玉。越剧《红楼梦》在1958年2月18日至3月31日，首期公演，连演54场，场场爆满。1959年，作为国庆10周年献礼剧目晋京演出，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编剧及主要演员，对该剧加以肯定和鼓励。

　　1962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想把这出剧搬上银幕，厂里面安排由我作为导演。但是当时条件比较困难，尤其是戏曲电影对化妆以及布景、灯光的要求都相当高，我们就和香港金声影业公司合作，他们提供我们进口的胶片、摄影设备以及布景化妆所需材料，摄制组全是上影厂的人员。我们用上影厂的三个摄影棚置景，拍起来也较为顺利，当时拍这部影片大概成本是70多万元，其中有30万左右给了越剧团。影片处理成上、下集，在国内外放映大受欢迎。从1962年11月21日起，在香港连续映出38天400余场，观众近40万人次。香港报纸在1个多月内发表了香港文艺界人士撰写的评论文章达100多篇。1978年，影片在国内重映，不少地方仍然昼夜不停地放映。

　　要和香港那边打擂台

　　《红楼梦》的艺术指导是中国电影的老前辈朱石麟，朱石麟也是我的老师了，解放前许多上海的电影人南下去香港，我也是其中的一员。那时我只有二十岁，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字辈，提着一只小箱子，在香港一待就是六年。

　　六年中我跟随朱石麟拍了十多部影片，有《清宫秘史》、《生与死》、《山河泪》等，我有时任执行导演兼演员，有时则是编剧兼副导演。这样摸爬滚打迫使我的编、导、演这三个重要环节都能够胜任了。1951年我回到祖国，没有回上海，先到了北京。最初的几年是在八一厂和北影厂工作，拍过几部京剧戏曲片，由于家人对北京的天气不适应，总是生病，于是就请求调回上海。

　　到了上影厂同郑君里合作执导了电影《林则徐》后，由于当时政治形势很难捉摸，本来有一部张骏祥做总导演，我做导演的影片《亚非支流号》要去埃及拍摄的，结果未能成行。各厂都在拍戏曲片，当时香港也很想把上海越剧团的越剧《红楼梦》拍成电影，朱石麟导演曾经在香港执导过“黛玉进府”这场戏，但是后来拿到上海看时发现置景差异很大，和后面的戏串不起来就决定还是重新拍，在字幕上“艺术指导”正是表达对朱石麟导演的敬意。

　　1962年香港也拍出了黄梅戏版的《红楼梦》，我们越剧版的《红楼梦》到香港去放映其实也是在跟他们打擂台，从观众的热情以及影评来看，越剧版的《红楼梦》大有胜出。

　　时代已然不同

　　我拍了不少的戏曲片，人家都以为我特别热爱戏曲，其实不然。我是个球迷，更是个体育迷。直到现在人家看我身体好，还来邀请我导戏、演戏，我不去了，因为时代不同了，当时的那些电影工作者是把电影当做革命文艺事业悉心呵护，很有一种责任感。现在已然不是一个时代，我也就退出历史舞台吧。

　　当初让我拍戏曲片，我是不喜欢的，觉得把传统节目照样儿搬上银幕，总觉得应该有创新和建树。所以后来再让我拍戏曲片，我就把它当做故事片来导，舞台风格化特点使它趋向于电影的生活化、真实化，镜头这个能够“动”的东西就很关键，让摄影机从各种角度选取最美、最富于表现力的镜头。比如黛玉焚稿和宝玉成亲采用了交叉蒙太奇，使悲喜两种完全不同气氛的场面同时进行，产生了强烈的情绪对比。而那些大喜、大悲、大怒都不要过于直白的表现，处理黛玉死时始终是一个侧影，或许对于所同情和爱护的人物，我希望给予艺术的保护。(口述/岑范 记者/张悦)

　　■回眸

　　戏曲电影：浓墨淡彩总相宜

　　上世纪60年代前半期，是公认的戏曲电影创作的高峰期。当时戏曲电影是上影、北影这些“龙头”电影厂的重点创作品种，每年平均有十多部戏曲片问世，给电影厂也给电影市场带来巨大效益与活力。

　　浓墨：

　　京剧电影如日中天

　　1960年，由北影厂摄制，崔嵬同陈怀皑联袂执导了京剧戏曲片《杨门女将》，一举获得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戏曲片奖。1962年二人又合作拍摄了《野猪林》，其主演李少春、袁世海都是梨园大腕，所以影片深得国内外观众认同。

　　淡彩：

　　越剧电影风姿撩人

　　1962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与香港大鹏影业公司合作拍摄了越剧戏曲片《碧玉簪》，由老导演吴永刚执导，由金采风、陈少春等联合出演，金采风师承越剧大师袁雪芬，所饰演的蒙受不白之冤的李秀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