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人对时间的覃思相比，中国哲人更早开始了对于时间的妙悟。孔夫子从黄河滚滚东去不舍昼夜领悟到时间的永恒，庄子以“白驹过隙”喻指人生的短暂。这种对时间的诗性感受方式，从一个侧面映照出中国哲学的诗意与情趣。追溯哲人的诗性思考，我们会发现《诗经》的导源作用。《诗经》以诗歌的形式传达了先民对于时间 
的感受与思考，从中可以谛听到个体意识由蒙昧朦胧向觉醒迈进过程中坚实的足音。 

　　《诗经》中出现了大量的时间名词与时间副词，在诗人而言并非刻意为之，实在是基于先民对时间的深切感受。这种感受大致包括三个层面：时序感受、心理感受、生命感受。 

　　《诗经》是农业文明时期的产物，先民对时间的感受与农时、物候息息相关。大而言之，春秋代序为年，而“春”、“秋”、“年”的本义都与农业有关。在古人看来，季节首先意味着劳作收获，是他们的生命方式。小而言之，日出日落，月令交替，决定着先民的生活节奏。《豳风·七月》最为集中地表现了先民在时间流程中对于大自然的律动的把握。全诗按月排比，平铺直叙，非常适宜于表现时间长河的平缓匀速流淌。先民随着自然的律动呼吸，平静地接受自然的恩赐，“当耕而耕，当蚕而蚕，当作而作，当息而息”（黄熏《毛诗集成》）。《七月》正是通过逐季逐月地展示与之相应的特定意象，完成了这幅年年岁岁循环不已的风俗画卷。 

　　与《七月》将喜愠消融于时序的写法不同，行役诗的抒情主人公感受时序则满腹牢骚。《小雅·采薇》前三章以植物的生长暗示时间的变化，“薇亦作止”、“薇亦柔止”、“薇亦刚止”，表明士卒滞留边地时间之长；“心亦忧止”、“忧心烈烈”、“忧心孔疚”是久役难归所产生的激烈情绪。末章“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等诗句敏感于“往”与“来”中时序的变迁，生发出沧桑之感，以至“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将哀痛之情推向极致。 

　　如前所述，时间或曰时间词本身并无情感因素，只有它与特定意象联系在一起才会触动人心，产生诗美。对于时间，不同心态会有不同的心理感受。相爱的青年男女对离别时间的心理感受自会与他人不同，盼归的少妇对于黄昏的心理感受也异于常人。胡塞尔的《内在时间意识现象学》，将时间分为“内在的时间”与“客观的时间”、“世界的时间”，所谓“内在的时间”即根据主体自身的体验去把握时间，亦可称之为主观时间。

   《王风·采葛》、《郑风·子衿》“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的诗句绝妙解说了客观时间与主观时间的区别。至于《王风·君子于役》首次将“日之夕矣，牛羊下来”的黄昏景致与伤别念远联系起来，正是盼归少妇对于黄昏时节的独特心理感受所致，这种心理感受经过后世诗人不断的体味与复现，无疑具有了原型的意义。正如清人许瑶光所言，“已使唐人闺怨句，最难消遣是黄昏”。“黄昏意象”作为文人对于时间的独特心理感受长久地留在古典诗词中。又如黍离之痛亦具有原型意义，它的产生恰恰也基于时世变迁对诗人心理造成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讲，时间是生命的存在方式。先民从对时间的感受中体悟了生命的存在。时间的漫长越发反衬出个体生命的短暂，时间的易逝又促使他们思考如何增加生命的密度，提高生存的质量。这种思考使《诗经》不惟停留在具体感性的抒情叙事层面，某些诗篇还蕴含着哲思的萌动。比如蜉蝣是一种朝生暮死生命极为短暂的昆虫，诗人由此联想到了人生，蜉蝣因之具有了象征意义。《曹风·蜉蝣》接连三章，反复咏唱“心之忧矣，于我归处”，“心之忧矣，于我归息”，“心之忧矣，于我归说”，可见焦虑之深。因为诗人已经认识到人生的归宿与蜉蝣的归宿在本质上是同一的，生命不可逃避死亡的规律。 

　　随着先民对于生之无奈的意识由朦胧逐渐明确，他们的心灵便不断地被焦虑所困惑，如何寻求缓释与解脱焦虑便成为先民时常考虑的问题。他们思考的结果是，立足当下，及时享乐，以乐消忧，即《秦风·车》所谓“今者不乐，逝者其耋”，“今者不乐，逝者其亡”。及时行乐的思想正是在岁月易逝的残酷现实催逼下产生的。如果联系时间意识的觉醒来看待及时行乐思想，其合理之处正在于为时间焦虑找到了缓释与解脱的对策，不失为一理性地应对人生的态度。 

　　在时间的三个维度即过去、现在、未来之中，先民最为关注的是现在。因为抓住了今朝、今日、今夕，生命才是实实在在的。中国古代史诗的不发达，除了过早确认了诗歌“言志”的单一功能之外，或许也与先民历史意识淡薄，对于“过去”这一时间维度的忽略有关。《大雅》中的史诗都带有祭祖性质，或许可以解释为只有在特定的时日，先民才会怀着宗教的虔诚，推移历史时间，而在漫长的日常生活中，它们更瞩目当下，充分感受正在行进的时间流程，品味具体实在的“冬之夜”、“夏之日”带给他们的苦与乐。 

　　孔子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概括《关雎》，这一经典的评点被视为《诗经》的整体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