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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长寿对我是一种惩罚
2004-10-12 

  巴金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鲁、郭、茅、巴、老、曹……”现代文学史上的六位文学大师人们都耳熟能详。如今,六位中只剩巴金了,他成了硕果仅存的国宝。学术界公认巴金的创作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在1949年前,巴金写出了诸如《灭亡》、《家》、《春》、《秋》、《爱情三部曲》等二十多部中长篇小说。这些小说影响了几代青年人,同时也奠定了巴金在现代文学中不可动摇的地位。1949年以后巴金却没有写出让人满意的作品,正如巴金在《作家靠读者养活》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我在17年中,没有写出一篇使自己满意的作品。” 

  巴金的第二个创作高峰是在“文革”之后,他用了8年时间写了150篇《随想录》,计有42万字。巴金说:“五集《随想录》主要是我一生的总结,一生的收支总账。”学术界认为这是一部“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讲真话的大书”,是一部代表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它的价值和影响,远远超出了作品的本身和文学范畴。 

  巴金在《随想录》(第二集)的后记中说:“是大多数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笔不停地写下去……我写作是为了战斗,为了揭露,为了控诉……”揭露、控诉、讲真话,构成了《随想录》的基本格调。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在“文革”后极左思潮还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之时,巴金率先拿起笔来开始“呐喊”。 

  如今当我们读五部《随想录》时,也许有人会说当年巴金所讲的“真话”只不过是人类生活中最基本的生活和生存的常理,在今天看来这些“真话”实在是太普通了,一点也不“酷”,一点也不慷慨激昂。如果把《随想录》和韦君宜《思痛录》相比较,也许《思痛录》更加深刻、更加尖锐。但是,任何事情都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状况和时代背景,要知道《随想录》写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而《思痛录》却写于90年代,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非常犯忌的话,在90年代已经不算什么了。当时的政治气候变化很快,不要说80年代和90年代比,就是每一年的情况都不一样。把《随想录》的第一集和第五集比较起来看,你会发现8年的跨度,第五集的文章比第一集的文章深刻得多。在第一集巴金曾写了两篇谈《望乡》的文章,八年后《望乡》简直就不是个事了。 

  时代不断地前进,人们的思想也在不断进步。巴金比较早地提出“文革”不仅仅是“四人帮”的事,每个人不但是受害者也是参与者,是推波助澜者,是有责任的。并且巴金首先拿自己开刀,认为自己在“文革”中也说了假话。所以巴金在《随想录》一遍又一遍地提倡说真话,认为“文革”的产生是说假话造成的。巴金说,说的真话并不一定是真理,但真理是在真话的基础上产生的。 

  最近,我有幸读到由陈思和等人主持编印的《随想录》的手稿本,原来当年出版的《随想录》只是删节本。我发现巴金当年所讲的有些真话,在今天看来也是惊世骇俗的。在《病中集》手稿本的第192页,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应当维护宪法,我们也有根据宪法保卫自己应有的权利。投票通过宪法之前全国人民多次讨论它,多次修改它,宪法公布之后又普遍地宣传它。平时大吹大擂,说是‘根本大法’,可是到了它应当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却又找不到它了……”这一段话在定稿时被删除了主要的句子,这一段话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也有可能被删除。这些段落在《随想录》手稿本中随处可见,比方在《长官意志》中,巴金说:“为什么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现了文学相当繁荣的局面……” 

  巴金说:“所谓的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也就是说巴金是真想讲真话的,但是话到嘴边不得不又咽下一点,转换一点,使真话不能痛痛快快地说出。巴金觉得不吐不快却又不敢痛快,如骨梗喉。巴金身边的工作人员陆正伟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1981年10月,为了配合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巴老为《随想录》专栏寄去了一篇《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当时责任编辑潘际正在北京度假,文章刊出后,巴老发现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并非原文,而是经过了多处删节。文章中凡是与“文革”有关的词或者有牵连的句子都给删除了,甚至连鲁迅先生讲过的自己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的话也给一笔勾销了。因为此“牛”会使人联想起“文革”中的“牛棚”。过后才知道这是接到“指令”后才被删除的。巴老对此事感到极大的愤慨,为此他一连写了三封信给潘际,他在信中说:“……关于《随想录》,请您不必操心,我不会再给你们寄稿了,我搁笔,表示对无理删改的抗议,让读者和后代评判是非吧……对一个写作了五十几年的老作家如此不尊重,这是在我们国家脸上抹黑,我绝不忘记这件事。我也要让我的读者们知道……” 

  当然,对不经作者同意就胡乱删改稿子的报刊来说,作者有理由提出抗议,但是,巴金当时的反应是十分过激的,这在他一生中也是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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