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个人造字也存在，据《汉语大字典》记载说，秦始皇避讳就将原上面一个“辛”下面“鼻”的“罪恶”之“罪”改成今天这样子，“四”与“网”相似，被借用为网，这个字是秦皇的个人意图，从汉字形音义的角度来看有道理，应该说我们今天的人也接受，汉武帝和武则天也改过些字，他们改过的有些字就没有传承下来，因为那些字没有科学性。

　　罪可恶的是名人错字问题。斯大林曾在一篇文学评论中把“爱情”一词写错了，苏联学界有人迫马说“这是无产阶级的爱情与资产阶段的区别”。斯大林看到了这篇文章很气愤，马上撰文说“此是笔误。”这是在苏联，我们中国就不一样了，名人写错字了，文字学家不敢说，相反要把它写进字典，然后说“某通某”，稍有一点语音学知识的人就知道那不一定是通假字，而偏是那种对人民不负的人胆最大把它写进字典了，元明清时代错字最多，因为那时小说流行，写小说不象写诗，特别是律诗。篇幅太长涉及的汉字太多，受同音字影响，难免会写错字。后人们不敢说，还将错字写进辞书，这样本来就复杂的汉字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后世学者应该有批判的精神，敢于指出名人名著的错误，不应做名人的奴隶，否则不配做汉语传播者，而是遭踏语言的罪魁祸首。这就要求我们做语言文字工作的同志，要以高度的债任感，有求真务实的精神对待自己的工作，决不能急功近利，要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要多向大家学习，更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不为拍名人之马，武断专横，强奸民意，将个人的意图强加给全国人民。

　　举例说， 鲁迅先生的作品，从简化汉字的角度看，有不少错别字，我在一些文字网上发文提到这个问题供大家讨论，可是有人发文骂我是“小子”，说什么“约定俗成”，请问除了写错字外，谁会把“纪念”写作“记念”？谁又会把“他老是用眼盯着我”之“盯”字写作“钉”？诸如此类问题在中学语文课本里的鲁迅文中不是一处。难道这些字已约定俗成了吗？更何况有的词已被写进词典，叫异形词。如果某些错字是大部分人易错的就把它当对的来处理，全国人民都高兴，但把个别名人的错误强加给人民大众，万万使不得。选入中学课本中的鲁迅先生的《灯下漫笔》无论写此文当时错对，但从简化汉字的角度来看就有两个明显错字，“直接了当”和“沉垫垫”。鲁迅在此文中就骂 中国人做奴隶有隐，可是读此文的中国人仍然改不了做奴隶的脾气，还要当奴隶。可悲啊。

　　如果说我不是东西是小子，那就请看看语言学大家的讲话吧。

　　“在社会文化发展上，往往是学术权威引领着各专业领域的发展和规范，但在语言文字领域却不尽然，语言学者常常遭遇尴尬，显得很被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晁继周教授就曾讲了在《现代汉语词典》(下文简称《现汉》)修订时遇到的一个故事，说作家杨朔在他的作品《荔枝蜜》中误将“蜇(zhē)”字写作“螫(shǐ)字，结果《现汉》专门增收了这个“螫”字，解释为“蜇”的书面语。作家的一个笔误竟然使《现汉》这样一本权威性词典为其专收一字，专释其意，迫使千百万人把它当作真理性知识来记忆，这不得不使人对“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一观点产生了怀疑。” 

　　——《中国教育报》2004年9月15日第3版  转引自《国家语言文字网》

　　“我们对现代汉语、现代汉字的研究不够深入，没有汉语的音节全表，没有规范汉字表，没有全面反映海内外华人词语的词典，没有与汉语地位相称的语法长编，没有专门的普通话研究室和现代汉字研究室。”

　　——许嘉璐引自《国家语言文字网》。

　　“规范现代汉语不能以古代为准，也不能以某一个或某一本词典为据，应该以当代约定俗成的写法为准。由上可见语言文字规范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南开大学朱春敬）《彭泽润〈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第５次学术会议综述〉》

 　　“文字的简便化。汉字简化是适应经济原则，追求用最小的物质代价获得最好的信息　效果。要加强汉字规范化各个方面的研究，减少混乱，制定可行的规范制度。（西北大学 林　允富）要科学地修改《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 彭泽润 〈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第５次学术会议综述〉》《转自国家语言文字网》

　　综上所述：中小学语文课本以及各种字典词典中都有错别字，很多一部分错字是名人错别字，我们希望在这此书的编写工作中应有批判的精神，要用规范的标准规范名人错别字，而不要做名人奴隶。

    来源：人民网 
  
    文/ 郭稳福 

    2004-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