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组织都没有合法的地位，除非和当地政府有联系，而这种和官方的官僚极其慎重的“交道”对于Quadrio来说没有一点胜算的可能。　　

　　上海，莫干山(音)路50号，中国高端的当代艺术的栖息地。在这里你随随便便就能看到一间艺术家工作室，要么就是一家中国艺术品交易的货栈，在这里，价值上千美元的中国艺术品被出售给老外。

　　中国艺术对老外来说炙手可热，到莫干山路收购中国画的人多数来自国外。“舔老外的屁股”，一位艺术系的毕业生轻蔑地形容中国人买画的场景。

　　Davide Quadrio，意大利人，长期居留在上海，他经营了一家非营利的艺术中心。“中国艺术品被外国记者、收藏家、商人炒得很热，年轻的艺术家们不知道该如何正确面对这样的炒作。人们在此刻似乎对中国的东西如饥似渴，他们渴望中国的新奇怪异。但是，中国每年能够脱颖而出的艺术家都很难超过10个。”

　　因为艺术家邱志杰(音)的努力，上海的艺术团体在过去10年由游击队变成了正规军。Quadrio是这个变化的见证人。他回忆说，从很隐蔽很简陋的状态开始，艺术家们在自己的工作室展示先锋派的艺术作品，主要是给同行看。1996年，瑞士商人Lorenz Hebling在上海成立了第一家私人商业画廊，展出的多是中国作品。1999年，Quadrio的伙伴Bizart举办了一个名为“出售艺术”的展览，这才使中国艺术从隐秘转向了公开。　　Quadrio正在着手创办一个非营利的展览馆，但是事情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在上海，任何一个文化组织都没有合法地位，除非和当地政府有联系，那就是和上海文化局打交道。这种和官方的保守的、官僚的、极其慎重的“交道”对于Quadrio来说没有一点胜算的可能。可行的办法只有成立一家公司，成为商业机构。这样一来，他举办的活动都成了官僚鼻子底下的嗅物。Quadrio说，不是审查制度的问题，而是钱，这是最让人头疼的事。

　　在隔壁的一间屋里，李立梁(音)，一个画家，经营着一家名为Eastlink的画廊。他的办公室堆放着艺术品。“我在做两件事”，他说，“我必须先有点东西卖，然后才能开画展，展出一些实验性的作品。”

　　有一件事李不愿提，那是一件声名狼藉的事。2000年，他参加了一场非官方的上海第一届边缘艺术双年展，那是上海美术馆主办的。李立梁的作品《不合作方式》，是一张朱昱的摄影作品的临摹，画面上是一个男人在吃一个婴儿。《不合作方式》是一群具有“另类”这一共同身份的策展人和艺术家发起的展事。在今天的艺术界，“另类”包含有挑战和批评当代权力话语和世俗的意思。用不合作和不妥协的方式，这种地位就能抵制同化和庸俗化的威胁。毋庸置疑，这张画被查封了。虽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这一次双年展对权威是一种冲击。李说：“人们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艺术。他们开始明白，另类的艺术并不会危害社会，尤其是它是从美术馆出来的。2000年之后，中国的艺术氛围变得开放起来。”

　　Victoria刘，一个充满活力的台湾人，曾经服务于上海双年展的她看到了中国文化界的巨大变化。“政府，什么是政府？他要服务于人民。现在的政府官员很年轻，他们多半有国外教育背景，他们知道怎样提高每一届的展览水平，怎样展现中国文化。”

　　“但是，中国的文化开放之后，他们又盲目地跟随西方。”刘说，“西方的画商对我们的历史知之甚少，他们从来不问中国曾经有过什么，他们以他们的标准评判事物。多少年了，我们在这种趋势下都表现得很卑微，我们服从于西方人的价值观。现在我们想做自己的事情。”她很担心中国的艺术家们都成为他们西方同行的“跟屁虫”，她希望中国艺术家的作品都能跟自己国家的历史联系起来，有自己的声音。“年轻的艺术家不明白艺术就是艺术，他们认为艺术是市场。”

　　当代艺术的传播还需要几年时间，她说，到了那个时候，双年展的划分标准将不再是东方和西方，而是经济，是中国人的贫富差距。“人们不再舔老外的屁股，而是目光跟随本国富人。” 

     来源/青年参考 
 
　　 文/Charlotte Higgins 编译/Ellen  

    2004-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