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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北大武斗的背景内因兼驳聂元梓的谎言
试析北大武斗的背景与内因——兼驳聂元梓的几条谎言

作者:舒 声

    最近,看到了几篇回忆北大文革期间武斗的文章,分别是原来两派的亲历者所写,对武斗的全过程有比较翔实的记叙,应该说比较贴近真实。特别是化学系62级和历史系63级原新北大公社的两位校友,打破了派性的束缚,用亲身经历揭示了武斗的真相和过程的残酷性,更为难能可贵。但是,这些文章大多只是从个人的经历和感受出发,记述了武斗的过程,对武斗产生的背景和原因尚缺乏深入的分析。至于聂元梓回忆录中过于北大武斗的描述,则充满了谎言。本人作为北大文革亲历者之一,试图分析一下北大武斗产生的背景和内因,并对聂元梓回忆录中的谎言加以驳斥,供读者和研究者参考。

    一、 北大武斗产生的背景

    北大武斗正式开始于1968年3月29日凌晨新北大公社组织部分人员驱赶31楼化学系宿舍井冈山一派的学生。当时,文化革命已经进行了接近两年(从聂元梓1966年5月25日大字报算起),而在 “文革”开始后不久,全国即陷入了全面内战的极度混乱之中,武斗造成的流血事件不断发生。就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严重对立的局面是在1967年“全面夺权”前后形成的。早在1966年年底,重庆、上海等地都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组织之间发生武斗的现象。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开始仅限于拳脚,后来逐渐升级为棍棒、大刀长矛,到1967年夏季,武斗恶性发展,全国普遍出现了使用枪支进行武斗的局面。许多群众组织为了进行武斗,竟然公开抢劫解放军的武器库。武斗严重的地方,在武斗中使用了大炮、坦克等重武器。

    虽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分别发布了制止打砸抢歪风的“六•六通令”和制止大规模武斗的“七三布告”,但打砸抢和武斗歪风并没有得到遏止。就在这时,江青发表了公开鼓吹武斗的讲话。1967年7月22日,江青接见河南“二七公社”的代表时说:“当挑起武斗的这一小撮人在达成协议以后他们的武器还没有收回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记得好象就是河南的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这是要吃亏的,革命小将要吃亏的。”“你们不要天真烂漫,放下武器,我支持这一点。”
    第二天,“文攻武卫”的口号在上海《文汇报》上公开发表。同年9月5日,江青在接见安徽代表时又大讲“文攻武卫”。更为严重的是中央办公厅于9月9日发出通知,号召学习江青的“九•五讲话”,于是各地纷纷成立五花八门的所谓“文攻武卫”组织。这些组织以“文攻武卫”为指示和口号,大肆进行派系武斗和打砸抢活动,有的地方甚至出现破坏交通设施,抢夺部队武器装备的恶性事件,全国陷入了更大的混乱之中。

    北大作为文化革命的发源地,从1966年7月底开始,就派出了大量人员到全国各地建立联络站,和当地造反派一起参加夺权斗争,目睹了大量的武斗现象,有些人甚至参加了当地的武斗(例如高云鹏等介入了陕西汉中的武斗),江青的讲话和各地武斗的事实必然对北大产生深刻的影响,包括是对人们精神和心理上的影响和对武斗方式的学习和准备。

    1968年的北京也很不平静,虽然1967年4月,北京就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谢富治任主任,聂元梓当上了副主任,但北京市许多单位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高校还形成了所谓的“天派”、“地派”两大派别。聂元梓在许多问题上与谢有分歧,认为谢支持“地派”压“天派”,压她,从1967年4月开始,就发生了其干将孙蓬一多次炮打谢富治的事件。1968年3月24日,又发生了轰动全国的所谓“杨余傅事件”,形势更加吊诡,中央内部的矛盾斗争扑朔迷离,其中多少也牵扯到聂元梓(林彪讲话中提到聂的名字,说她与杨成武有关系)。聂摸不清中央对她的态度,认为谢富治支持的地派要到北大来行动,打压她,草木皆兵,如临大敌,为了有所准备,成立了由高云鹏为头头的“文攻武卫指挥部”,开始做武斗的组织准备和物质准备。因此,北大发生的武斗,受到当时全国和北京市形势的影响,与聂元梓及其周边人物对社会形势的估计有密切关系,是她们应对当时文革形势的本能反映。

    二、 北大武斗发生的内因

    自从工作组撤离后,北大成立了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聂得到了最高领袖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列席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亲笔给“新北大”题词,聂还在高层人物的授意下去上海串联(据聂回忆录的说法是李讷给她传达了领袖的指示,但李讷后来不肯作证),冲击上海市委,整倒了社教时的仇人常溪萍,又写了内容为反对邓小平的 “第二张大字报”,报了她在社教后期挨整的一箭之仇,一时春风得意。1966年 12月,北大出现了“虎山行”等反对中央文革的大字报,聂毫不留情地把他们镇压下去;还有少数反对聂的个人,如杨勋、杨炳章等,聂通过中央文革由卫戍区把他们逮捕。1967年春,最高领袖提出“斗私批修”,要求造反派整风,聂也不得不提出所谓“整风”,但没有料到,许多群众包括原来她的战友和校文革的同事(如周培源、孔繁、杨克明、郭罗基、侯汉清等)都给她提出了不少意见,一贯狂妄自大、文过饰非、喜欢奉承、听不得不同意见的聂怎么能够接受,她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不同意见者打击报复,使很多群众对聂越来越失望,陆续成立了一些反对聂的群众组织。由于聂的狂妄与颟顸,有时连中央文革某些人的话也不放在眼里,也引起了中央文革的不满,1967年6月5日,陈伯达在讲话中批评了聂,聂的反对派认为是对自己一方的支持,原来分散的几大群众组织(北京公社、革造总部、红旗飘、井冈山、东方红等)联合起来,成立了“井冈山兵团”,并得到了100多名干部的公开表态支持,队伍越来越壮大,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影响,与拥护聂的群众组织“新北大公社”经常辩论甚至摩擦,矛盾越来越激烈,两派人员的派性也越来越强。“井冈山”对聂的权威提出了挑战,对她的统治形成了威胁,聂当然不能容忍这个在北大校园里出现的反对派,采取各种办法要将“井冈山”削弱直到消灭而后快,包括漫骂、压制、拉拢、收买、抄家、抓人等,但都收效不大,最后的方式只能是武斗了,采用暴力的方式将井冈山的人员打散、赶走、镇压,确实是聂所能想到的“最佳”方法了。她和她的手下为消灭“井冈山”,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准备,抢先下手,组织人员,占领井冈山力量比较集中的31楼,打响了武斗的第一枪。所以,北大武斗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其内因是两派矛盾的激化,是聂元梓及其支持者为了消灭反对派维护自己统治而采取的极端措施。

    三、 揭穿聂元梓关于武斗的几个谎言

    聂元梓在其口授的回忆录中竭力否认自己挑起和制造武斗的事实,反而把自己打扮成无辜的受害者和制止武斗的英雄,她在回忆录中关于北大武斗有许多谎言,这里只择几条给予驳斥。

     1、 所谓“武斗是北京地派挑起的”

    聂在回忆录中多次强调北大武斗是“地派”挑起的,说在3月25日地派就出动上万人员来北大支持井冈山,搞武斗,并点名有7所院校的人员参加了北大的武斗,其实这些都是无中生有。文革中北大是个开放的校园,又是一个活动中心,全国各地来串联的人很多,北京天派、地派都有很多人来北大看大字报,找同学联络,本人在武斗前就在校园里遇到几个中学时的同学,属于天派,还和他们就北大文革的问题辩论了一阵。武斗前几天,北大校园中有地派的外校人员出现,不足为奇,但聂说北大的武斗有地派的外校人员参加,却毫无根据。其实,北京当时虽然分为天、地两派,但同一派的人只是在观点上接近,并没有出现一个学校派人到另一个学校参加武斗的情况,以北京航空学院航和地质学院为代表的其他院校对武斗是不感兴趣的,只有蒯大富和聂元梓两个狂人在那里胡闹,据韩爱晶回忆,1968年5月,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开会时,绝大多数成员都明确反对北京市的武斗,并要求革委会常委所在的单位首先要停止武斗,还派了韩爱晶、王大宾等到清华和北大调查和调解(以上内容有记录可查),可是聂和蒯当时头脑已经发昏,非要把对方置于死地或让对方投降、解散,否则不肯罢手,因此武斗也没有被制止。在关于文革的其他人的回忆中,也从来没有发现其他外校人员介入和参加北大武斗的证据。所以,聂关于地派介入和挑起北大武斗的说法纯属谎言,是嫁祸于人,为自己开脱罪责。

2、“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没有关系,新北大公社的行为和聂元梓没有关系”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还多次说,校文革是选举出来的领导北大文革的机构,新北大公社是群众组织,新北大公社的行为和校文革没有关系,和自己也没有关系,

    武斗是两派群众自己打的,自己也管不了。这更是掩耳盗铃的说法。凡是经历过北大文革的人都知道,自从北大分裂为两派后,校文革中反对聂的成员不是被她开除,就是自动退出,校文革完全成为聂一派的工具,新北大公社是拥护校文革的群众组织,校文革是支持新北大公社打击井冈山的“派文革”,校文革的常委和新北大公社的头头经常一起召开联席会议,校文革布置的事情公社立即执行,它们二者的关系是二位一体的,何况聂的胳臂上还经常带着新北大公社的红袖章,而且还以新北大公社红卫兵代表的身份成为了首都红代会的一把手呢!这些难道聂都忘记了吗?如果聂连这些事实都否认,那不仅原来井冈山的师生们不答应,连原来新北大公社的师生们也不会答应的,他们会说:“原来我们在文革中支持你,你反而要和我们划清界限,把你干的坏事都推到我们身上,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这也太不够意思了。”
    聂元梓把武斗的责任推给两派群众,为自己开脱,用心何等险恶!

3、“北大武斗没有打死人,刘玮是被混乱的群众打死的”

    聂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北大的武斗中,是没有打死人的。地质地理系学生刘玮,不是在武斗中打死的,而是在打武斗的紧张形势下,被混乱的群众打死的,打他的人什么人都有,不都是新北大公社的人。因此这件事不应该算在新北大公社打武斗的账上。”

    这纯属睁眼说瞎话。众所周知,新北大公社在武斗期间至少打死三个人:1、温家驹,19岁,地质学院附中学生,1968年 4月19日,在图书馆翻阅期刊时被新北大公社抓住,带到生物小楼低温实验室审讯,毒打致死。2、殷文杰,无线电系62级,20岁,1968年4月 27日,在去食堂吃饭的路上,被新北大公社的武斗队员们追上用长矛刺穿股动脉,流血过多而死。3、刘玮,24岁,《北京大学纪事》上记载:“1968年7月20日,地质地理系61级学生刘玮,拟回校办理毕业离校手续,在海淀街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抓住,关押在40楼,并于当日下午被武斗队打死。” 聂元梓说打死刘玮的是混乱的群众,不都是新北大公社的人,有什么根据?刘玮只是个普通学生,与他人无冤无仇,除了新北大公社的打手,谁会对刘玮下毒手?聂为了为自己开脱罪责,已经丧失了正常的逻辑思维能力了。

    至于在武斗中被打伤,以及被聂元梓一派抓去殴打受伤、致残的教师、干部和学生,数量就更多了。笔者就亲眼见过一个武斗中被石头击中眼睛,后来不得不手术摘除、安装假眼的同学,笔者同班一位同学被新北大公社抓去殴打,腿部骨折,治疗休养了几个月才痊愈。生物系学生樊立勤被抓去后遭到类似“白公馆”、“渣滓洞”一样的刑讯,几乎丧命,技术物理系学生邓朴方被抓去后被逼供,跳楼致残,实例不胜枚举。聂元梓轻描淡写地说北大武斗没有打死人,企图降低北大武斗的残酷性,以减轻自己的罪行,只能是枉费心机。

4、“对刺伤她的学生没有追究”

    聂的回忆录中说:“1968年3月29日凌晨,校内的两派打起来。我请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到学校来,帮助我制止武斗。我和他一起去现场制止武斗,到井冈山总部去。我们两个人走到井冈山总部占的那座楼,在楼门口,迎面过来三四个人,就向我们动手。李钟奇头上挨了一拳,打出一个包,我被一个叫樊能廷的学生用匕首扎伤,他用匕首扎在我的头顶上,血顺着脸往下流,我的衣服上都是血。连我都被别人用匕首刺伤,我还有什么能耐制止武斗?我受伤以后,包扎了一下,我就又去“请”谢富治。对于用匕首刺伤我的人,我从未进行过追究,追究他干什么?他以为我是个大坏蛋,而来扎我,是受了蒙骗。他的后台就是谢富治。”
首先,樊能挺用的不是匕首,而是一把改锥,他当时只是出于义愤,根本没有什么后台;其次,在这件事情发生后,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立即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又是广播,又是发通令、发传单,“勒令”井冈山交出“凶手”,还派人四处搜查,企图抓捕樊能挺;北京市革委会和卫戍区也要求“井冈山”交出樊能挺。试想,像生物系学生樊立勤只是口头上反对聂元梓,还被新北大公社抓去刑讯,铁钉钉入膝盖,成为终身残废,樊能挺如果被抓去,结果会是怎样?幸亏他及时逃脱,井冈山把他保护起来,才幸免于难。聂元梓在回忆录中说对樊能挺从未进行追究,真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对此,只能送她两个字:虚伪。

    文革是新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也是北大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而武斗则是文革中最残酷的形式,也是某些人人性中最野蛮、最丑陋部分的大暴露。聂元梓作为那个时期的风云人物和北大的实际掌权者,对北大的武斗和造成的人员死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她已经受到了惩罚。但相对于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她只是个被利用的工具,只有承认罪行,认真反思,总结历史的教训,才是应有的态度;如果还保留着文革时期的思维方式,继续文过饰非,欺骗世人,为自己辩解甚至企图翻案,只能说明她致死不悟,更加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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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谈公社占31楼,为什么不谈井冈山先占29,30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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