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卢梭要回归的自然人性是一种主动的积极的存在，而庄子要回归自然人性则是一种丧失了主体性的消极存在。 

　　卢俊认为：在自然万物中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即在于：“人的自由主动者的资格”。他说：“自然支配着一切动物，禽兽总是服从；人虽然也受到同样的支配，却认为自己有服从或反抗的自由，而人特别是因为他能意识到这种自由，因而才显示他的精神的灵性”。 

　　而庄子则认为：只有泯灭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进入自然秩序的大化中，人性同物性一样生长，这才是自然人性的本来状态。如《秋水》云：“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徇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德充符》云：“既受食于天，又恶用人？” 

　　虽然庄子追求一种“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的绝对自由，但这种自由由于主体早已融于客体而不存在了，庄子们绝对自由只能退缩到为安时随俗的蜗牛壳里面 。 

　　其次，卢俊所要回归的自然人性是一种感性的存在，而庄子所要回归的自然人性是一种极少感性色彩的无情的存在。 

　　卢俊认为：人天生具有感性欲望，这种感性欲望是人生存发展的必要，它是自然的，因而也是合理的。他说：“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应有的关怀”。并认为：理性固然可贵，但若是滥用理性支配一切，用它来规范感情道德，则是很不合适的。 

　　庄子虽反对外物对人性的侵扰，但他认为对人性的最大侵扰正是人自身的感性欲望，因此回归自然人性必须驱除人的感性欲望，以彻底丧失主体性而进入自然大化。《大余师》云：“故乐通物，非圣人也；有亲，非人也；天时，非贤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总之，只要还有一点亲身名利等主观欲望的，即是滞留于外物而未回到本性，他心目中的自然人性应是“喜怒哀乐不入胸次”，“死生不入于心”，“是亦彼也，彼亦是也”，用《德充符》里的一句话概括“有人之形，无人之情”。 

　　丧失主体性的庄子在蜗牛壳中最终变成了一只美丽的蝴蝶，而处在十八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卢梭则在回归自然人性的基础上相继推出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特别是后者，为以后的资产阶级国家建制奠定了基础。  
 
    来源/国际在线

   2004-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