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马悦然是中国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推力，因为他是瑞典文学院18个院士评委中唯一懂中文的人。在今年的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前夕，记者在瑞典文学院对这位80岁的汉学家进行了专访。后来获知，我们可能是近20年来第一个在瑞典采访他的中国大陆记者。

　　被认为是汉学权威

　　20世纪40年代，马悦然追随欧洲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学习中国古典音韵学、先秦文学、《诗经》、《左传》及《庄子》等，随后赴中国四川考察方言。在那里认识了后来对他影响很大的妻子程宁祖。“瑞典东亚博物馆早些时候订了很多中文期刊。一般都是宁祖看了后推荐给我看！当然，她也爱好文学，而且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东西。”马悦然在采访中对我们说。

　　因为妻子程宁祖的关系，马悦然至今在中国菜中偏爱川菜，说话间更是会经常蹦出几句四川话，令人忍俊不已。

　　50年代，马悦然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获中国语言学博士学位，此后至90年代，先后在英国、澳大利亚、瑞典等地从事中国语言、文学教学工作。60年代，马悦然任“斯堪的纳维亚亚洲研究学会董事会”主席；70年代任瑞典皇家文学、历史、博古学院副主席；80年代两度出任“欧洲中国研究协会”主席。马悦然翻译过大量的中文文学作品，在海外被公认为是汉学权威。

　　“我刚去了山西”

　　听说近来马悦然每每见到中国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刚去了山西……”于是，记者的采访就从他的山西之行开始。今年8月，马悦然去了阔别11年之久的中国。到了北京、山西和四川。

　　“北京变化实在太大了！我以前住的史家胡同都拆了一半了！”马悦然说。

　　和北京相比，马悦然显然更愿意谈山西。“我很早就想去山西。想去看看李锐笔下的吕梁山农村到底是什么样。”马悦然说，他去了山西作家李锐当年插队的村子，住了3天。“我请全村人打了牙祭！”马悦然笑道。他很有兴致地向记者描述村里人“烹羊宰牛”的情景。“我原以为那里很穷，结果发现大家过得挺好的。窑洞特别漂亮！”

　　中国文学缺少好翻译

　　“中国人为什么至今没有拿到诺贝尔文学奖，难道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真落后于世界么？”一个也许被全中国人关心的问题，自然而然在采访中被记者提出。

　　“中国的好作家好作品多得是，但好的翻译太少了！”马悦然说。

　　马悦然很认真地说，近百年来中国诞生了很多优秀的小说家、诗人，很多人完全有资格拿诺贝尔奖。但或多或少都是因为翻译的原因而未能被西方接受。

　　马悦然举例说，巴金的《家·春·秋》的英译本，对话部分翻得还可以，但很多叙事部分因为译者觉得烦琐竟被大量删除。“很多译者本身对文学或翻译作品并不感兴趣，把翻译书简单地当成一个‘活’，自然容易偷工减料。”他说，他自己在翻译中文作品时一般要看三遍，才动笔。“等到你感觉到作者通过书在和你交流，你能感觉到作者的呼吸，四川话就是‘拍子’，这时我才开始翻译。”

　　“我是学古代汉语和方言出身的，翻译是业余。我1946年开始学习中文，第二年开始把唐宋八大家的作品翻译成瑞典语。60年代，我开始翻译现当代作品，至今已有40多部。”马悦然说，他认为应该让更多地喜欢中国文学的“非专业翻译”的外国人来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他们的母语。这样，中国文学才能走向世界。他说，外文出版社应该在这方面再多下点工夫。

　　“沈从文最接近诺贝尔奖”

　　马悦然否认了中国传言甚广的鲁迅拒绝接受诺贝尔奖的传闻。他说，中国的早期文学巨豪鲁迅和诗人闻一多，如果当年能有好的翻译作品，是不难得到诺贝尔奖的。“如果上个世纪20年代有人能够翻译《彷徨》、《呐喊》，鲁迅早就得奖了。”马悦然说，“但鲁迅的作品只到30年代末才有人译成捷克文，等外文出版社推出杨宪益的英译本，已经是70年代了，鲁迅已不在人世。而诺贝尔奖是不颁给已去世的人的。”

　　马悦然说，他曾在瑞典驻华使馆当过文化专员，和老舍、巴金都有交往。老舍的作品他看过多部，“《二马》非常有幽默感！”，“巴金来过我家，我招待他和鲁迅的儿子喝我自酿的绍兴酒！”马悦然谈起中国文学的这些大家显然如数家珍。“中国文坛还有很多美女，”马悦然说，“比如冰心，她年轻时很漂亮啊！杨绛也很美，东西写得真好！她老公钱钟书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但在那么多中国作家中，其实沈从文是最接近诺贝尔奖的人。如果他能再晚几年去世，一定会成为中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

　　谈到沈从文，马悦然显得有些惆怅。他说，美国人很早就翻译了沈从文的《边城》，但翻译得不全。后来自己翻译了沈从文大量的作品，瑞典文学院的同事们都比较喜欢。沈从文1987年和1988年两次被提名。“1988年我突然听到有人告诉我说，沈从文去世了！我打电话证实这一消息后，遗憾了很久。从当年同事们的评论来说，他是很有希望得奖的。”

　　作家要写出自己特色

　　当记者问到，在未来一二十年里，中国是否会有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时，马悦然停顿了片刻，没有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