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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文革风云回忆反思—兼评蒯大富回忆/蒯大富返校
北大“文革”与文革风云回忆反思(上)
——兼评蒯大富回忆

作者:戈 辰


       在《西岳论坛》见到李亚平转贴的《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扉页上那几个名字,前边几个中学生红卫兵头目,他们的个人影响不是全国性的。令我感兴趣的是后面几个,最值得关注、最有史料价值的当然是蒯大富的回忆。抽了大半天时间读完蒯大富。因为忙于与先秦史有关的事情,很想立即忘掉这事。可是几天来,脑子里老是萦绕着“批斗”和“武斗”的场景,以至无法摆脱开。

       我算老几?我有什么资格讲?因为我是学历史的,又在我们学院教了几十年历史,对我院学生们讲几句该可以吧?文革开始时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三年级,文革中我始终是普通群众。又因家庭出身不是“红五类”和对政治不敏感说话又随便,差点被别人打成“反动学生”,这就逼着我在几十年间“苦其心志”,学马列、读毛著,关注中国现代史,反复思考文革动因及其是非成败。我想,蒯大富等虽然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但毕竟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所以我还是有点发言权的。近年来出版了不少回忆文革的书,亚平等研究现代史的老师们可以进行全面搜集整理研究,而我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先秦史,对于文革,就只能据自己所见、所闻、所思谈一谈。


    一般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以1966年6月1号为标志。这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月2号,《人民日报》刊登聂元梓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时间全国、首先是北京高校炸开了锅,北大成了文革风暴漩涡的中心,北京市各单位组织群众来北大“参观学习”,接着是天津的学生,再后来是来自全国的“红卫兵”,校园内人山人海围看大字报,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这样开始了。

    聂元梓等的大字报是5月25号贴在大饭厅东墙上的。很快就有“老北大”指出1957年北大右派分子的大字报《是时候了》就贴在这个位置。聂元梓们的大字报又有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这样的话。有鉴于57年的教训,周围很快贴满了捍卫校党委的大字报。可是6月1号一广播,,风云突变,很快又贴满了支持聂元梓们的大字报。

    聂元梓们何以有这样大的胆量和见识?蒯大富说:“你得佩服蒋南翔在清华搞得特别好。比如北大吧,起来反党委的、贴反陆平大字报的聂元梓,就是校党委委员、系党总支书记,这在清华绝对不可能。”蒯大富这样说,说明他很可能至今不知道,聂元梓们的大字报可以说是M老人家一手策划的。是康生在北大一次会上得意洋洋地透露的。(我当年收集的文革初期《中央首长讲话》,在南京大学读研时被孔乙己窃走,现在只能根据亲耳所听凭记忆写出大意:)康生说,五月底,当聂元梓们受到围攻焦虑不安的时候,他也感到很大压力。那天接到了主席的电话,说让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他一下子觉得自己解放了。康生说到这里,人们热泪盈眶,高呼“毛主席万岁!”
    那么,聂元梓们的大字报跟康生有什么关系呢?后来才知道,原来“中央”有一个神秘的“理论小组”住在北大,陆平们风闻其事不知其意欲何为。这个组的关键人物,被聂元梓们亲切称呼为“曹大姐”的,就是康生的老婆曹轶欧。聂元梓近年在努力撇清大字报与康生的关系,怎么撇得清呢!?

    蒯大富说:“文革初始,我对清华党委和蒋南翔是保的,肯定是保的。大概1966年6月3、4号,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去了,旗帜很鲜明,是保蒋南翔的,题目叫《捍卫清华党委,就是捍卫党的领导;捍卫清华方向,就是捍卫社会主义》。”这时候的蒯大富还是一个普通学生。过了几天,他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社论中嗅到了极左的气息,立即写了《也向校长质疑》,这时的他,以他极左的思想基础和看风使舵的本领来施展,开始不是一般的学生了。

    极左思潮的根子可追溯到五十年代。先是“一化三改造”、“反‘反冒进’”、“反右”,接着是“三面红旗”,几年之间,在毫无经济基础的情况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本是极其明显的错误,违背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违背了四十年代毛泽东思想光辉灿烂的雄文《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特征和对于“‘左’倾空谈主义”的驳斥,也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但由于最高领导人的固执,把一切冷静客观的意见都斥之为“右”并加以政治迫害。59年8月“庐山会议”,整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 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令曾经讲过要“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等都惊出一身冷汗。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彭真等人都流露过对M的委婉批评,刘说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话,彭说出“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的话。这笔账迟早要算,但不那么容易。
    M要做一篇大文章,首先是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造成一种M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气氛。从62年到65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策划批判历史学家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矛头直指一切企图为彭德怀翻案而危及M的威望的人。因为M动用江青是以文艺为突破口的,所以叫“文化大革命”,其实完全是政治斗争(如《五•一六通知》所说:“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1965年批《海瑞罢官》,1966年3月批“三家村”( 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北京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66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把四个掌管要害部门而令M不放心的人捆在一起,揪出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北京市长彭真、总参谋长兼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宣部长陆定一、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时还公布了正式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于是极左思潮蔓延到了所有对于政治敏感的热血青年中。

    《5.16通知》否定彭真起草的关于文化革命的《二月提纲》,理由是这个提纲“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1959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试图将“文化革命”约束在学术批评范围之内。《通知》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6月1号,《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四十五年以后的今天,同学们若有兴趣不妨读一读。这是一篇足以令人疯狂的文章,也是一篇乱党、乱军、乱国的文章。文章由陈伯达口授,由刚从军队抽来的三位秀才撰写。

    66年6、7月,点燃文革熊熊烈火的主席却不在北京,他把烫手山芋交给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自己躲在清凉的“西方山洞”,聆听着“神都”惊动世界的风雷。

   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调动新北京市委的精兵强将组成“工作组”进驻高校。“第一夫人”王光美,还希望像64年在“四清运动”中创造“桃园经验”一样,紧跟伟大领袖左的精神,再创造一个“清华经验”。

    蒯大富欣逢其会,粉墨登场。在《也向校长质疑》之后,发现工作组“不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就写了《工作组往哪里去?》几天后又在其他同学的大字报上写了这么一段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蒯大富的确非常聪明,他说:“我觉得,那时我对毛主席的文化革命理论吃得比较透,核心就是革命政权嘛。政权问题是首要问题,学校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中央有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就这两个思路。这个思路正好就符合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思路。”蒯大富也的确非常坚强,辩论、绝食、迎接批斗、笑对开除团籍,勇敢捍卫他所认定的“真理”,这令人欣赏!而这样一来M所需要的火候就够了。

    与此同时,北大也煽起了与张承先工作组的斗争。仔细想来,几张关键的大字报都是高干子弟带的头,可以相信,他们的消息来源是可以通往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6月18日突然发生的大规模揪斗“陆平黑帮”的事件,我相信是有人事先布置的。工作组将其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制造混乱,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事件”,刘少奇在《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上批示,肯定了工作组制止学生批斗干部的做法,这就中了招数。

    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7月19号讲了那几句话:“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8月5号,做了四年的“大文章”点睛之笔出来了: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应该是8月6号的凌晨,这张大字报抄件贴在了北大大饭厅东墙上。听到消息,我翻身下床跑向大饭厅,挤到前面去看。看到最后几行,惊呆了,不敢相信是真的又不得不相信是真的。回宿舍路上,脑海里翻覆出现“62年的右倾和64年形左而实右的阶级路线”,。因为6月1号晚上我们刚从农村“四清运动”前线被召回校,《四清工作手册》不少文件我都认真读过。62年、64年……,这不是指刘少奇又是谁呢?而且,“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没有调和的余地了!把大字报贴到北大,(据说最初是贴在中南海大灶食堂外,谁抄出来?)似乎只有利用狂热的学生运动才能解决问题了?

     8月18日,毛主席接见外地来京“串联”的学生。大批天津来的学生住在北大,17号晚上在“五四运动场”集合,每个北大学生带二十个外地学生,连夜出发,步行到天安门。从沙滩、王府井南下走到东长安街已经挤得走不成队形,我甩开天津学生自己移动,快到文化宫,听到广播,毛主席上了天安门,这时是早上五点。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几十万聚集到广场上来的彻夜未眠的年轻人,完全忘记了饥饿和疲劳,这就叫做革命的激情或者说狂热。而此刻他们最大的愿望,是看到毛主席!

    我移动到金水桥附近北大集合点,听说毛主席刚才来到我们中间,还让挑选一部分同学一起上了城楼。我抬头望那个熟悉的地方,令我震惊的是毛主席穿着绿军装,旁边还有一个人,谁?林彪!两个人,很突出,过去从未有过。周恩来、陈伯达、中央文革那些人等等在两边排开。
 
    我到北京三年来,多事之秋,除国庆五一游行外,经常有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群众大会(支援巴拿马、支援越南、支援刚果……)。北大清华的学生总是被安排在金水桥前,抬头便是主席台,领袖们的一举一动看得清清楚楚。今天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刘少奇一个人站在后面第二排靠东边的地方,(文革中“靠边站”一词即源于此),来来往往的人没有一个跟他说话。陈伯达(大概是会议主持人)、林彪、周恩来、聂元梓讲过话之后游行开始,人群从东长安街经天安门走到西长安街西单附近解散。过了一阵,毛主席离开了主席台,大概是接见城楼上的代表去了。满头白发的刘少奇孤零零站在那里十分显眼。广场上的群众不走了,齐声喊着:“刘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重复了百十遍,大概嗓子喊哑了,歇了一会儿,又开始喊。时间大约有半小时,毛主席又出现在城楼上。
第二天的报纸上,中央领导人排列顺序大变。报上又说红卫兵们不断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删去了“刘主席”三个字。这让我懂得了许多事情。而且,毛主席穿上了军装,又对给他带上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说“要武嘛”,意味深长啊!(此后中学生红卫兵在社会上“破四旧”,打、砸、抢、抄、抓,危害全国,亦源于此。然在“文革”,中,“联动”之流所作所为不过是一个拙劣的小插曲。)

    从“8.18”开始到十一月下旬,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上千万大、中学生“串”到北京,接受主席的革命思想,同时开始了全国“大串联”,把“革命火种”撒遍全国。九月份,我只身南下“考察”,经武汉、长沙、韶山、桂林、南宁、贵阳、昆明、重庆、成都,国庆节前回到北京。这时候,“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这样的标语口号遍及全国。由于伟大统帅号令的巨大威力,各地“保皇派”基本上已经失势。我惊奇地发现,各地“造反派”革命群众几乎都又分裂成了两大派。

    两大派,这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形式呢?主席有没有预料到呢?我有必要深入了解。每到一地,在接待站掏出学生证登记住宿,往往就被人热情邀请,让介绍北大情况;只要表示对这派的支持,就有可能受到头头接见,希望你留下来当参谋,甚至许愿将来给你个“常委”之类。我在了解了情况之后,只要说一句 “我的家庭成分不是红五类”,就可以走人了。造反派头头,令人有“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感觉;其中有曹孟德、刘玄德,有孙权、袁绍也有董卓。高校“造反派”中有些“勤务员”是很优秀的青年,真心诚意效忠于伟大领袖、献身于革命事业。“外州县”的“红卫兵”头头,往往就是吕布、马超,将来成为“红色政权”的“勤务员”应该就是他们的理想。
  
    忽然袭来的“革命”风暴和轻易取得的权势调动起人们的贪欲,造反派头头和他们身边的诸葛亮意识到,“夺权”事涉上上下下政治经济权利的重新分配,所以,只有招兵买马壮大实力,才能在斗争中击败对手。我倾向于认为,开始造反时,头头们大多出于革命激情和对毛主席的热爱,其后分裂为两大派的原因就是私心和贪欲了。不过这也未必正确。后来逐渐知道,“勤务员”的背后往往有“黑高参”指挥,“群众运动”其实一开始就是群众的“被运动”。

    1966年十月,北大东操场举行批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大会。操场边的土台上,从南向北依次是彭、罗、陆、杨。罗因为跳楼自杀摔断了腿,只能扶着拐坐在地上,其他人站着,低着他们的“狗头”。震天动地的口号声之后开始批判。其中一个发言人是聂元梓手下干将,原党委副书记、教务处长崔雄崑。他声色俱厉地质問彭真:“你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押送人员把彭真移到麦克风前。愤怒的口号声过后,传出彭真十分清晰不紧不慢的声音:“我不反对毛主席,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永远也不会反对毛主席。”崔书记傻了,立即领着大家喊口号。当时最流行的是陈伯达在一次会上喊出的口号:“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崔喊:“彭真不投降”,大家跟着:“彭真不投降”,崔喊:“就叫他……”他犹豫了半秒,接着喊出两个字“交待!”操场上群众一时发呆,紧接着忍俊不禁,轰然大笑。据说崔原想通过这次批判跟陆平、彭真划清界限,大概良心发现,觉得彭真不至于该“灭亡”。后果呢,是他在被禁闭后自己灭亡了自己(跳进北大红湖自尽)。这个在57年主持北大“反右斗争”的大左派,此时左思右想左右为难只好“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了。

    据说康生得知此事恼怒万分,质问为什么给彭真提供放毒的机会?于是有了11月初在工人体育场重新召开的“批斗彭罗陆杨”大会,这次是肯定要打下他们的嚣张气焰了。可是彭真的一句话和罗瑞卿大将坐在台边垂头丧气像个讨吃的残疾人,这一幕在我头脑中印象太深了!忽然,我因为自己有一些另外的想法噤若寒蝉。难道我真的中了毒?难道我真的是“反动学生”?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我当时的处境,只有这样才能说明我为什么从不同的视角看问题。

    1965年5月,我班一同学在颐和园昆明湖游泳淹死。我希望班上开个追悼会,团支部书记拒绝,理由是这个同学的爷爷是资本家。我据理力争,不得要领。书记问我对班上工作还有什么意见,我搜肠刮肚推心置腹跟他在哲学楼旁聊了两小时。

    1965年9月我们下乡参加“四清”。不久在工作组生活会上,组长开始抛出我的若干问题,如摔进路边水池是企图破坏工作组形象(我以为水深半尺其实深一米多),早上穿背心是想感冒生病回学校(我准备担水),手上拿一串葡萄在街上走是生活特殊化(工作组成员解放军老胡买的,我从不吃零食,就一路拎着回到住处),对这些莫名其妙的无稽之谈我一一做了解释;后来就说我对地富反坏点头哈腰(我尚未弄清每个社员的家庭成分),在批斗会前忽然吟诗“相煎何太急”(我在组内研究批斗会时说曾经有一个管制分子在被批斗时吟此诗,接下来想说应如何驳斥却被组长制止),又说我曾在学习会上说“毛主席著作土里土气”。我的原话是:“原来在学校读马列著作多,觉得毛主席著作土气,现在下乡再读,才发现毛著水平很高。”现在忽然抛出这条就要我的命了!我说你不能断章取义,别人就说你在学校有那样想法也很严重,要做深刻检查。我检查了:个人主义、私心杂念、爱出风头,人家说只触及皮毛,没触及灵魂,意思是你灵魂深处思想反动。我说这样一来我喊“毛主席万岁”你们也会说我喊反动口号。人家问为什么?我张口结舌解释不清。这样一来, “说‘毛主席万岁’是反动口号”,就成了我的主要罪状。

    文革初起,北京高校之间开始“串联”。因为“四清”时我们是与北京林学院老师组成工作组的,我们首先串到林学院。见到我们副组长,他抱歉地对我说:我们之所以那样对待你,是想把你开除。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鉴定材料里写着“对党团组织不满”——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工作队员呢?后来感觉你表现还过得去,就暂时不管了。
 
    所谓“阶级斗争”“树欲静而风不止”。回校不久,6月中旬,在我们住的三十八斋楼梯墙上,世界史班的两位红人贴出一张大字报,绘声绘色添油加醋历数我在乡下的“反动言论”。(不知道他们从哪弄到的)这是把我往死里整啊!我连夜写大字报一一解说,那两三天时间,大腿上的肉急剧萎缩,走路都软得发抖。我的申辩刚贴出不久,处理“六一八事件”,又被人逼我撕掉。看来只好等待 “运动后期处理”了。

    我实在不明白,我不就是给团支部书记提了意见嘛,而且是私下当面里提的,怎么就是“对党团组织不满”?顶多就是对你团支书个人不满吧!跟党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也不是不满,提点意见,希望班集体更好。我连个团员都不是,(按:高中三年,59-62年,成天忙于与饥饿和疾病斗争,我们班只有一人入了团),一上大学就参加学校“美术社”、“体操队”、“游泳队”,有空就骑上自行车满北京转,鹫峰、潭柘寺、周口店都去过,买了月票天天去昆明湖游泳。说我是差生我承认,说我有“对党团组织不满”的思想,说实在的,还真是高抬我了。“四清”中和“文革”初挨了整,这样一来我真有了“思想”。我当时的思想就是:一定要把提意见和“反对”某个人区别开来,把某个人与党团组织区分开来。否则,我死路一条。

    令我噤若寒蝉的思想就是:我想不通,不是说彭罗陆杨是“反党集团”吗?应该揭露他们如何结成集团,又是如何反党的。怎么只问他们为什么要反对主席?就当时所能收集到的材料看,这几个人所谓的“罪恶”就是反M,并不反D。从59年庐山会议或62年七千人大会算起,其实也不是反对M这个人,是在十分尊敬他的前提下批评他的错误。这几个人,二十年代在白色恐怖中入党,彭在白区出生入死,罗陆杨都由长征过来,或枪林弹雨,或激扬文字,或协助运筹,他们献身党的事业功劳卓著。要说这些人反对D,而且结成“集团”,实在莫名其妙。

    记得66年除夕,“中央文革”成员在清华大学操场上向学生们拜年,姚文元发表演讲,说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向资产阶级发起全面进攻,夺取被他们把持的一切权力的一年。学生们激动的欢呼声响彻夜空。

    我脑海里浮现出众多“草头王”。把六亿人民交给他们,M老人家就那么放心?

    接着是“一月风暴”。67年1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后来得知,北大聂元梓、孙蓬一率战斗队在沪推波助澜;据聂后来说,这一举动是M指使其女秘密传达的“最高指示”),上海“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头目是王洪文)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中央文革小组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贺电,于是全国各省“造反派”纷纷起来夺权。

    1967年2月中旬,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因陈、叶、徐、聂为共和国元帅,谭、二李为国务院副总理,因此又被称为“四帅三副”)忍无可忍,同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发生了正面冲突。谭震林愤怒地说:“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任何一次”。他表示,即使坐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在激动万分时他说:我一生三不该,第一我不应该活这么大岁数,看着国家这么乱我心痛。第二我不该参加共产党。第三我当年不该跟毛泽东去井冈山。这话已经说绝了!这事被称为“二月逆流”。

    “二月逆流”的出现是M没有想到的。如林彪后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68年10月)上所说:“主席原定在67年的3、4月份见眉目的这个打算,由于‘二月逆流’的出现,这个战略部署受到了严重干扰。”所谓“见眉目”就是各省大体响应夺权,成立新政权“革命委员会”。林彪讲话给“二月逆流”的定性又是“反党”:“‘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四帅三副”“大闹怀仁堂”,(后来四月又有“大闹京西宾馆”),不就是反对M发动的“文革”吗?这些人怎么可能反党?盛怒之下的谭震林说出过头的话,实际上是针对“文革”、针对M,是在用自己的生命捍卫D,绝不能说是“反D”。

    (未完待续)


北大“文革”与文革风云回忆反思(下)
——兼评蒯大富回忆

作者:戈 辰


   (续上篇)

    各地“革命委员会”迟迟建立不起来,就我个人的看法,与中央高层的所谓“逆流”没有关系。“四帅三副”的言论,用当时的话说可以说是“保皇派”,而地方上的“保皇派”在67年的春夏大体上都已经垮了。“革委会”迟迟建立不起来的真正原因是各地“造反派”几乎都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也是M没有预料到的。在67年夏天,他多次呼吁两派“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他说:“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M在当时提出解决“两大派”的办法是“要斗私批修”。(《人民日报》把“斗私批修”提高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的高度)。可是,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学说”,社会“精英”和热血青年们纷纷奋起,都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而对立面是“反动”的“资产阶级”。两派都说自己是在“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是无限忠于伟大领袖,都最最最最听他老人家的话。你要他们“斗私批修”,谁也不会承认自己出于私心!(不少人真的不是出于私心!)你不是说“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吗?你不是说阶级斗争不可调和吗?况且,《炮打XXX》已经做出了榜样。你忽然要他们“大联合”,怎么联合?以谁为主实现联合?

    因为“夺权”事涉上上下下政治经济权利的重新分配,实际上,几乎每个人出于各种目的都会以死相争。“两大派”要么一派吃掉另一派,要么在斗争中同归于尽。一场全国性的“武斗”在所难免。

    1967年春夏,北京大学形成两大派。一派是拥护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的“新北大公社”,其基本成员是各系文革领导小组及听他们话的学生。另一派是由思想比较活跃的各种“战斗队”联合而成,包括“井、红、飘、零、团”五个组织,就是“井冈山”、“东方红”、“红旗飘”、“0派”(以化学系63级“0363”学生首创的“北京公社”为核心)、“团派”(从“新北大公社”摆脱出来的“造反团”),总称“井冈山兵团”。据说“公社”拥有“社员”六七千人,“兵团”拥有“战士”五六千人。我所在的中国史班33人,两派各有十来八个比较“铁杆”的人员,各团结了五六个比较温和的人员。运动开始的时候,我是两派“革命群众”都不敢收容的、要等待运动后期处理的“XX分子”,人家写大字报都不让我签名的。到67年夏天,两派都努力招兵买马,本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很多教师也都纷纷“入社”或者“上山”了,高音喇叭不时播放某某“入社”或者“上山”的“造反声明”,给对立面造成巨大压力。这时,机遇来了,两派都有人来表示可以收容我。于是我得到了一个羡慕了一年的红袖套,成为“红旗飘”的一员。
井冈山人在砸工作组留给历史系“文革”“专案组”的 “黑材料”时,撬开箱子,上面第一份材料就是我的,其中有别人揭发我的“反动言论”的大字报的照片,看样子是半夜用闪光灯拍的。得知这消息,我陷入深深的忧虑,觉得有必要跟“系文革”说清楚。我在系办公室找到当时的负责人吴维能,逐条解释了所谓“反动言论”的本意。吴维能是个好人,他耐心听完了我的申辩,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话:“那你说,我们是相信你说的,还是相信那些好学生的?”我怔住了,只弱弱地说了一句:“要相信事实。”

    因为我加入了井冈山,同宿舍其他人都是公社的,开始我还愚蠢地想利用这条件建议两派同学坐下来谈谈,解除误会,很快发现别人以未来的康生、陈伯达自居,视我为“斩监候”,不屑于对话。于是,我和另一个因其父在59年挨过整(对“三面红旗”有微言)而不受待见的同学搬到西边一间空宿舍。不久,又搬进来几位因住研究生宿舍而要被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研究生,他们是:唐兰的郝本性,苏秉琦的郭大顺,宿白的胡仁瑞。再往西边宿舍,是邓广铭的李裕民,因为抽烟厉害,一人占据一间,用课桌拼成一张大桌子,继续着做他的学问。通过他们我还熟悉了汪篯的研究生胡戟、邵循正的研究生赵春晨等等。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这时候,我才从一个混混沌沌的差生接近了学术殿堂,知道什么叫“做学问”。而我的某些自以为最最革命的同学,正致力于把“反革命”的帽子加到别人的头上,用这样的方式,“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1967年下半年,当全国各地两派武斗如火如荼的时候,北京高校“红卫兵”也形成了两大派,即所谓“天派”、“地派”。“天派”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和北大“新北大公社”为主,还有清华蒯大富的“团派”;“地派”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和北师大“井冈山公社”为主,北大井冈山兵团当然得到地派支持。到68年春,两派对立越来越尖锐。聂元梓指使其爪牙高云鹏担任“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总指挥,组建武斗队,希望尽快摧垮井冈山。井冈山处境艰难。几个高校成千上万的地派学生到北大游行示威声援井冈山,3月25日,聂元梓把公安部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搬来,劝退了游行队伍。事后,聂元梓称此为“3.25大武斗”,把自己封为“制止武斗”的功臣。

    3月29日凌晨,做了充分准备的 “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向住在31斋的井冈山兵团“零派”“03纵队”的学生发起突然袭击,逐层、逐屋地驱赶殴打井冈山派学生,占领了31斋。这是北大长达四个月武斗的开始。
 
    蒯大富说:“北大3月29号也打了一场武斗。这武斗实际上就等于是聂元梓挑起来的,武斗当时,中央就明确表态支持了聂元梓,那一派就垮了。” 

    蒯大富不知道,北大井冈山人被赶出31斋后,首先是后勤部门支持井冈山的青年工人“海燕”战斗队武装起来,保卫井冈山,占领了兵团总部所在的28斋。公社扬言要把井冈山摧垮,逐楼驱逐井冈山人。一时间,海淀路上、32路车上尽是拎着大包小包落荒而逃的井冈山人。有亲友的投奔亲友,没有亲友的投奔“战友”——住到地质学院的教室里。我当时不在北京,在北大的表姐、姐夫到我宿舍搬走被褥和两个箱子,剩下一箱书太重,准备第二天搬,没想到当天夜里公社就占领了38斋。武斗结束后有同学告诉我,在某老师家的书架上见到我买的小说(多人曾传看过),我也在楼道尽头废纸堆检出我的三册《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没人要)。可惜我的几种线装书一册无存。跟武斗结束后回校看到床上空无一物而精神失常的同学相比,我就算幸运了。有一位公社“勇士”在颐和园昆明湖游泳,被一位上海同学认出他穿的是自己的游泳裤,揪住不放,后来在“勇士”的箱子里搜出多床被面,多件衣物及照相机、手表等等。

    当年北大南校门、西南校门以北一带的学生宿舍16号到44号计二十九座楼,井冈山人经过几次血战,保住了28、30、32、35、36、37六座楼。聂元梓把“井岗山兵团”赶出校园彻底摧垮的阴谋未能得逞。公社封锁了学校所有大门,进出严查,发现井冈山人就抓就打。无线电系62级的殷文杰据说是个“马丁•路德•金”,属于井冈山中最温和的成员,路过公社武斗总部44楼前,被武斗队员认出,上来就打,刺伤股动脉,血流不止而死。地质地理系61级学生刘玮,在海淀街上被“公社”抓进楼里,毒打至死。近日见到《聂元梓口述自传》,她竟然这样说:“地质地理系学生刘玮,不是在武斗中打死的,而是在打武斗的紧张形势下,被混乱的群众打死的,打他的人什么人都有,不都是新北大公社的人。因此这件事不应该算在新北大公社打武斗的账上。”这个“老佛爷”,多么无耻! 

    37斋靠海淀路,井冈山在围墙开了一个门,成为向外的唯一通道。楼与楼之间用学生宿舍的双层床竖着排列起来,形成封闭走廊,防止周围楼上巨型弹弓发射砖头的袭击,保护楼间行人往来。就这么几百人,被“公社”数千人围困封锁,井冈山危在旦夕。

    蒯大富误以为北大井冈山被打垮了,他说:“我们也想学这样做。这之前,虽然毛主席没有公开讲,但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啊,都讲了很多话批评四一四。当时我有这么个心态,认为清华打起来对我更有利,中央领导会发表严厉的讲话,就是让四一四垮台,结束两派纷争的局面。”这位大领袖如意算盘敲得很清脆。清华武斗是1968年4月23号开始的。三个月以后,他后悔了:“武斗死人以后,我很快就后悔了。我本来是一种投机心理,利用武斗获取中央文革的支持。结果中央根本不表态,我们失算了。”其实,他四十年后也未必完全明白,他在老人家棋局中处于什么位置。

    让我们再回到68年春夏的北大。我在大约6月初“串”回北京,不敢回校,经人指点来到了地质学院,先随便找一间空教室过夜。第二天早晨,被一阵叫骂声惊醒,说是不许占用这教室,边说边把我的包袱往外扔。我嫌他态度不好,想辩解,不料他开始肢体接触。幸好又来了几个学生,于是把我押解到“总部”办公室审问。我掏出学生证,说明自己无法回校。旁边一个学生哈哈一笑,指着我:“‘新北大公社’的吧!”旁边人跟着哈哈。是啊,井冈山的怎么会不跟战友们住在一起呢?“……”我本想说我是山上的,可是想到自己被人打骂奚落,很给山上人丢脸,不妨让他们认定像我这种窝囊废可怜虫就是新北大公社的社员吧。

    很快找到井冈山的“难民营”住下来。不几天得到通知,有个重要会议。会上,一个头头讲话:“希望多一些人能够回校守楼。站住脚就是胜利!如果被对立面摧垮,运动后期定为反动组织,一个一个地收拾,谁都没有好下场!”“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是不依个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你被打垮了,就没有你讲道理的余地了。”我毫不犹豫:回校守楼!

    话说北大学生宿舍楼原本叫“斋”,这时候再叫“斋”,咋听也别扭了,以下我就统称“楼”。37楼南面中间,井冈山人截开围墙,用床板搭成宽高约四米的甬道,通到马路边。37楼东西两边的34楼和40楼被公社占领,楼上架着弹弓,见着37楼进出的人就打。路对面是32路公交车车站,站上经常有不少等车的市民。经指点,我先混在人群中,马路上没车时迅速穿过马路即进入甬道,初次来,掏出通行证进入楼内。我被带领到一间宿舍,见地下有一大洞,扶梯而下约三米深有地道向北,在36楼上来,再下地道,经35楼再下地道到达了30楼。有了双层床连成的甬道为什么还要挖地道?因为两边都是公社的楼,为了安全更为了秘密来往。
    
    30楼的4层走廊东头窗口,正对工字形的28楼南端西头4层窗户,其间距离约十米,井冈山人在这架了一座桥,听说是数学力学系同学设计的。架桥的过程,先是在28楼南头东西向走廊内做好梁架,把绳索从空中扔过来,东边推,西边拉,千斤重的桥梁稳稳地架在了两楼之间十多米高的空中。我不得不佩服理工科的同学。深挖洞、高架桥,使井冈山的六座楼连成一体。我就住在30楼四层东头朝南的房间,也就是说住在桥头。

    两派的高音喇叭没日没夜地对骂,其中经常播放的两首歌令我震撼。
    一首是公社广播的,公社给“敬爱的江青同志”的一段讲话谱了曲,由公社合唱团演唱:

        北大井冈山,不好不好!(合喊:不好!不好!)
        红旗飘里准有坏人!(重复两遍)
        你们不斗刘邓陶,不斗陆平彭佩云,
        你们的大方向哪里去了?(重复三遍)

    最后一句一遍比一遍调子高,我仿佛看见那个妇人张着獠牙大口要把我吃掉。她这段话令我不寒而栗的就是第二句:红旗飘里准有坏人!她对于北大的了解主要来自李讷。李讷回北大,要么找聂元梓口授“最高指示”,要么找历史系了解情况。历史系学生加入“红旗飘”的,主要是我们班的十来个人,我想,其中值得被老人家的夫人称为“坏人”的,那就只有说喊老人家“万岁”是“喊反动口号”的人啦!

    (近日看到一个材料,说“聂元梓们整理了“红旗飘”中一些人议论江青的黑材料,并将之上报江青,以图借此摧垮反聂力量。江青闻讯后,勃然大怒,便扬言道:‘红旗飘里准有坏人!’”果真如此,那“坏人”就不止我一个了。其实我这个“差生”或者“坏人”,真还没有那么高的见识,对江青没有甚么认识,只是在文革初批斗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时听了她的发言,感觉到一丝隐忧——糟糕!伟大领袖的老婆就这水平?  
   【1966年7月26日晚,江青等人到北大主持召开了万人“辩论大会”。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曹轶欧和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都参加了大会。李雪峰、吴德等得到消息后也急忙赶来。江青发言,可参看张承先《“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组》,但张的回忆不准确,江说“把阶级斗争搞到主席家里来了”不是指张承先,是指韶华。江说不承认韶华是儿媳妇,说韶华她妈在延安是女流氓,说张承先不该重用韶华……。当时韶华就坐在中文系学生中,当下站起来就离开了。】
    其后,有一个同学因为在宿舍大谈苏妲己、褒姒祸国殃民,被公社知道了要抓他,只好躲在山上楼里。还有一个同学武斗结束后因在纸上写出“绞死JQ、油炸JQ”被人告发,吃尽苦头,此是后话。)

    另一首歌是井冈山广播的,是老人家四十年前(1928)的一首词《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这雄壮浑厚的男中音令我豪情满怀,誓与井冈山共存亡。

    守楼的任务就是站岗放哨,防止公社武斗队偷袭。戴上藤帽,穿上棉袄,上到楼顶,检查一下高音喇叭,看看公社有什么动静。

    守楼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吃饭。学生食堂被公社控制,到那吃饭一旦被认出就惨了。海淀镇上有饭馆,天天去吃吃不起,还有被公社绑架的危险,只好自己在楼里做饭。我很快发现了自己的用处:上街买菜。第一,除了本年级同学,很少有人认识我,即便认识,也不知我上了山。第二,我成天锻炼身体,能负重。这里讲一个笑话:文革初有一次在五四运动场开大会批判翦伯赞,大会快开始我才去。历史系坐在最前边,我挤到前边正要坐,来了一位戴着红袖套的“纠察”,揪住我往后面赶。我说我是历史系的。他问:“你是哪个学校历史系的?”我说:“就是这个学校。”他把我上下打量一圈,说:“你还是到后面去吧。”又开始推。这时三年级考古班的班主任张新生站起来对他说:“他是我们系三年级同学。”几十年后在陕师大见到这位同学,他还是不认识我,一笑。至于我能负重,只说一句:参加学校业余举重比赛,我体重不到60公斤,挺举举起70公斤,得了第六名。

    买菜在海淀菜市场。带着麻袋,跟着历史系井冈山的女管家到了市场,卖菜的认识女管家,价钱不用问肯定最低,很快帮我们装满麻袋,催我们回。事后得知,海淀镇居民大多支持井冈山,镇“革委会”好像也属“地派”。我想起了《毛选》里的文章《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时读毛著,真有体会啊!假设海淀居民配合聂元梓挤兑井冈山,这几座楼能守住吗?

    北大武斗发生在一个特殊的时间和地点,因此它是原始冷兵器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奇妙结合。

    应该是在7月中旬,公社准备在半夜偷袭,捣毁井冈山大门甬道,堵死井冈山人的出入口。我们戴上藤帽穿上棉袄集中到37楼,到了后半夜,第一梯队在前边打起来了,同时37楼的探照灯唰的一下把楼前面照得通明,楼上的弹弓发射出密集的半截砖头。拿着消防斧砍向甬道的歹徒和拿着梭镖长矛的护卫队大惊失色狼狈逃窜。得到消息,我们立即脱掉已经热出一身大汗的棉袄,遗憾没有参与战斗。
    第二天,哲学系四年级F同学送我几个水蜜桃,说是总部的慰劳品。他指指自己的嘴,肿得像个桃,说“这里挨了一下,吃不成。”
    事后公社总结失败教训:一是井冈山人事先得到消息,说明公社潜伏有内奸;二是探照灯太厉害,是造成夜袭失败的重要原因。
    他们的决策是:一、清查内奸,二、掐断通向井冈山的所有电源。
    他们没有想到,这些决策同时传到了井冈山总部。

    我们后来才知道,由于全校电讯系统都由公社把持,井冈山和外界的通讯全被切断,所以公社仍使用原来的电话通讯系统。井冈山人从28楼地下挖了一条地道通往29楼东头地下的电话电缆接头处,然后连接窃听电缆,每天24小时专人值班监听记录有关通话。

     “校文革”在对井冈山控制的几座楼断水之后,又要断电。没有电,不能照明,做饭麻烦,广播也哑了,问题大了!总部决定从海淀路马路边电线杆上的高压线上直接接电,地院战友立即送来了变压器。电线杆在甬道口东边大约三四米处,迅速爬上去不难,难的是上万伏高压电,必须带电作业,稍有疏忽便会被电击毙或摔死。北大物理系、无线电系懂带电作业的人不少,但在晚上、在武斗战场、在没有先进器材的情况下还要迅速完成接线,危险可想而知。
    在做了充分准备之后,7月22日晚上正式接电。这次是由理科同学担当短兵相接的战斗,戴上藤帽,穿上棉袄或用剖开的消防水龙带制成的“铠甲”,手执用自来水管道制成的梭镖长矛,集中到37楼一层待命。文科同学分别到各个窗口担当弹弓手,我被分配到略靠西边四层一个窗口,居高临下,可俯视从北大西南门出来前来进攻的公社武斗队。弹药很充分,是从非承重墙上拆下捣成两半的砖头,堆在顺手的地方。弹弓用汽车轮胎切成条,编成辫子,两头牢牢固定在窗框上。
    担任接电的是无线电系的一位同学,据说还有两个预备队员,都给家人留下了遗书。我因在西边阻击公社武斗队,无暇东顾看他们如何爬上电杆接线。半夜,海淀路上已无行人,井冈山战士迅速搬出双层床建起东西两道街垒阻挡两边的公社武斗队。接电勇士迅速爬杆。公社武斗队从东西两面涌过来。西边的前锋握一杆大概是用跳高撑杆做成的长枪,左右两员猛将持约两米多的长矛,后面跟进数以百计的戈矛手,头戴钢盔,身穿黄棉袄,呼啸着冲上来。这时候,每个窗口都飞出砖头。由于公社喽啰兵太密集,我们可谓“弹无虚发”。到底是学生兵,一挨了砖头就往下撤,旁边两人立即拖着枪或者扔了枪驾着伤者撤。可以说,这半截砖头就打退了三个喽啰。然而,前锋猛将却是勇敢向前,逼近了床板做成的街垒,令人紧张万分!这时候,奇迹发生了,前锋猛将忽然像喝醉了酒,站立不稳,床板后面井冈山的长矛同时扎了过来,吓得三人连滚带爬往后撤。这一下,公社士气大挫。战斗进入相持阶段。

    这是怎么回事?楼上的我看得莫名其妙。事后才知道,建筑床板街垒的同时,井冈山人在前边路面撒了两三米宽一层绿豆。古代“撒豆成兵”的魔法,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最高学府”,曾经高扬科学与民主的“新北大”成为现实。

    隔着马路,我所在窗口的正对面是“长征食堂”。公社人搬来几块门板,在食堂东边墙下构筑了一个最前沿临时工事。那里距我窗口约有六七十米,弹弓有点够不着。正巧这时指挥官给我派来一个助手,看样子年龄较大,又比较瘦弱,记得好像是理科的一名研究生,因为强烈要求参战,指挥官就让他来给我递砖头。看到砖头够不着对面,他说我们俩一起拉。于是他抱住我的腰,四条腿一齐用劲,这下飞到了对面墙上。我们就这样越打越准。工事里原有两个人,后来又跑过来一人躲了进去。几分钟后忽见那人戴了头盔跑出来,跑了不到5米,嗵的一下直直倒下。工事里冲出一人,架起那人向西跑去。37楼上发出一阵欢呼。我和研究生却呆住了,他嗫嚅着:“是我们刚才打的……”刚才那一下力量正好,砖头准准地飞进工事。我不敢说话,摇头示意他不要讲了。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呢!
    就在这时,灯忽然亮了,井冈山六座楼一片辉煌,欢呼声响彻夜空,接电成功了!井冈山的广播也响起来了:
        …………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我心中惴惴不安,似乎自己成了杀人凶手。第二天就听说,公社头头卢平(姓名与校长陆平音同)到前线督战,挨了一砖头,住进了医院,没有生命危险。我心想,不知道有没有后遗症呢?

    聂元梓们不甘失败,听说是吸取了教训,决定焊制“坦克”,生产“燃烧弹”,进一步升级武斗,不踏平井冈山誓不罢休。

    就在这一天,中央发布了制止武斗的《7.24布告》,接连几天,大批工人和市民有组织地围绕着北大游行,高喊口号。27号,游行队伍进入校园,“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命令两派头头前去开会。28日凌晨,除了张春桥不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姚文元,汪东兴,中央的全体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首都高校“红卫兵”的“五大领袖”。我一看这阵势,井冈山守楼已经成功,下一步就是讨价还价,实现“大联合”了,于是收拾行装,回家“逍遥”去了。

    9月20号左右,收到同班WTY同学来信,让国庆前务必返校,否则将取消学籍。
    回校第二天,就遇到一件令我哭笑不得的事:我从38斋西北边那个门进去,有些内急,连忙窜进厕所尿尿。正有解放的感觉,忽听见一个女人大叫:“你是什么人?”我想这是男厕所,女人不会是问我吧?没有回头,继续解放。就觉得被人往下拉。转头一看是个泼辣的中年妇女,揪住我拉到工宣队办公室。那时人的“阶级斗争觉悟”超高!认为我要么是对工宣队进校不满,要么就是受资产阶级思想毒害的小流氓。我解释说不知道那改成女厕所了,人家说改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会不知道?我说我离开38斋半年多了,昨天刚回校。工宣队电话确认之后,还教训我:以后小心点!

    紧接着我班同学小Y就告诫我:千万小心,少说话,开会的时候,你一句话也不能说!又告诉我,井冈山总部给每个守楼的同学送一本小红书(似乎是《毛主席诗词》)作为纪念,公社的人不知道你参加守楼,上报守楼者名单时也没有写你,为了安全,这书就不给你了。我表示同意。

    国庆一过,“大联合学习班”又开始了。上午8-12点,下午2-6点全年级同学坐在一起,工宣队主持,鼓励大家发言。一坐一上午,一坐一天,没有人发言。据说这样的情况已经多日了。我真有点憋不住,想说几句。小Y似乎感觉到了,又来叮咛我:“千万不能说话!不论你讲什么,都会被人抓住批判。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井冈山!”我因为有“四清”时的教训,也就听他的,坐在角落里,双手支在凳子上,偷偷练腹肌,练肱三头肌。
    终于有人憋不住了。在我们年级参会的系办公室主任吴维能说:“那么,我来说几句……”他讲了些啥我记不清了,无非是紧跟工宣队的意思:两派群众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促进革命的大联合。讲完了,依然是长久的沉默,他又憋不住了,又说点具体的事情,说这事是公社的不对啊,又说点另一件事,说这是井冈山的不妥啊……。就这样差不多坐了一个月。我的印象中,也就是吴维能发了那么几次言。

    1968年11月3日这天,得到通知去第二教学楼开全系大会。大概是上面催得紧,工宣队急于要找突破点——揪出坏人,教育群众,实现两派“大联合”。会议开始不久,就听见有人高喊:“把反革命分子吴维能揪出来!”吴维能还没有反应过来,难道是喊我?是的,是他所认定的“好学生”们挥动拳头跟着喊起来。吴维能确认了是喊自己,就站起来走到讲台旁。接下来是几位好学生发言,揭露他如何在两派之间“跳来跳去”,“挑动群众斗群众”,甚至还翻老底,说他过去还有过什么反动言论。批判会结束,当时没有对他采取任何行动。人们鱼贯走出会场。我出去比较迟,吴维能刚好就走在我旁边。他用无助又可怜的眼神看了看我。我很想递去同情和理解的眼神,但是我不敢,周围都是人,说不定正有人盯着我看我的态度呢!我回了吴维能一个毫无表情的眼神。也许在吴维能看来,我就是幸灾乐祸。

    第二天早上,人们在圆明园的小湖里发现了吴维能的尸体,据说在投湖自尽前,他还像汪篯一样喝下了“敌敌畏”。好学生们忙起来,刷大标语,写大字报,揭露反革命分子吴维能的反动言论(好像是说“人民公社不幸福”之类)和可耻的历史(曾有几次自杀未遂的“前科”),分析其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必然性。
    我心想,要不是小Y的警告,有众多“言论”和最后必然“自绝”的,可能就是我。

    工宣队煞费苦心寻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其实若要追根溯源,“始作俑者”就是《五一六通知》和《炮打司令部》的作者。你要群众“大联合”,除非宣布那些都是错的。
    即使这样也难。人和人之间伤了感情,而且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犹如一件官窑古瓷,曾经那么美好,一旦碰出裂纹,那就永远不能复原了。事实也是这样,北大文革两派,四十年后见面,依然无话可说。

    毛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立即找到了解决学校“两大派”难题的办法:“斗、批、走”、“斗、批、散”。很快地,我们都被宣布立即毕业分配工作。不久,老人家又发出“伟大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就把所有“革命激情”引向了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了。

    马上要毕业了。我知道,个别人不论是为了对革命负责,还是为了在工宣队面前留下好印象,都不会放过我。我要做最后一次挣扎,于是专门找工宣队谈话,把一年前对吴维能说的话复述一遍。听完我的话,那位年轻的工人帅哥没有任何表情,什么也没说。
    第二天上午年级开会,帅哥说:“快毕业了。有的人,我们本想帮他擦掉屁股上的屎,他却想往自己脸上贴金。”我想只有我明白他在说谁,我完了!

    几天以后,托运了行李,背着沉重的包袱离开了北京,1968年底,我来到陕西乾县羊毛湾水库工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后又转到华阴农场,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一年半之后,1970年春天,正式分配工作。我自我放逐,到了陕北穷乡僻壤深山老林中,心存一丝幻想:有朝一日,“天子驾崩,大赦天下”。
十多年后在南京遇到当年同班同学老W,他告诉我,在我们毕业分配之后,人走完了,他最后走。工宣队组长郝师傅对他说,对立面有两个同学找工宣队谈话,说我们班有两个同学应该定为反动学生,一个是说“毛主席万岁是反动口号”的,另一个是企图为彭德怀翻案的,就是他。郝师傅说:“我们经过分析认为,你们两个的家庭出身都不是‘地、富、反、坏、右’,虽然生在旧社会,但是长在红旗下,怎么可能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呢?”于是,他们把公社整的黑材料烧了。
    我心想:难怪,我自从到水库工地以后就成了“好学生”了。可是,心里揹了十多年的黑锅啊!

    再评蒯大富回忆

    让我们再回到蒯大富的回忆,让我再讲几句自己不成熟的看法。还是那句话,一己之见,仅供参考。

    1968年7月28日毛的讲话实际上是宣告了红卫兵运动的结束。毛说:“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还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

    蒯大富很聪明,后来逐渐意识到,“毛泽东是想在1968年夏天结束文化革命了,尤其要让学生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央。然而,我们不自觉,还想赖在舞台中央,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1968年年底蒯大富被分配到了了宁夏。

    1970年秋有人告诉他,他被选为北京市选区的人大代表。他还相信,中央给他保留了一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位子。当他去北京的时候,他们厂还以为他是去开四届人大的。宁夏很隆重,送他坐飞机去。到北京机场后,北京市革委会派车接,并在市革委会吃了晚饭。饭后,清华就来人了,说找他有点事,把他接到清华去了。到了清华党委办公室旁边的一个房间,迟群、谢静宜等在等着他。迟群开门见山地宣布:蒯大富,你有重大的遗留问题没有交代,清华党委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蒯大富后来说:“我一下子就被打蒙了。”他至今还不明白,这个过程是抓“反革命”的小计策。他成了“五一六分子”。

    蒯大富说:“五一六搞得那么大声势,涉及到全国几乎所有的造反派,应该涉及有上千万人……事后证明完全是假的……整五一六这件事我不知道到底有什么背景,也没看到太多证据,但是我自己感觉上应该是周恩来,因为五一六主要是反周恩来嘛。那会儿他就是要打掉一拨人,搞了那么大的运动,把造反派就整个打下去了。”“基本上全国所有的造反派头头,包括天派、地派在内一股脑儿,都在五一六这个名义下审查挨整,最后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蒯大富毕竟不是史学工作者,他对毛没有更深入的认识,其实他也不懂政治。凭着对毛的感情,他把自己1970年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怪罪于周恩来,把自己1983年被定为“反革命”判刑17年,认为是邓小平对他的报复。还说“邓小平这个同志报复性很强,你要整过他,那你就倒霉了。”他不知道,在毛的棋局上,他蒯司令不过是一枚随时会被舍弃的小卒。参加了“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的聂元梓在1970年下半年也被抓起来成了“五一六骨干分子”。1970年的周恩来,什么事情可以不经过毛?迟群、谢静宜听毛的还是听周的?邓小平几起几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是谁?邓因私怨而进行报复了吗?你清华井冈山蒯司令值得他出于个人恩怨而报复吗?

    蒯大富的回忆,最可笑最幼稚的是这几段。

    
    四十多年过去了。那时刚出生的人,现在都快到“知天命”的年龄了!可是我们对于那段太值得我们民族反思的历史却讳莫如深!以至于研究历史的人也不太了解真相!以至于有对于现状不满的热血青年还希望再来一次“文革”!因此,一直在“先秦史”上转悠的我觉得有必要以我在“文革”中的亲身经历,对我的学生谈谈我对文革的看法。

    总结几句:对于“彭罗陆杨”之前的“彭黄张周”、“三家村”,此后的“刘邓陶”等等众多“反D集团”和“二月逆流”“反D”的“四帅三副”,我想他们都不反D。59年庐山会议后形成的领导核心——毛刘周朱陈林邓,这么多人,在“文革”中,M被神话,不容有丝毫批评;除M外,全都已经或几乎被他放倒。而一旦打倒 ,就要算老账,从根子上全盘否定。原来的国家主席,只因对M的错误有意见,顷刻间成了“叛徒、内奸、工贼”,被“踏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几十年来, M从哲学上教导我们要“一分为二”看问题。他对刘少奇为什么就不“一分为二”?

    遵照他的教导,我们对他也得“一分为二”。把他神化是错误的,把结束军阀混战建立共和国的功劳也加以否定更是错误。我认为,说他花甲之前功高盖世,确非虚语;但是在后二十年,他离开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思想,把《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雄文中的论述置诸脑后,一意孤行,给国家、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D带来极大的危害。

    不把某个人和组织区别开来,还认为揭示某个人的错误就是反对某个组织,这个组织就危险了。
    (续完)

     (09-22-2011 18:23  西岳论坛  戈辰随笔)

网上最新跟帖:

《蒯大富返校》

  文革中的清華大學紅衛兵領袖蒯大富

   蒯大富此次返校,還帶了三本相冊,這已經成為他的行為規範,走到哪裏,最喜歡請人看相冊。一本是文革風雲歲月的歷史存留,有多幀接受中央首長接見的歷史鏡頭。周恩來、江青接見的都在內。
    另一本是他出國旅遊的照片,他最近三年才領到護照,去過新馬泰,最近剛從台灣回來,有人驚奇地問:“允許你出國?”他理直氣壯地反問:“為什麼不讓出國?出國是很正常的呀。”
    第三本是他近年和一些名人的合影,有聶元梓、韓愛晶、毛澤東最後一個貼身護士孟錦雲,文革中央大員們的秘書,更多的是清華校友和領導。他告訴一位朋友,他近年見到一位清華退下來的校領導,說自己當年做了對不起清華的錯事。沒想到這位校長說:“不,你是清華的驕傲。”
    與蒯大富合影的名人中,竟然還有諾貝爾和平獎的新科得主劉曉波,劉曉波因為起草《零八憲章》繫獄已經二年半。這張合影算得上是蒯大富的名人合影之最。


    “走資派還在跑”
    蒯大富文革時是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的學生,是 “井岡山兵團”總負責人,“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1983年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認定他已構成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殺人罪和誣告陷害罪,判處他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在清華大學校史館裏,蒯大富特別選擇“文化大革命”時段留影。當場有人問他:“你對這段歷史是否後悔?”他回答:“不後悔。”再問:“ 你現在怎麼看打倒走資派?”他玩笑似地回答:“現在是走資派還在跑。”

    中午,蒯大富到職工食堂買了一碗蛋炒飯,有人問他的生活狀況,他說,每月有2000元低保收入,也有醫保。他自己還有兩棟房租收入,合起來,每月收入有一萬元以上,他已經不再經營公司了。


旁人口中的蒯大富

    蒯大富在北京還是左派座談會熱烈歡迎的人物。之前,左派期待的是毛遠新,因為毛遠新來京過於疲勞,嗓子腫得不能講話,未能赴約,迎接者大失所望。蒯大富到來,使得北京的紅色情懷得到激發。

    幾年前,有人曾在聶元梓家裏遇到過蒯大富,這位1936年參加革命的老幹部,聲色俱厲地問:“蒯大富,你說,是不是我制止了你武鬥?”蒯大富低垂著頭,一言不發,臉色不好看,在老太太的逼問之下,十分不情願地點了點頭。當年鄧小平一定要把聶元梓作為“文革”五大學生領袖審判,是有原因的。除了鄧樸方摔殘一直誤解聶元梓,在老鄧眼裏,作為“林彪”、“江青”兩大反革命集團的附庸,這幾個學生娃娃的份量還是不夠的。果然45年來,聶元梓和蒯大富們的所思所為畢竟不一樣。

   有人問過蒯大富:“你認識不認識胡?”他直言不諱地回答:“認識,清華時他就是個宣傳隊的隊長,經常畢恭畢敬向我請示問題。”

    據說蒯大富說過的一句最狂妄的話,“十年看共產黨,百年看蒯大富。”
現在中國,蒯大富還是多少人心目中的“蒯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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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蒯返校,不改其老脾气,狂言也有快语,历史的是非、自有待研究评说,会有公论。
    只是写这篇报道者,对并非同时发生的事情也写了,那就是所说的“幾年前,有人曾在聶元梓家裏遇到過蒯大富”那一段,既非亲见亲闻,怎么又添在这里?里面写的“聂聲色俱厲地問:蒯大富,你說,是不是我制止了你武鬥?蒯大富低垂著頭,一言不發,臉色不好看,在老太太的逼問之下,十分不情願地點了點頭。”这一段,完全和史实相悖,要说制止,那就是1968年7月27日毛派工宣队进清华(后兩天也进北大)制止的,聂自己就是北大武斗的元凶,这种不论官方、法庭还是民间众所周知的事,这个老太婆还有脸“聲色俱厲地逼問”,真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二字也!果然是老奸臣康生慧眼選中的三八式老幹部裏的老“左派”、足堪充當文革急先鋒之角色,始知聶的回憶錄為何令衆多經歷文革過來的真正老幹部所不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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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蒯大富返校》后:
   请问无产阶级革命小将蒯司令:你拥有两栋房出租,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你收租,算不算“剥削”?你私自“经营公司”,算不算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这些政治经济学概念,你吃透了吗?劝你还是想清楚了再说走资不走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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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辰的回忆很有年代气息,在文革纷争中虽无闻、然而一些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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