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至26日举行的“2004北京国际纪录片展”更像是一次电视工作者的培训会议。放映厅在一家酒店里，来自各地的电视人每天上午看4小时片，午饭后就紧接着下午的4个小时，晚上还有各种座谈。 

    用一个白天看完朗兹曼的9个半小时纪录片《浩劫》，确实是挺疲劳的事，与其说它令人激动震撼，不如说他沉重得难以消化。在座谈会上，第一个提问者铺垫了半天才问出两个问题。朗兹曼的回答不怎么留情面，基本上让大家觉得提问者对电影的认识相当肤浅。 

    在与马赛国际电视市场负责人的座谈会上，电视工作者们倒是踊跃提问：我们的片子怎么能去市场？要花多少钱？ 

    影展前，通过网络传播的消息令许多影迷兴奋不已，不过1000元的套票价格给很多人泼了盆冷水。最后来参加的人显然多数是由单位埋单，因为常常说不想看的时候就不看了。第二周的放映换了地点，只在每晚放映两部影片，套票价也低了很多，280元。两处放映场地都不大，有限的套票都售空了，即便如此，据组织方估计，经济上还是要亏一些。这次纪录片展从一年多以前就开始筹划，但由于手续复杂漫长，仍然没有时间寻找赞助。 

    “像罐头起子那样打开人们的认知” 

    影展的上一届，应当是7年前，中央电视台《生活空间》栏目在北京举办的“首届国际纪录片学术会议”。“当时外界的反响不错。第二年本要接着做，很遗憾，上面说年年都搞密度太大，过一年再搞。这一过就是7年。”纪录片展副秘书长、北京广播学院的林旭东教授说。 

    展映影片主要来自法国外交部和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日本影片的组织工作相对麻烦，因为山形电影节是民间机构，所有片子都要与所有者一家家地谈。“日本发行公司很怕，觉得一到中国来就是要被盗版。后来是山形出面保证，放映费也谈到尽量低的价格。”法国的朗兹曼一直对中国非常热情，其他片子由于外交部出面也更好办。只是到最后又出现许多情况，有的影片不能来，有的找到拷贝已经损坏了。原来计划中路易·马勒的《印度幻象》和克利斯·马凯的《北京的星期天》都因此成了遗憾。 

    5年前故去的美国导演罗伯特·克雷默有两部影片在影展中放映。他的名字是陌生的，作品先锋而激进，作为独立团体“新闻短片小组”的创始人之一，他曾说：“我们所要摄制的影片应当使人火辣辣地感到坐立不安，它们不是为了邀宠献媚，而最好像手榴弹一样直接在人们的脸上开花，或者像把好的罐头起子那样打开人们的认知能力。”这次影展之所以精彩，恰是因为所选的大多数纪录片十分符合这个标准。 

    克劳德·朗兹曼是自觉的，他在11年里坚定地为完成《浩劫》不懈努力，经济拮据东拆西借不说，就是与被拍摄对象发生身体冲突也未能阻住他的步伐。土本典昭和小川绅介是自觉的，十数年里他们抱定信念，一直关注国家权力对民众利益的侵害，拍摄出世界纪录片历史上举足轻重的“水俣”系列、“三里冢”系列。更多的年轻新锐也是自觉的，尽管他们的作品题材、风格不同，纪录片理念和意识形态立场大相径庭，有些方面甚至针锋相对。如同《纽约时报》著名影评人文森特·坎比所说：他们“都有一种共同的使命感，认为改变事物的状态、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过程、唤醒我们去注意我们生命中他们认为值得深思的层面，是他们一种应尽的义务”。 

    “库存里有几部像样的纪录片？” 

    10多年来的中国纪录片中，不乏可以看出具有“使命感”的作品，譬如段锦川的《八廓南街16号》、宁岱的《停机》、王光利的《我毕业了》……但对这些作者，却未见这样的信念在他们的作品中延续。无论是何原因，它们只能被看作偶然、自发，而不是自觉。

“这也是我想做这样一个活动的原因。”林旭东说，“不说那些院校，就像中国电影资料馆，它的库存里有几部像样的纪录片收藏？你到发达国家一个稍具规模的大学电影系，去查这些重要的作品，非常方便地可以调出来。中国的纪录片工作者缺少这样的参照，经常大家很困惑的在谈一些不成为问题的问题。谈起影片又都是从抽象的语言到抽象的语言，争论的双方都没有看过这部影片。国内一些纪录片研讨活动有时也会放些好东西，但是非常杂，没有脉络，没有组织的过程。要系统地看片，你会知道这部作品和它的语境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以后做起来，可能会更加自觉一些。” 

    作为主要的节目策划人，林旭东对此次影展片目的“脉络”显然非常在意。影展中最老的日本纪录片是1938年龟井文夫的《上海》。淞沪战争刚结束，龟井被东宝公司指派到上海，在陆军的监督下拍片。此时日本银幕上泛滥着军队如何在中国战场凯歌高奏的宣传片，龟井镜头下的上海，却到处树立着阵亡士兵的墓牌和灵位。影片在日本很卖座，只是后来军部审看过后说：这个人以后做片子我们得注意了。次年，他又在武汉随军拍摄《战斗中的士兵》，更明显地采取了“正题反做”的手段———题目仍是原样，影像却释放着自己的信息。解说词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