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鲁、郭、茅、巴、老、曹……”现代文学史上的六位文学大师人们都耳熟能详。如今，六位中只剩巴金了，他成了硕果仅存的国宝。学术界公认巴金的创作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在1949年前，巴金写出了诸如《灭亡》、《家》、《春》、《秋》、《爱情三部曲》等二十多部中长篇小说。这些小说影响了几代青年人，同时也奠定了巴金在现代文学中不可动摇的地位。1949年以后巴金却没有写出让人满意的作品，正如巴金在《作家靠读者养活》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我在17年中，没有写出一篇使自己满意的作品。” 

　　巴金的第二个创作高峰是在“文革”之后，他用了8年时间写了150篇《随想录》，计有42万字。巴金说：“五集《随想录》主要是我一生的总结，一生的收支总账。”学术界认为这是一部“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讲真话的大书”，是一部代表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它的价值和影响，远远超出了作品的本身和文学范畴。 

　　巴金在《随想录》（第二集）的后记中说：“是大多数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笔不停地写下去……我写作是为了战斗，为了揭露，为了控诉……”揭露、控诉、讲真话，构成了《随想录》的基本格调。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在“文革”后极左思潮还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之时，巴金率先拿起笔来开始“呐喊”。 

　　如今当我们读五部《随想录》时，也许有人会说当年巴金所讲的“真话”只不过是人类生活中最基本的生活和生存的常理，在今天看来这些“真话”实在是太普通了，一点也不“酷”，一点也不慷慨激昂。如果把《随想录》和韦君宜《思痛录》相比较，也许《思痛录》更加深刻、更加尖锐。但是，任何事情都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状况和时代背景，要知道《随想录》写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而《思痛录》却写于90年代，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非常犯忌的话，在90年代已经不算什么了。当时的政治气候变化很快，不要说80年代和90年代比，就是每一年的情况都不一样。把《随想录》的第一集和第五集比较起来看，你会发现8年的跨度，第五集的文章比第一集的文章深刻得多。在第一集巴金曾写了两篇谈《望乡》的文章，八年后《望乡》简直就不是个事了。 

　　时代不断地前进，人们的思想也在不断进步。巴金比较早地提出“文革”不仅仅是“四人帮”的事，每个人不但是受害者也是参与者，是推波助澜者，是有责任的。并且巴金首先拿自己开刀，认为自己在“文革”中也说了假话。所以巴金在《随想录》一遍又一遍地提倡说真话，认为“文革”的产生是说假话造成的。巴金说，说的真话并不一定是真理，但真理是在真话的基础上产生的。 

　　最近，我有幸读到由陈思和等人主持编印的《随想录》的手稿本，原来当年出版的《随想录》只是删节本。我发现巴金当年所讲的有些真话，在今天看来也是惊世骇俗的。在《病中集》手稿本的第192页，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应当维护宪法，我们也有根据宪法保卫自己应有的权利。投票通过宪法之前全国人民多次讨论它，多次修改它，宪法公布之后又普遍地宣传它。平时大吹大擂，说是‘根本大法’，可是到了它应当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却又找不到它了……”这一段话在定稿时被删除了主要的句子，这一段话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也有可能被删除。这些段落在《随想录》手稿本中随处可见，比方在《长官意志》中，巴金说：“为什么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现了文学相当繁荣的局面……” 

　　巴金说：“所谓的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也就是说巴金是真想讲真话的，但是话到嘴边不得不又咽下一点，转换一点，使真话不能痛痛快快地说出。巴金觉得不吐不快却又不敢痛快，如骨梗喉。巴金身边的工作人员陆正伟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1981年10月，为了配合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巴老为《随想录》专栏寄去了一篇《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当时责任编辑潘际正在北京度假，文章刊出后，巴老发现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并非原文，而是经过了多处删节。文章中凡是与“文革”有关的词或者有牵连的句子都给删除了，甚至连鲁迅先生讲过的自己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的话也给一笔勾销了。因为此“牛”会使人联想起“文革”中的“牛棚”。过后才知道这是接到“指令”后才被删除的。巴老对此事感到极大的愤慨，为此他一连写了三封信给潘际，他在信中说：“……关于《随想录》，请您不必操心，我不会再给你们寄稿了，我搁笔，表示对无理删改的抗议，让读者和后代评判是非吧……对一个写作了五十几年的老作家如此不尊重，这是在我们国家脸上抹黑，我绝不忘记这件事。我也要让我的读者们知道……” 

　　当然，对不经作者同意就胡乱删改稿子的报刊来说，作者有理由提出抗议，但是，巴金当时的反应是十分过激的，这在他一生中也是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