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 从

一、汉中分校

    1969年秋天，作为1963年入学的北京大学学生，我们毕业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可是什么时候毕业，却毫无消息。这年的大事是中国和前苏联在珍宝岛的战争，北京也充满了要打仗的紧张气氛。过了国庆，陆续传来的消息，我们技术物理系和无线电系、数力系的力学专业要迁到陕西汉中分校去（后来才知道这是根据林彪下的一号命令做的战备疏散）。不久，消息变成了现实，10月27日，北大包了一整列火车，把我们这三个系（专业）的师生发往陕西。在火车上，大家兴致勃勃地听核物理班的聂永泰同学讲秦岭有多少条隧道，每条隧道多长，有个同学说，如果苏修入侵，把你抓去当向导，我们就都完了。这个聂永泰是个奇才，用自制的望远镜观测星空，能够说上每个星星的名字，还能用简易的材料自制发电机，后来分配到四川甘孜地区，在山上被野兽吃掉了（关于他的故事，网上的一篇文章“跑马溜溜的山上”记述的很详细）。大约过了30多个小时，次日半夜，火车停在了阳平关车站。阳平关是川陕交界的一个重镇，在宁强县境内，历史上也是战略要地，后来修建的阳安铁路就以它为起点，不过当时从这里到汉中只通汽车。在寒风中等了大约2个小时，才来了几十辆大卡车，把我们送到位于褒城的北大分校。

    北大汉中分校又称653分校，是1965年3月北大为执行毛泽东的三线战略修建的，位于汉中与勉县之间的褒城。据说是周培源等人在直升飞机上选定的校址。褒城位于褒斜古道山口，西傍汉水上游支流褒河，传说西周美女褒姒出生于此地。 褒姒本是农家女子，被周幽王掠去作妃子，心情不好，幽王为了博得美人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导致西周灭亡。这里应该是出美女的地方，可是我们在周围却没有看到过一个漂亮的妇女。这里还是成语“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正宗发生地，五百里褒斜古道依江曲折而建，穷尽地势奇峻险要，通向长安。当年没有炸药，隧洞是用“火焚水激”法打通，可见工程多么艰苦，工期多么漫长，不知累死多少百姓。那时我们还曾经见到过古栈道的残迹，后来修建石门水库，古栈道全部沉入水下，无法看到了。文化革命开始后分校也受到影响和冲击，部分人员参与了地方的派性斗争，甚至武斗，据说还引起了一起汉中的爆炸事件。我们到达分校时楼房已经基本建好，包括宿舍、教学楼、食堂等一应俱全。 
  
    在分校期间我们的主要事情一是建校劳动，二是继续搞运动。劳动的内容主要是在学校背后的山上（该山名叫连城山）爆破采石，垒砌护坡，劳动强度很大，也有一定危险，好在没有出什么事故。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学习、搞大批判等，由于清理阶级队伍在北京已经搞完，一些有问题的干部教师（如被打成叛徒的总支书记戴新民、特嫌徐光宪教授等）不让到这个保密单位来，所以也没有再搞批斗。印象最深的是伙食很差，几个月上吃不到荤腥，有的同学为了满足口福，在马路上拦车去几十里外的汉中或勉县饭店里吃顿肉。我们班的罗英明同学用电线电死一只狗，在宿舍用电炉煮熟，我也尝了一块肉，味道十分鲜美，令人至今难忘。

    那时因为我们班的同学和工宣队、军宣队关系不好，他们认为我们不听话，组织纪律差，就出了个主意惩罚我们，让我们和部分教师一起去位于学校北部80多里路的留坝县劳动，美其名曰教育革命。1969年12月，我们几十个师生背着行李，从分校出发，沿着褒河边的小路，一直向北，大约走了9-10个小时，来到了一个小山村，这个村子名叫武曲铺，属于留坝县马道公社。留坝是汉朝留侯张良的封地，有著名的古迹张良庙，建筑宏大完整，古树参天，现在还是旅游胜地；而马道正是当年萧何从汉中出发追到韩信的地方，立有一块石碑，铭文曰：“萧何月下追韩信处。”

    我们住在农民家里，借了村干部的家作为集体食堂，主食基本是大米饭，蔬菜基本是萝卜。我们白天上山劳动，主要是修梯田，收工回来就吃饭，晚上没有电灯，只能聊天睡觉。这期间发生了一件趣事：村里有个20岁左右的女子，生得皮肤白嫩，发辫粗黑，面如桃花，眼含秋水，经常倚在家门望着我们上下工的队伍。有的同学打听到这个女子名陈素华，地主家庭出身，初中毕业，父母双亡，有个公社干部想讨她为妻，她不甚愿意。有个同学开玩笑说：“这个女子比我们学校的女同学漂亮多了，讨她作老婆也很不错啊！”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其他同学不过说说而已，班上一个平时默不作声的上海同学王炽发却动了心思，等我们回到学校后，他又独自来到村里，和这个女子建立了关系。
    大约劳动了半个多月，教改结束，我们又沿着来时的老路返回学校。这次是傍晚出发，夜行军。由于出发前只吃了一个萝卜充饥，行走80多里山路耗费了大量体力，次日凌晨快到了学校的时候，我忽然感到眼前一黑，几乎晕倒，这时体力较好的程汉良同学急忙奔上前来，背起我就走，进了学校，正好赶上开早饭，喝了一碗稀饭，又休息了一会，才慢慢恢复过来。这个镜头虽然过了四十余年，至今还深深地留在记忆中。

    转眼过了1970年的春节，终于传来我们要毕业分配的消息。那时根本就没有什么双向选择，更不讲什么专业对口。3月初的一天，掌权的军宣队召集我们三个年级的近300名学生，由教导员（名叫黄辉业，8341部队的营级干部）宣布分配名单，除了少数留校的同学（我班只有一人）外，所有同学都分配到全国各地县以下单位（绝大部分是农村）或部队农场，分到县农业机械厂的就算最好的了。不考虑家庭远近，只有明确了恋爱关系的男女同学可以分到一起（所以有恋爱关系的男女同学毕业前纷纷暴露出来，还有突击成功的）。我被分配到陕西汉中地区。

    还有两个同学（刘立民和程汉良）因为被军宣队发现了问题（搜查了化学系的同学给他们的信），被扣留没有分配（程半年后分到安康地区，刘1973年分配到河北衡水）。

    到了离校的日子，同学们依依惜别，工宣队和军宣队的人员也到汽车前送别，因为他们的思想太左，对教师学生太苛刻，同学们对他们没有什么好感，气得痛骂了他们几句，算是解了一些心头之恨。
我的分配地点离学校最近，所以是最后离校的。学校派了一辆卡车，把我和其他分配到汉中地区的同学连人带行李一起拉到了汉中城里。

    就这样，汉中分校的4个多月的生活结束了。在此期间，竟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同学们连毕业合影都没有照，毕业证也没有发，一直到1980年，北大才给我们补发了毕业证。

二、南郑农村

    1970年3月，我和部分汉中分校的同学被送到汉中市内，和从北大总校的部分同学汇合，在汉中下放办公室报到，接受分配。这个机构是专门负责下放干部、知识青年和大学生分配的。下放办的人员向我们宣布：这批北大的20多个毕业生全部到农村插队，有5个县，可以自由组合。我和技术物理系的李升平（北京人）、无线电系的刘淑琴（河北唐山人）、数力系的顾志福（无锡人）及其女友王炜、张淑婷（北京人）、化学系的李立平（北京人）临时组成了一个小组，选择了南郑县。另外还有4个小组，分别去洋县、勉县、略阳县和宁强县（邓楠及其男友张宏在这个县）。

    宣布方案后的第2天，我们这个组7个同学，到公共汽车公司租了一辆车，连人带行李到了南郑县政府所在地周家坪。接待我们的是办公室主任余颖，30多岁，态度比较和蔼（几年后成了副县长），说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到郭滩公社利民大队插队，大队明天派人来接你们。次日，利民大队来了个农民，拉了一辆架子车，把我们的行李放到车上，一起步行了20余里到了大队。

    我们4个男生3个女生，分别住在相距不远的两间房子，还有一个厨房，在男生宿舍边上。生活方面，每人有44斤定量，大部分是大米，少量杂粮，菜油每人每月5两，到附近的粮站购买，蔬菜和盐、酱油及每月的半斤肉等则要到附近10多里的石拱桥公社购买。最困难的是柴，因为地处平原，没有木柴，只有一点稻草和油菜秆，远远不够用。公社给我们开了介绍信，在队里借了一辆架子车，我们4个男生到80多里外的山区南海公社去买柴。清早出发，赶到那里买了柴，已经傍晚，来不及回去了，幸亏遇到一个西安知青，一问原来是我们系64级女同学何永克的弟弟，把我们领到他们插队的地方，借宿了一夜，还管了一顿饭。次日早上我们拉着车往回走，来的时候是空车，不感到累，回去时装了几百斤柴，上坡时大家连拉带推，汗流浃背，有的同学肩膀都磨破了。由于我们不太会做饭，烧柴比较费， 1个月左右，柴烧完了，还要再去买一次，确实比较劳累。好在那时年轻，精力旺盛，同学之间也很团结，轮流做饭时即使有的同学做的不好，也没有互相埋怨。晚上没有电灯，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只有点着煤油灯，聊一会天就睡觉了。

    南郑地处长江流域，气候和四川北部相近，主要作物是小麦、水稻、油菜等，山区还有柑橘和茶叶，农民的劳动强度很大。我们到了不久就参加了劳动，很快就学会了插秧、割麦、割稻、打稻子（在一种称为拌桶的木桶上摔打稻穗，很累）、栽油菜等。插秧是个技术性很强的活，开始我们都插不直（当地人说不端），后来在农民的指导下，很快就都能插得很直了。每天早晨起得很早，有时还要加夜班，下雨也不能休息。我们干活都很不惜力，生产队给男生记了9.5个工分（最强的劳力是10分），女生记8个工分（和队里的妇女一样）。一次我们在水田中劳动，一个社员赶着水牛犁地，鼓励着让我试试，我手扶犁把，跟着牛往前走，一不小心，被犁铧割破了脚，鲜血直流，同学们赶快把我扶上了岸，用清水冲洗了一下，送到公社卫生院，医生给我打了一针麻药，缝了几针，过了10多天才伤口才长好。经过劳动锻炼，我们都晒得很黑，力气也增加了不少，100多斤的担子，挑起来不费力气。后来我们办了个夜校，晚上给青年农民和孩子扫盲，教识字和珠算，很受老乡欢迎。我们和老乡的关系不错，有的老乡做了好吃的经常给我们送，还有的孩子到水田里捉了黄鳝给我们改善生活。

 
    图1  1970年夏在南郑县郭滩公社利民大队农田 （左起：李升平、顾志福、李立平、作者本人）

    到了下半年，汉中地区要成立电视台，刘淑琴和其他县无线电系的同学都被的被调到汉中去了（看来那时也知道专业对口啊）。过了几个月，其他几个同学陆续被县里抽调参加一些临时性工作，李升平和李立平被抽到阳安铁路工地上搞宣传，顾志福、王炜和张淑婷被县里抽去搞专案，就剩了我一个人在生产队劳动。到了冬季，征兵工作开始了，县武装部通知我到征兵办公室帮助工作。我就住到的武装部，和部里的军人以及临时抽调的几个地方同志一起工作。我的任务是到各个公社调查了解征兵的进度和情况，回来写征兵简报。给我发了一辆自行车，每天要跑几十公里，有时就住在乡下。我和一个中学语文教师，也姓张，关中人，一起编写简报，任务完成的不错，经常受到表扬。在征兵工作中，发现走后门的现象不少，有的汉中城里的干部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南郑来报名，有的青年身体不合格，家长通过关系找体检的医生改写体检表等，当然最后都通过了武装部和征兵部队的同意和批准。征兵工作结束后，武装部又把我和那位张老师留下整理文件。一直到1971年2月，汉中地区下放办通知我们到汉中集中，参加再分配。我们6个人收拾好行李物品，离开了南郑。

三、汉中工厂

    北大的20多个同学再次来到了汉中地区下放办公室，给我们进行了再分配。我被分配到汉中地区塑料厂，其他同学分配情况为：顾志福、王炜到汉中地区钢铁厂（勉县），张淑婷到地区五金厂，李升平暂留南郑，后也到了塑料厂，李立平到南郑县氮肥厂。
    我来到地区塑料厂，这个工厂刚刚筹建，厂区还没有建设好，领导让我带领几个青工到湖南益阳培训。

    1971年3月，我带领几个青年工人，其中有汉中人，也有几个随家长从上海迁到汉中的职工子女，一起乘火车前往湖南，先到了长沙，借转车的机会，参观了湖南第一师范、自修大学、清水塘（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居住地）、橘子洲、岳麓山等景点，那时湘江大桥还没有修好，从长沙到对面去要乘轮渡。站在橘子洲头，望湘江北去，遥想当年风华正茂的毛泽东与一群青年才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意气，感慨良多。

    从长沙又乘了几个小时的汽车，到了目的地益阳。益阳是个小城市，位于资江边上，出过周扬、周立波等作家。我们住在一家旅社，和第一批来这里的几个同志汇合，每天去一个叫“红星化工厂”的小厂上班。领导给我们的任务是学习生产工程塑料原料尼龙66的工艺技术，尼龙66的原料是蓖麻油，从蓖麻油先合成癸二酸，再合成尼龙66。我和几个青工每天就在厂里上班，跟工人一起劳动。由于还在文化革命当中，社会上对科学技术不重视，厂里的技术人员没有教给我们什么东西，而生产线上的工人也讲不出什么工艺原理来，我们实际上没有学到多少东西。过了3个月，天气热了，汉中塑料厂通知我们回去。组里的同志们说来了一趟湖南，怎么能够不去“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呢？于是我们买了去韶山的汽车票，来到了毛泽东的故乡。那时前来拜谒的人真不少，韶山的宾馆、招待所都住满了人，我们好容易才排队到了接待站，给我们分配了招待所，让两个人住一个床位。那天天气晴朗，我们随参观的人群来到韶山冲，进入毛的故居，里面放着木床和一些家具、农具，听讲解员说：毛的家庭在当地还是比较富裕的（属于富农），毛从小叛逆，不听父亲的话，和父亲吵架，威胁父亲要跳到池塘里。我们在故居池塘前照相留念，又参观了修建不错的纪念馆。6月中旬，我们结束了实习。

    回到汉中后，工厂还没有建好，我被分配到基建组，任务就是采购基建材料，先在市里跑砖瓦、石灰等，后来又被派去留坝采购木材。从汉中乘长途汽车，来到留坝县马道乡，住在一家很小的旅馆，又脏又黑，也没有食堂，就在附近的小饭馆买点馒头等充饥。很多采购员都在这里等候，等指标下来，就随汽车去林场拉木头。留坝的地势很高，冬天山上冰雪不化，汽车行进在冰雪路上，非常危险，一不小心就会翻到山沟里。司机们把防滑链套在车轮上，小心翼翼地开着车，我坐在驾驶室里，望着路边山下的悬崖，心里也直发抖。心想如果摔下去，就粉身碎骨了。好在苍天保佑，没有出事，把几车木头拉出山，回到了汉中。在马道等候时，我向那里的居民打听王炽发的消息，了解情况的人向我说，王炽发和那个村姑陈素华结了婚，把陈带到了紫阳煤矿，不久前，王出差时，汽车出了车祸，一车人都翻进了山沟，王受了内伤，到了医院后死了。啊，我和王离别刚刚一年，我们到汉中时他也随车在汉中住了一宿，还和我在汉江边上散步。就这样一条年轻的生命，刚毕业一年就死于非命。那位漂亮的村姑陈素华领取了抚恤金，打掉了肚里的孩子，又迅速地嫁人了。可怜的王炽发，连后代也没有留下，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1972年新年过后，厂领导突然通知，说地区革委会通知我，让我调到地区磷矿工作。地区磷矿位于略阳县何家岩，距离汉中90公里。我刚到塑料厂一年，为什么要把我调走？厂领导和地区革委会的人都不说原因，只说工作需要。从地区所在地到偏僻的山区，条件自然相差很多，我当然不愿意去，可是那时是不讲什么道理的，拖了一个多月，实在没有办法，我只好拿着调令，前往新的单位上班。

四、略阳矿山

    1972年春节前，我离别了汉中，只身一人来到位于略阳县何家岩的地区磷矿报到。领导安排我去子弟学校教书。这个子弟学校规模不大，有小学到初中9个年级，100多个学生，都是矿山职工的子女，校舍也很简陋，有的教师连课桌都没有，用砖头支木板代替，学校先后有教师10多人。刚开始我教初中的物理和化学课，原负责人调走后领导让我当了负责人，并继续教课，因为缺少教师，我还教过政治、语文等课，其他老师请假，我也经常给他们代课。

    那时由于文革中宣扬“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学生大多数都不好好读书，课堂纪律也很涣散，学生对老师不尊重，老师也不敢管，特别是张铁生、黄帅的事迹和马振扶中学事件上了报纸，学生更加不听老师管教了。所以教学工作相当困难。不过我和大多数老师都认真教学，有时还到别的学校听课取经，或组织学生搞运动会，编排文艺节目演出等，夏收时组织学生去农村劳动。学校工作基本上没有出什么差错，也得到了家长和领导的认可。后来单位领导为了加强管理，还派了几个工人作为工宣队进入学校，帮助维持秩序，管理一些调皮的学生。我和工宣队的几个师傅关系也很好。有时，矿山劳动力不足，组织学校师生参加义务劳动，一次，让师生们背着几十公斤的沙子往几百米高的山上送，大约走2个小时的路，每人至少上下2次，个个汗流浃背，肩头都磨破了。有时还到矿井里（平洞）推矿车，运送矿石。那时，由于对安全不重视，矿山经常出现安全事故，坍方冒顶，或交通事故等，死伤了不少工人。

    何家岩是个很小的镇子，距离略阳20多公里，只有一条街道，每逢周二、周五有集市，人们到集市购买鸡蛋、蔬菜、木柴等，有时买一只鸡，回来宰杀。

    定量的肉要月初在肉店排队购买。我结婚时分到一间房子，自己搭个灶，做饭用柴火，很费时间。1975年，有了孩子，没有老人帮助，单位也没有托儿所等，根本买不到牛奶，连奶粉也要托人送外地购买寄来。我们两人上班时，就把孩子关在屋里，用被子挡在床边，有很多次孩子从床上摔了下来。略阳是个山区县，经济不发达，因地势险要，有战略意义，又因地处秦岭南麓的狮山之南，故名略阳。有一名胜曰灵崖寺，在县城附近3.5公里处，我和苏、康二老师曾结伴前往。该寺始建于唐开元年间，有寺庙、泉水、石刻等，人称山南小碑林，寺庙背靠青山，面对嘉陵江，景色宜人，当时游人不多，现在也开发成为著名旅游景点了。

    一次我陪妻子去略阳医院看病，在街上巧遇经济系同学黄晓洲，他是陕北清涧人，父亲黄静波文革前是粮食部副部长，文革中被打倒，文革后曾任广东省副省长、青海省省长。黄热情地把我们请到他家，并介绍他的爱人曹肃宜和我们认识，曹是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生，在略阳县医院工作，后给了我们不少帮助。1979年他们调到广东工作了，多年失去了联系，至今我还很想念他们。

    1975年初，批判右倾翻案风，单位组织去汉中分校观看大字报，遇到了班主任周维金老师，她询问了我的情况，说现在学校师资不够，是否愿意调回系里工作，我当然求之不得，之后周老师帮助我联系，分校派了2次人来我单位外调，并取走我和妻子的档案，报到总校。我一直焦急地等待消息，过了半年多，说总校人事处没有批准，原因是妻子的档案中她毕业时工宣队写的鉴定不好，有什么“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等语，我们系是保密系，政治方面要求很严，所以不能调入。妻子说：她们学校的工宣队有派性，给很多同学的鉴定都写的不好，有些同学到了单位后还继续受到批判。那时的档案真是害死人。最近从网上看到一位60年代南京的中学生就因为档案中评语写的不好，多次高考，成绩合格，就是不能录取，可见档案害人不浅。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四人帮被打倒。1977年恢复了高考，我辅导的很多学生和年轻教师都考上了大学。1978年，听说恢复了研究生考试，我给母校的老师写信，化学系的孙亦梁老师热情地给我回信，介绍研究生招生情况，我开始积极准备。离考试只有几个月了，主要困难是没有教材，写信给母亲，她给我借了书寄来。离开书本已经12年了，重新拣起来十分吃力，特别是物理化学从来就没有学过，只能按照教材自学，一点一点地啃。那时单位经常停电，白天上班，晚上点煤油灯学习，把本来1.5 的眼睛看成0.8了。妻子负担了所有的家务，并把孩子送到她大姐家，请大姐帮助照顾。7月份，到了考试的时间，我赶到县城，参加了考试。 后来又到北京参加了面试。

    回到陕西，单位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单位的头头（革委会主任）李某，是从某武装部转业的干部，文化不高，作风十分恶劣，且经常利用职权欺侮女职工。我的妻子和其他同志私下议论，被某些给领导溜须拍马者告发，李某竟指使手下的人将我妻子隔离审查，开批判会。我妻子被迫做了检讨，才被放了出来。面对这种情况，我一面安慰妻子，一面向省有关部门写控告信（后来省上派工作组调查，李某受了处分，调回老家山东）。9月份，录取通知到了，单位领导十分吃惊，原来他们以为我肯定考不上，现在也不得不给我办理相关手续（听说有的地方设置障碍不给办理手续的）。我对妻子的处境十分担忧，但她坚决支持我，让我不要顾虑，专心去北京学习。1978年9月，我离开了生活8年多的汉中，到了北京。
    回顾汉中的8年生活，感到没有为国家做出什么贡献，却遭受了不少磨难，但自己没有沉沦，没有被苦难压倒。这段经历使自己更加接近工农大众，了解了社会底层，增加了阅历，思想更加成熟，为今后的人生奠定了基础。
  

作者简介：

    张从，1963-1969年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学习，1970-1978年在陕西汉中地区劳动锻炼和工作，1978-1981年在北京读研究生，1982-1994年在陕西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工作，1994-2005年在中国农业大学工作，环境科学与工程专家。曾获国家和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一等、二等奖，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