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文化传播


 
华文传播)- 华文 四海 海外 华人
文化动态)- 消息 观察 文脉 影视
原创文学)- 新作 心路 旅游 剧作
鉴宝赏奇)- 神工 珍奇 玉石 古玩
 
 
  新作纵横   心路笔记   旅游文学   影视剧作  
 
 
您当前的位置/文化传播
 

 

金明寺岁月-——陕北1976--1980感受历史转折
金明寺岁月 (上)

    ——陕北1976--1980感受历史转折

作者: 臧 振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命运之神把我带到一条宁静、贫瘠的山沟里。在河畔山坡上,有三排用石头硬圏的窑洞,有六间砖墙瓦顶的教室,这里就是陕北佳县第五中学——金明寺中学。1976年到1980年,我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四年。

    2011年8月29日下午,手机忽然收到一条短信,是当年金明寺中学的学生魏生峰发来的:
“……今有一事相求:金明寺中学编学校简史,想请您写篇文章以添色泽,敢请命笔。”

    魏生峰的来信把我带回到三十多年以前。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在金中二斋院前(佳县的学校把一排窑洞叫一“斋”,第二层叫二斋,“二斋院前”就是一斋的“脑畔”上),一群学生围坐在我周围,一边享受着山谷的和风,一边闲聊。 “我编一个谜语,你们猜” 我说,“‘扇扇子’,打你们中间一个人的名字。”学生们抓耳挠腮,因为人不多,很快就猜出来了:“魏生峰!”

    魏生峰现在是佳县教育局局长,我如果还在佳县教书,那么就应该是他的部下了。我立即复信:“我近日甚忙,但不敢不从命。请告知截稿时间,我可安排写作。”生峰复信:“截稿时间九月二十日。我代金中感谢您!”

    九月的那些天,我正忙着写一篇回忆北京大学“文革”时期“批斗”和“武斗”的文章。北大的书斋成为武斗的壁垒,真是不堪回首!但因为当今中国有那么一些人士在鼓吹中国应该再来一次“文革”,逼着我不得不对现在的学生回首那段往事。联想到金明寺中学那山沟里习习的谷风,那么宁静的斋院,和我在这里弥补了大学时被“文革”耽误的课程,是啊,我应该好好回忆在金中度过的宝贵时光。

    拙文《四十五年,弹指一挥间——北大文革琐忆》直到九月二十二日才完成,发到了陕西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数字史学网”《西岳论坛》我的“专栏”《戈辰随笔》上。

    《琐忆》写到我在北大差点被别人整成“反动学生”,写到“1970年春天,正式分配工作。我自我放逐,到了陕北穷乡僻壤深山老林中,心存一丝幻想:有朝一日,‘天子驾崩,大赦天下’。”

    魏生峰让我写的《金中岁月》,正好可以作为《琐忆》的续篇。至于交稿时间,只好请他们再宽延些时日。在金中时,记得曾有学生问我:“你北京大学毕业生,怎么到了我们这里?”我怎么给他讲得清楚呢?想到自己在所谓“最高学府”的经历,就说:“那个毕业证,我真想把它扔了!”后来学生中间就传,说我是因为丢了毕业证,流落到此。我也不想解释。不过,三十多年过去,现在我可以解释了。


    1963年,怀着一颗虔诚而火热的心,从家乡来到伟大祖国的首都,来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在有着“民主与科学”光荣传统的北京大学读书,那是何等幸福!可是我在这里,不出两年,已经被人暗里定成“对党团组织不满”的学生了!为什么?因为给团支部书记提过一些意见。第三年,背着这样的鉴定到农村参加所谓“四清运动”, 在“阶级斗争风浪”里,又被人罗织了不少“反动言论”,其中一条竟然是说我说过“‘毛主席万岁’是反动口号”!了解“文革”时期“红色恐怖”狂热气氛的人都知道,这一条就足够置我于死地了!当然这一条纯粹是断章取义。我的原话是在替自己辩解时说的。我说:捕风捉影,歪曲我的本意,这样一来,即使我喊“毛主席万岁”,你也可以说我喊的是“反动口号”。此言一出,又被人掐头去尾,成了上面那条“罪状”,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这些情况,我在上面提到的《北大文革琐忆》里面已有详述,这里就不赘言了。

    我在佳县一共工作十年。1970年到佳县,县革委会张继先同志把我分到南区他家附近的黑水坑中学(坑镇中学、佳县四中),在那里“乘”了三年。1973年,因我在佳县安家落户,婆姨是北区方塌公社学校教师,于是被调到北区的通秦寨中学(通镇中学、三中)。1976年,根据毛老人家的“五七指示”,佳县在金明寺办起了“五七大学”。 这是当时佳县的“最高学府”。因为这里只有一条通向煤矿的土路,距县城七十里,没有公交线,一般教师都不大愿意去。我立即请缨,到“五七大学”当上了“教授”。不久,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第二年,“五七大学”恢复了原名:金明寺中学(金中、佳县五中)。

    所谓“五七指示”,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信中说:“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1968年7月21日, 毛泽东又批示道:“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段话被称为“七二一指示”)到了七十年代,“五七指示”、“七二一指示”成了各地学校“教育革命”的指导方针。当时的金明寺中学的校长张文学,带领学生把学校对面一个陡峭的山坡绿化,栽满了杨树,取名半坡山;在旁边山沟里种上梨树、枣树、苹果树,办起了“林场”;在金明寺后沟,向乡里要了几十亩地,办起了“农场”;又从外地引进梅花鹿,办起了“鹿场”;学校周围和校园里种着一排排生长迅速的“九大杨”,浓荫遮掩,生意盎然。这些情况,令一心想“隐居山野,与猿鹿为友”的我颇为向往。当了解到县政府决定把这里办成“五七大学”,从农村青年中招收“工农兵学员”,开办农班、林班的时候(不久又招收了水电班),我就毫不犹豫,来到了这条僻静的山沟里。

    那时的山外,还在进行着毁灭文化的“大革命”,不过已接近尾声。在这僻静的山沟里,批判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标语还在路边的土崖上留着,学校每天早上让所有教师坐到会议室,学一个小时《毛著》,“雷打不动”,叫做“天天读”。对于我这个带历史和政治课的老师来说,丝毫不觉得为难,我也因此当上“学毛著积极分子”,到县城参加大会,吃了几顿好饭。对于其他教师这可就难堪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捱过来的。

    九月九日,也就是我来金明寺两个月,晴天一声霹雳:天子驾崩——毛主席老人家去世了。在佳县这个“《东方红》颂歌的故乡”,老百姓怎样想的?我不清楚。只觉得山沟里平静得和往常一样。记得上级发下来黑袖套和别针,教师们都给老人家戴了孝。但我记得此前约一年,通镇中学厕所墙上曾发现“打倒毛主席”的“反动标语”,公安局的人在师生中折腾好多天,没有结果。

    要知道,金明寺周围,在不到三十年前的1947年7至9月,毛主席率领中央机关转战陕北时,曾在这附近度过了最为关键的一个多月,指挥了沙家店战役,扭转了西北战局乃至中国历史的车轮。

    这一个多月,可以说是金明寺周围这片土地开天辟地以来最辉煌的时刻。作为曾经在这里教历史的老师,不可不回味一下这段历史。

    1947年3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率二十三万人马闪击延安,企图一举消灭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撤离延安,以代号“九支队”转战陕北。由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二万多人,运用毛主席提出的“蘑菇战术”,(在崇山峻岭间运动,拖到令敌十分疲劳十分饥饿,伺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3、4、5月,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歼敌万余,缴获大量战略物资。8月7日,西北野战军包围榆林。蒋介石急飞延安,与胡宗南决策以董钊第1军、刘戡29军八个旅向绥德佳县急进,靖边钟松36师驰援榆林,企图将西北野战军和中共中央机关歼灭在无定河以东黄河以西狭窄地带。8月12日西北野战军撤榆林之围,隐蔽在归德堡、镇川堡一带待命。九支队急向东行,吸引刘戡部赶到黄河边。8月16日,九支队从米脂印斗公社(上世纪50-70年代叫“公社”即现在的“乡”)陈家岔进入佳县境,经乌龙铺到达神泉公社曹家庄。8月17日,刘戡七个旅由绥德义合北上到达神泉堡、佳县城。神泉距曹家庄不到十里。此时,董钊由西南赶向米脂,钟松由榆林南下米脂,企图在榆林米脂佳县三角地带(即金明寺以西以南数十里内)合围我中央机关。九支队急由曹家庄转移,冒大雨在古城、马家墕附近渡过正在猛涨的葭芦河支流,向北上山。连夜急行军到达西山公社白龙庙,稍事休息,18日转向西北,溯五女川急行到达朱官寨公社杨家园子。19日到梁家岔。20日佛晓,沙家店方向传来轰隆的炮声,战斗打响了!

    且说36师钟松自以为援榆林解围有功,扬言只需他就可 “结束陕北战争”,率师部及165旅冒进至沙家店,却不知我军在沙家店以北山上布下了“口袋阵”。20日战斗打响,下午二时教导旅和新四旅在常家高山围歼敌123旅。同时,西北野战军三纵在乌龙铺和沙家店之间的当川寺阻挡了刘戡两个半旅的增援。黄昏攻下沙家店,至21日战斗结束,歼敌师部及两个旅6000余人,击溃了蒋介石对陕北的“重点进攻”。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首长来到彭德怀指挥部——前东元,参加庆功大会。毛主席告诉大家,就在这些日子里,在全国战场,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反攻。

    沙家店战后,中央机关在朱官寨住了将近一月,毛主席发表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9月21日离朱官寨,东南行至张家崖窑,停留两天,9月23日到神泉堡,10月17日毛主席到佳县城,18日去谭家坪,参观峪口纸厂,住南河底。19日逛白云山。11月2日回到神泉,14日离神泉到闫家峁,20日到乌龙铺 ,21日离开佳县,到米脂申家硷,22日进驻杨家沟。
    统计:毛主席率中央机关在佳县停留98天。最关键的行程——从曹家庄到东元上,是在金明寺周围完成的。

    前东元,在金明寺西二十余里。梁家岔,在金明寺西北三十里。杨家园子、朱官寨在正北十余里,张家崖窑在东十里,白龙庙在东二十余里,曹家庄在东南不足三十里,当川寺在正南三十里。沙家店战役主战场,在金明寺西南方向四五十里那片山地。

    我一直在捉摸:老蒋为什么打不过老毛?

    学校请了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1947年时的中共葭县县委书记张俊贤来做报告。张书记佳县人,曾任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支队政委,很懂打仗。他着重讲到,粮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大问题。

    这里我们还得回顾一下5月2日的蟠龙战役。蟠龙镇是胡宗南的后勤补给基地。当时胡宗南判断中共中央机关及西北野战军主力在绥德地区并要东渡黄河,遂令其主力急速北上绥德,并令榆林驻军南下,企图南北夹击,将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消灭在葭县(佳县)、吴堡地区。5月2日,胡部主力进占绥德,其实中了调虎离山计。当晚,西北野战军对蟠龙发起突然袭击,歼敌6000余,缴获面粉1万2千余袋、服装4万余套及大批武器、弹药。此后,蒋介石不得不派飞机给胡宗南部空投锅盔(大饼)。为防止敌人得到粮食,我方粮食大部散藏在群众中,群众疏散进山,粮食不易找寻。西北野战军和九支队有“供应处”,负责与地方政府联系粮草。胡宗南二十万大军被西北野战军和九支队拖到陕北千山万壑中,就掉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疲劳无粮,必败无疑。

    沙家店战役打响前,毛泽东、周恩来找到张俊贤,问地方政府能给两万人提供几天的粮食?张俊贤说:“把坚壁的粮食找出来,够部队吃一两天。”“如果两天不能结束战斗怎么办?”张俊贤想了想,说:“杀驴!”“那不会影响老乡种庄稼吗?”“不会,老乡可以用锄头掏地。”主席和周副主席点点头:“这仗可以打!”结果是战斗很快结束,没有杀驴。

    听到这里,我深深感到,那时的老区人民是豁出命来支持共产党和解放军的,这里的人民对于中国革命是有过特殊贡献的。老蒋以为凭借武力可以消灭一个得到人民拥护的党、军队和政府,的确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三十年后,当我来到这条僻静的山沟的时候,老百姓的生活却处在极端贫困之中。

    70年代初,我在黑水坑街上看见有捧着饭盆讨吃的浮肿病人,大为惊奇,那是59-61“三年困难”时期我在成都街上常看到的形象啊,这里怎么还这样?由于周围四十里只有这一所中学,我的学生大多住校,从家里揹来“炒面”,掺了水“拧”成糊糊充饥。“炒面”以糠为主,加一些栆、炒黑豆粉甚至连同栆核和玉米芯磨成粉。一次我到马蹄塌学生王振旺家访问,家长为招待我跑遍全村才借到一斤多麦子,随即磨粉擀面。后来我就带上粮票和钱,家长尊师,坚决不收,后来我就不再“家访”了。老师们其实也处在饥饿中,上完课就蹲在脑畔等开饭。我发现,和我住一间窑洞的高加乐老师怕我笑话,背着我“拧”炒面吃,我就请他帮我买几斤,我也“拧”,但是我加糖。

    70年代中期我调到通秦寨,对农村状况有了更多了解。为什么挨饿?村干部说是“穷山恶水,十年九旱,地少人多”。学生家长告诉我:“人哄地皮,地哄肚皮。”这才说到了点子上。那时候村村办“政治夜校”,干部在上面讲,“社员”在下面频频点头(打瞌睡),什么“林彪笑话(效法)孔老二,他连孔老二也不如”,什么“宋江其实是投降派”,似懂非懂,讲到“批林、批孔、批《三字经》”,一下子来了精神:“批粮?批款?批三十斤?”上面又批下来了救济!天天晚上搅到深夜,第二天一早,干部把社员轰上山,自己在村里“准备讲稿”,完成“政治任务”。社员到了地头,各找“阳角落”补瞌睡,准备晚上听课。
    为什么种地不认真?直接原因是饥饿,没力气;根本原因是集体劳动,粮食八成按人头分配,一个全劳力一天挣10个工分,一个工分只值几分钱,没人肯用力。吃不饱饭怎么办?一是在田边地头开垦“实边地”偷种私收,这是“非法”的,所以又叫“刘少奇地”;二是搞副业耍手艺,或者做点小生意,挣点钱到“黑市”上买粮食,这些被看作是“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三是往外跑,寻求生路。当时正在宣传“农业学大寨”,山西昔阳县有个“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带领全村修梯田、打坝堰,改变了面貌,被毛主席树为典型,指望用这个典型解决中国农业问题,陈永贵也被提拔为“国务院副总理”。当时有个口号:“全国学大寨,普及昔阳县”。昔阳县旁边有个寿阳县,抗日战争时遭到日本军队的“三光政策”“大扫荡”,至70年代尚未恢复,有很多空窑洞。佳县人发现了这个地方,一传十十传百,纷纷迁去。政府命令村干部追堵,村干部佯装追不上。老百姓打趣说:“佳县学大寨,普及寿阳县”。

    毛泽东的办法为什么行不通?这也是我一直在捉摸的问题。毛希望靠“精神原子弹”弥补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问题。可是生产队队长的精神境界脱离不了他的生存条件,全国能有几个“陈永贵”呢?

    70年代后期我来到金明寺,对于农民的贫困有了进一步认识。我在山上看书时,常见大山沟险峻的路上,有一个身手矫捷的拦羊人。他赶着羊群从我旁边走过时,总是脸色阴沉一言不发。学校后沟的村子名叫“秦马家硷”,林班学生秦玉周就是这村人。我向他问起那个拦羊人,他说,那人原是队长,在村里很有威信。因为搞“包产到户”成了“反革命”,从劳改队放回来后,不愿意参加集体劳动,就让他放羊。我心想:其实他是不愿意跟众人到山上去“哄地皮”。

    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关系,显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吃不饱,自发地寻求生存的途径。他们创造的各种方式,实际上体现了百姓的需要,证明了生产力水平决定着生产关系。然而他们求生存的努力统统被政府斥责为“走资本主义道路”,遭到蛮横压抑甚至政治迫害。农民贫困的原因,就在这里。

    “人民公社”这样一种生产关系,是毛泽东一手推动创建起来的。难道毛主席错了?

    我们知道,1947年10月18日,毛主席来到佳县城,县委书记张俊贤请毛主席为佳县政府题词,毛主席写的是:“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他老人家为什么不来看看:革命胜利二十多年了,老区人民还处在饥饿之中!
    (未完待续)

金明寺岁月  (下)

    ——陕北1976--1980感受历史转折

作者: 臧 振

    “十月里响春雷”!1976年10月,“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山沟里忽然热闹起来,学校组织师生游行,从后沟走到前街上,高喊口号“打倒四人帮!”当喊到“打倒江青”的时候,我迟疑了一下,但随即勇敢地举起了拳头。再喊的时候,我就放开了喉咙。旁边有一个林班的学生——大佛寺公社的刘继平小声问我:“毛主席尸骨未寒,就打倒他的夫人,不合适吧?”我立即回答:“江青是坏人。”“为什么?”“回去再说。”

    回到学校,校长崔殿光跟我商量:你是政治课老师,又来自北京,该了解些情况吧,给大家讲讲。我同意了,但是仔细想想,还不敢讲江青。报告会上,只是大而化之地讲了一通什么“十次路线斗争”之类,说这是党内生活的正常现象,新陈代谢,会让党更加健康云云。当然也讲了一点有关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小道消息”,大家还算满意。我知道,像刘继平这样的学生是不会满意的。

    然而这个问题不能不回答。毛主席转战陕北时,江青曾随行。在张家崖窑和南河底,房东都对我讲到对江青的印象:她是好人啊!据后来多种回忆录可知,当时她的任务就是照顾主席的生活,未参与任何军事上的决策。然而,“随毛主席转战陕北”本身就是她的光彩。我说“江青是坏人”,原因复杂,难给学生讲清楚。现在又是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再把刘继平的问题回答一下。

    转战陕北时,在艰苦危险的环境中,指挥着全国解放战争的毛泽东对于江青是冷淡甚至是烦躁的,江青在当时难免孤独忧郁。早年曾经在上海滩出过风头的江青来到延安,可以说是出于对革命潮流的憧憬,对伟大领袖的敬仰又使她成为毛主席的夫人;然而她并没有治国平天下的学养,也没有母仪天下的气质和凝聚部下的能力。如果她始终有自知之明,能摆正自己的位置,那她就是大好人。

    然而她不甘寂寞,总想着要出风头。建国以后的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初,江再也按捺不住寂寞,要求出来管一些事情,比如说她唯一熟悉一点的“文艺口”。当时正是毛泽东头脑发热,企图带领中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江青绝无规劝毛泽东冷静头脑多听听恩来、彭总等人意见的见识,却有急于要“露峥嵘”的野心。待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毛把一大批开国元勋、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推到敌对的位置,打成“反党集团”,导致各地群众分裂为两大派并发生了武斗的时候,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她到处发表毫无远见不顾后果的讲话,说什么“好人打坏人,活该!”说什么“要文攻武卫”。这些讲话导致全国武斗升级。当她对北京大学一派群众组织说另一派群众组织里“准有坏人”时,我这个被人诬陷为“说‘毛主席万岁’是反动口号”的人就在这个群众组织里。那时我就认定了:她才真是坏人!
    说老实话,就是因为江青对北大聂元梓们讲的那句话,我自我放逐,躲到了佳县,又躲到了金明寺。当“四人帮”刚被逮捕时,我还心有余悸。可是当偏僻如此的山沟里数百人的游行队伍喊出了“打倒江青”口号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解放了!

    1980年冬,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四人帮。江青在法庭上振振有词地说:“我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的时候,你们都在哪儿?”她的意思是:凭这个资历,她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她又说,你们只知道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了六个字——“你办事我放心”,“还有六个字你们知道不知道?‘有问题找江青’!” 这六个字是江青最后的“杀手锏”。她不想想自己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却自以为她有“尚方宝剑”,可以凌驾于国人之上惟所欲为。这说明她不具有现代法律知识,满脑子帝王思想。由此也可见,她当年奔赴延安,并非追求民主共和,更不是什么献身人类解放事业。

    毛与江的根本区别在于,毛有“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想,有“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的动机。毛的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等影响了一代有志青年的人生观、世界观。我自己对中国革命的了解和对毛的敬佩也就是在阅读《毛著》的过程中形成的。
    那么,毛究竟有没有错?错在哪里?

    这似乎不是我所能考虑的问题。然而从我读中学时就开始的“学《毛著》”运动,和我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那神秘的“要言妙道”的向往,以及当下作为政治课和历史课的教师,使我从四人帮倒台的76年到78年夏,把阅读的重点从古书转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那个年代,几乎每个学校的图书室都有多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我自己大学时在海淀旧书店也买过不少单行本,武斗时幸亏没有丢失的,比如《共产党宣言》、《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哲学笔记》,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等。由于“文革”中曾经与研究生学长住在一起,学到一点读书治学的门径,懂得比较版本,研究序言、后记和注释,因此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毛在花甲之前成功地领导了中国革命,那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切了解。五十年代之后,毛在领导新中国的建设中步入歧途,那是因为他以俄为师,认为列宁、斯大林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正宗,却不料这条路线已经离开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同时,毛的知识结构和戎马生涯又使他缺少现代政治观念的熏陶。1956年,当苏联人开始认清斯氏错误的时候,毛却一意孤行,搞起“反修防修”,要“揪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他忘记了自己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中阐述的思想,陷入了他自己曾说过“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他自己曾经批判过的“‘左’倾空谈主义”。所谓“‘左’倾空谈主义”,就是在以反封建专制为主要内容的民主主义任务尚未完成之时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开足马力废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把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上日程,甚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建立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结果是民主主义任务被抛到脑后,社会主义的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沿。最后他又发动“文化大革命”,给国家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

    与上面所说的错误相关,毛的另一个错误是:对于从夺取政权到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之前,这个阶段的国家职能是什么?他缺乏正确认识。在这点上,毛显然又受到苏俄的误导。列宁说,从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到完全消灭资产阶级,“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三卷200页)毛据此走向了“阶级斗争万能论”。他认为不论是经济问题还是思想问题,“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看的呢?恩格斯在批评杜林的“暴力论”(所谓“一切经济现象都应该由政治原因来解释”)时就说到:“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国家的基本职能,就是要缓和冲突,保持秩序,使不同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毁灭”;至于消灭阶级,“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最后迎来“国家的消亡”,实现共产主义,这些任务的完成,是在有了经济基础之后的一个自然的逐渐的过程。(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那么,中国的下一步该如何走?

    请不要笑,在金明寺的山沟里,我就清闲得可以琢磨这些个问题。
    但是以我的学力、知识,远远不足以科学地解答这样的问题。如果有机会深造,如果可以继续学习的话,我会继续把“书呆子”当下去。

    机会来了。
    1977年恢复高校招生,1978年7月我被抽调去陕西师大批阅高考历史试卷。同组的老师问我为什么不考研究生?我还真没有想过,觉得自己差得很远,尤其是外语几乎忘完了。第二天,几个老师拿来了当年的历史试题,的确不是我想象的那么难。我决定考!
    在西安收集了当时所能找到的俄语教材和语法书,回到那宁静的山谷,从字母开始回忆。
    没有想到的是,另一个令不少教师羡慕的机会也来了:榆林地区教育局发文件,调我去榆林工作。原因是,他们在通镇中学听过我讲课,他们来金明寺中学(前“五七大学”)视察时,又看到了我写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常识讲义》和《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他们竟然没有跟我商量就发文,想不到我会不愿意去。我说,父母年事已高,身体不好,我希望回家乡去。其实,主要的原因是,我知道自己不适合做行政工作,我连个班主任都当不好。
    1979年,四川大学没有录取我,据说是考得不错,但是只有两个名额;如果收三个,就有我了。1980年再次报考,但是我报考的方向川大不招生了。问为什么?回答说是去年多招了两人,占了今年的指标。
    啊,我领教了。
    于是我报考了南京大学。恩师刘毓璜先生接纳了我。

    1980年8月我离开了金明寺,怎么离开的我记不得了。但是所有老师的名字,还有不少学生的名字我还记得。尤其记得和老师们在一起劳动的情景,记得下课时间跟学生们斗鸡、摔跤的情景。当然也记得回答了学生们天南地北古往今来各种问题时我的得意和学生们满意的神情;要详细写这些的话,可以是一本小说了。

    也有学生记得我离开时的情景。2010年秋,我收到一本书,叫《荒原独语》(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是金中80届学生白凤鸣写的散文集。其中有一篇题为《老师》,写的竟然是我!我被人记得啊!文章的最后,白凤鸣写道:
    “老师上研究生的日子一天天近了。走的时候,老师倒是坐了一台去县城的手扶拖拉机。那天学校的老师们和很多学生都去送他。那机手见人很多,就做出很潇洒的样子,将油门儿加大,一松离合器拖拉机就冒着黑烟颠窜着向前走了。那天我也去了学校送老师。尘土和拖拉机冒出的黑烟中,我看见老师几次用手扶了扶他那一刻不能离开的眼镜。……”

      臧 振 2012-2-13 三亚 美丽新海岸

【浏览7069次】    【收藏此页】    【打印】    【关闭】
   我 要 评 论  
   用  户:
   认  证: 1+100=? 匿名发出:



您要为您所发的言论的后果负责,故请各位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
暂无评论!
 
 
 
 
 

■ [以上留言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mhwh观点]
 
电话:   mail to:hs@mhwh.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冠城园6-6-7A 邮编:100088
Copright www.mhwh.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