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轮教育改革好像波澜壮阔，因为提的是双文化，不仅是双语课程而已。

　　以往新加坡称的双语，英文是Bilingual。有识之士指出，Bilingual只是培养学生“会说两种话”，不等于Biliterate，即会读会写地通晓两种语文。缺乏厚实的语文装备，我们的莘莘学子走不远。

　　于是从会说双语，到双语兼通，目前又有了双文化的倡议。

　　像是一次三级跳，成绩如何，大家屏息以待。当然背后还是有点纳闷：要是我们的下一代光讲双语不行，会用两种语文不够，而需要双文化，那为什么还是战战兢兢，精选三校，试点施行？好像说，文化这东西是精品店的货色，只有200多人才买得起，不是所有求学的人都应具有的装备。

　　搞不好，“双文化”的另类标签是“非双文化”，新加坡的学生又多了一个对立面，多一种分化，而不是As you like it（自由选择）。　

　　据笔者近年与教育界的接触，发现很多传统英校其实也很注重华文的教学，重聘良师，教师得到校方尊重，学生的华文程度也不弱。学习母语是人权，不是特权。时至今日，新加坡已没有什么华校英校的分别了，学生群体因语文学习而分化的情况应早日结束！

　　有机会再来探讨“语文政策产生社会分化”的议题。本文只想趁目前的热潮指出，从教育功能来说，掌握语文是不够的，终极目的是在追求这种语文背后的璀璨文化。

　　强调文化的追求，现在是有心不怕迟。这数十年来，新加坡在语文教学的方式上规划了又规划，装了拆、拆了装，用尽心机，效果却欠佳。新课程把语文和文化融合在一起学习，此正其时。

　　回顾过去，岛国最大的教训之一是语言的标签越多，语言传习与应用的成效就越低。理由是，语文程度并不会因为贴了何种标签而有所改变；反而是让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下一代因此有语无文，有文无化。　　　

　　以前有个不像是笑话的笑话，就是负责规划电视台华语标准的本地人员到了北京，发现那里把晚饭消化以后、半夜才吃的一餐叫做“夜宵”，于是醒悟到我们说了几代人的“宵夜”是错的。回到新加坡，改、改、改！

　　“宵夜”一词来自方言，约定俗成。固然，有关当局认为华语必须要如此规范，也非无不可。只不过，一两个词儿“标准”了，我们电视剧的素质会因此而提升吗？我们的电视观众会因此而“有文化”起来吗？

　　这其实说明了，从牙牙学语到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化，差别是很大的。用语言认识文化，整体是一个浩瀚的过程。语文的规范，那只不过是滔滔文化长河的小开启点罢了。

　　那，什么才算是文化？当然，专家学者各自表述的方式很多，辞书上的解释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或也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科学、教育等。总而言之，文化是浸浸然的一种积累，是河海长流，不是个别的小点。

　　文化，就像畅流人体全身的经枢脉络，不是其中一个acu-point（穴道）。正如金庸小说描述的，中了武林毒掌，解救的大师要打通流过这人腹背的两条主要经脉，叫任、督二脉，脉络通畅了，人才有救，绝对不能只往这人的某个穴道猛戳。

　　语文教学融合文化传承，有这么一套教材吗？其实回想起来，南洋一带以前念的《中华文选》，就是这么一套经典。后来为了教育的“本土化”，新加坡根据这套教材的骨干作了些增删，另出文选，教学效果也不俗。这说明了，《中华文选》仍是值得珍惜的课本之母。

　　曾有人批评《中华文选》的编纂“不科学”，尤其是高中部分。一开始就是远古诗集《诗经》、三四千年前的演说稿《汤誓》、《牧誓》；高二下学期，才读到清末民初的孙中山、梁启超、蔡元培。从古文念到今文，从难到易，这不是倒着念吗？

　　其实这只是站在“语文教学”的角度来看问题，并未触及《中华文选》编纂的精髓。我们要是从整体来看——先看初中，才到高中，就会了解到文选的编者(主编宋文翰)是从语文的学习，逐渐提升到文化的浸濡，这样子编上去的。

　　须知过去的华校在小学阶段，华文的应用基础已经打好。因此中学的《中华文选》第一课，是现代作家巴金的《繁星》(“我爱月夜，我也爱星天”)，学生开始接触白话文学。

　　从巴金一直读到最后一册，即中四下学期念的第八册，就是秦汉文章、唐诗宋词的选读。念完中四阶段，学生已有了悠悠数千年中华文化的一个概念。而A水准的高中，则是从古到今所有“原典”的一次具体大巡礼。

　　这个样子念华文，才能够把中华文化的任督二脉打通，学生才会认识到：这是中华文化！

　　当然，现实的吊诡是，华文教育出来的人是失败的一群，以往的教材大概也没什么好提了。于是当我们发现“语文”不精时，乱点穴道，说华文很难，说教师呆板，说我们不是中港台所以半桶水即可。点中了哑穴，下一代当然讲不出话。

    来源/联合早报
  
    文/庄永康

    2004-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