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司马言

    我们北大中文系1963级是在1968年10月毕业分配的。我向工宣队提出去黑龙江，离北京越远越好。其动因是北大对立两派几经厮杀，导致同一班的同学也互相整得你死我活，而我的家庭也面临着解体，父亲被下放，母亲进了学习班，兄妹六人已经有三人分配到边疆，这一切迫使我把远赴边疆当作一种解脱。我买了毛泽东诞辰12月26日赴哈尔滨的火车票，启程前一天，与还在读小学的弟弟妹妹吃了一顿面条。

    那时邻居中自称贫下中农出身的男女正在居民大院实行专政，尽管后来清理阶级队伍发现他们中间有一位扒女厕所、有一位盗割电线，还有一位跑前跑后给太君找花姑娘，而在1968年12月25日这一天他们还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人模狗样地掌握着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他们中的一位通知我家，用他家的两居室对换我家的三居室，因为“你家人快走光了，房子留着是个浪费”。

    在这个大院里，很多人已经不说人话，而一旦听到有人说人话，我会油然而生敬意。邻居一个被称为“地主婆”的老婆婆和一位被医院确诊为精神病的老妈妈就是继续说人话中的两个，她们先后进门来给我送行，前者对我说：“看着你们家一个接一个地走，转眼一家人走空了，怕得我心里砰砰的。”后者则诘问我：“老二你说这叫他妈的什么世道？”

                     夤夜敲门

    1968年12月25日我经历的还不只这些。夤夜时分，忽闻神秘的敲门声，“快开门，是我！”来人是我们班的张南昆（化名），据说他写大字报跟陈伯达叫板，贴到王府井（注1），军宣队一进校“深挖”就把他楸出来冠以“炮打中央文革”的罪名隔离审查，上厕所撒尿还有俩人一左一右保镖。他被押着走回楼道，发现有同学偷觑，他忽然亮开嗓门高声朗诵毛泽东诗词：“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显示自己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此刻不期而至，真把我吓了一跳，我撩开窗帘瞅瞅外面有没有人跟踪，回头小声说：“你是越狱潜逃吧？”
   他说：“别开玩笑，我来送送你。”
   我说：“你拉我下水，找垫背的？”
   他说：“将来我的问题解决，我找你去，也上黑龙江。”
   我说：“同是黑龙江，咱俩可分不到一块，我是3065部队，你是劳改农场。”

    那夜这话带有调侃，岂料不幸而言中。我报到的3065部队，由京、津、沪、宁等市12所高校毕业生150余人组成军农三连，在哈尔滨23军军部集训，一天午饭前全体同学照例列队冲着饭盆高声背诵毛主席语录，我在扫描饭菜之际，忽然瞥见一个戴着狗皮帽子的人拖着行李闯进饭堂，他不是别人正是张南昆，准是一夜火车没座位站饿了，不去报到先奔饭堂。

    集训一个月，然后开赴嫩江双山农场接受再教育。这双山农场赶巧就是一个废弃的劳改农场，原本的劳改犯换到好的地方去劳改，扔下这个破败的房舍给我们用来战天斗地改观换魂。全连四个排12个班，连长、指导员由部队营级干部担任，排长由部队真排长担任，副排长和班长、副班长由我们中间出身好、表现好的同学担任。我在十一班，张南昆在十二班。

    我们四排三个班30多人同住一个土坯房，南北相对两条大土炕，一条土炕一个半班。房顶多处露出缝隙，躺在屋里就能欣赏夜幕美景，无论星月交辉还是漫天飞雪都可以管窥一斑，伴随着轰鸣的林涛或诱人的鸟鸣虫叫，勾起许多遐想。

    因为是劳改农场，所以远离人寰，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甭担心劳改犯潜逃，潜逃的结果不是冻死饿死就是被野狼吞噬，所以潜逃者无一例外地选择原路返回，乖乖地向政府自首请罪。这里唯一一口水井深十余米，辘轳需由四五人同推摇，冬季严寒，桶中的水洒到井壁和井口，层层结冰，井壁越冻越窄，井口越冻越高，这时就得有人腰中拴上绳子由别人拽着，他抡镐刨去冰层，脚下溜滑，十分危险。这里的马和牛不用圈养，没有马厩和牛棚，牲口撒在荒草甸里任其游走，享受着远古时代的自由。什么时候想起用牲口了，骑上一匹马吆喝着把它们唤回。它们干活并不驯服，因为你不管吃不管住，它不欠你人情，没有效劳的义务。

    有一次农场边缘出现几个迷路的少年，这是一年来我们第一次看到陌生人。消息像风一样四散传开，各班男女中断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呼啦啦跑出去围观，就像看到外星人一般，把大家高兴得手舞足蹈。

                  假戏真做
    忆苦思甜阶级教育的必修课。1965年我在北京朝阳区小红门公社搞“四清”运动，自然要召开忆苦思甜大会，会前对诉苦人做了演练，觉着把握挺大，岂料他一上台就乱了套，“要说苦，再苦也苦不过挨饿那三年，那把人饿的……”官方把1959年到1961年称作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当地老百姓则称为“挨饿那三年”，我心说坏了，这成了诉社会主义之苦了。这时主持人呵斥他：“谁叫你说挨饿那三年啦？说你扛长活时地主老财怎么欺压你！”诉苦人眼珠子翻了翻，大嘴一咧说，“要说东家呀，真他妈没法说。一打猫冬，你看这碗吧，那粥稀得能照镜子——他不是没什么活儿嘛。要是春耕、夏耪、麦秋、大秋，嘿，白面烙饼卷摊鸡蛋、大白馒头猪头肉您可劲儿造！”越说越不像话了，主持人把他赶下台，让民兵送他回去醒醒酒，笑得满场听众前仰后合。

    我们军农连队的忆苦思甜则准备充分，态度认真。那应该是1969年春节之前，山林和大地依旧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半夜间我们突然被叫醒，摸黑爬起，不点电灯点油灯，先是走忆苦路，原来平坦的路面事先撒上石砾和炉渣，有的同学不穿鞋只穿袜子走上去体验阶级仇民族恨。边走边唱忆苦歌。
   “天上布满星月亮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 

不忘那一年爹爹病在床，
地主逼他做长工累得他吐血浆，
……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世世代代不忘本，
永远跟党闹革命。 ”

    当时的规矩是忆苦歌必须哭着唱，这可难为了某些人。有一位仁兄来自鲁西南农村，口音浓重，舌头不会拐弯，连普通话都说不好，中小学没上过音乐课，荒腔凉调五音不全，平时唱什么都像哭，这回必须哭了，那动静简直就是母狼遭强奸，让人听了心里发毛。

    接着吃忆苦饭。忆苦饭是炊事班在昨晚就做好的，冻菜帮子冻菜叶，掺上刷锅水，不能煮熟，晾凉了，每人一大碗。尝了第一口，苦涩难咽，同学们一个个呲牙咧嘴，再尝第二口，味同喝药汤，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愁眉苦脸。这时指导员用严肃的目光巡视四周，班排干部无可奈何带头一仰脖咕嘟咕嘟喝下去，然后伸着脖子等反应，那意思是死是活由他去。我想起刘宝瑞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皇上都喝我怕什么？咕嘟咕嘟咽下之后也没觉得有什么反应。

    最后由一名女同学痛说家史，她是另外一个军农连队的，是黑龙江省一所大学的学生，很有表演天赋，未语泪先流，挣足了气场；一把鼻涕一把泪，感染了在座的每一个人。她说地主逼债逼她爹上吊，拉她妈给地主当女佣惨遭少东家强奸，她带着三岁的弟弟离井背乡讨饭流浪……随着她如泣如诉的忆述，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唏嘘四起。她恰到好处地挥臂带头高呼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她拿地主跟刘少奇直接挂钩，愤怒声讨刘少奇阴谋让她再受二遍苦再遭二茬罪。

    当时我越听越觉着像《白毛女》，就问一个被称作“消息灵通人士”的同学：“她说的是她家的真事，还是事先编好的台词？”这同学撇嘴一笑：“她是某某大学话剧团的，演啥像啥。”接着用手掌掩住腮帮压低声音补充道，“未婚先孕，打过胎。” 

    晚间躺在炕上回忆起一天来同学们假戏真做的种种表现，越想越可笑，我禁不住咬着被头吃吃笑出声。黑暗中班长责问道：“干什么呢？”我回答：“我越想越伤心。”这回答显然言不由衷，因此很具喜剧效应，引得邻旁的同学也吃吃地笑出声。于是班长大怒，斥责那同学：“你又干什么？”那同学咕哝道：“我也是。”班长问：“你是什么？”那同学咬着被头回答：“越想越伤心！”话音未落，大炕上的同学终于隐忍难耐，同时从被头下发出吃吃的笑声。

                 死亡眷顾

     春节过后，全连投入生产劳动。此时还不到春耕播种的节气，全连集中劳力从事驻地的基本建设，修建新的房舍以取代劳改犯遗留的土坯屋。我们四排在附近开山打砂子，即在山包上打眼放炮，崩开冻土层，拉回沙石用于盖房。抡大锤砸钢钎固然劳累而辛苦，等到填充炸药点燃导火索，趴在远处期待轰隆巨响的一刻，还真是难得的生活体验，充满了刺激的乐趣。

    还有一项任务，比开山放炮更加刺激——开赴小兴安岭伐木，以期运回木材用于制作房梁、房柱和门窗（注2）。吃住在高山峻岭，一声“顺山倒！”的高呼响彻山林，随之一棵棵参天大树呼啦啦倾倒，这是多么神奇而浪漫的生活！它吸引所有同学的向往，各排纷纷请战。

    幸运眷顾了第三排，三排同学在全连羡慕的眼光中兴高采烈地启程了，他们自豪地说：“等着我们的喜讯吧！”三排离去一周后，喜讯还没传来，噩耗先到了：在上山伐木的第一天砍伐第一棵木材时，三排同学黄元华被“顺山倒”的参天大树横扫砸住，不幸身亡。

    黄元华是华东纺织学院的一名男同学，由于我和他都是连里的义务理发员，所以跟他有着一些来往。我的中学每周有半天劳动课，放羊、喂猪、插秧、翻砂、洗染、照相和理发。其中理发的生产工具最简单，只需一把推子即可，在1963年学雷锋运动中，我到西单商场选购了一把理发推子一把理发剪子，把家里的窗帘摘下来当作围布，一个手工理发的生产线就具备了。推子带到北大，全班男生和年级的部分男生理发就成了我的专利，随叫随到，管理不管洗。要照现在，就会称赞你有商业头脑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了商机，开掘人生第一桶金。我们那时不这样，完全免费服务。同学不仅省下理发的钱，还省下外出理发的时间。我把推子带到军农连队，那就更受欢迎了，因为与世隔绝的环境根本没有专职理发员。

    理发中也有为难之处，有的同学有头疮头癣，给他理了就会传染别人，理不理？有的同学头部有缺陷，用一缕头发遮着，他还没来得及暗示，我一推子下去暴露了阴私，挺好的小伙儿脑门亮出一个鲜嫩的疤瘌，照镜一看勃然大怒：“这叫我如何见人！”

    我与黄元华的风格不同，他是南派手法以剪刀为主，我是北派套路全靠推子玩活儿，因此不同需求的同学就分别请我们中的一个。黄元华热情开朗，助人为乐，对所有的服务对象一视同仁，广受欢迎。我当时还提防着“天派地派”，心有芥蒂，一不留神就挂上脸相，人家自然也会察觉。于是我与黄元华之间就有了些许计较。有一次下工回来看见他给我们排的同学理发，我就挖苦他：“你怎么跟苏修一样搞侵略呀？”
    他毫不客气地回敬道：“你怎么跟美帝一样搞霸权呀？”
    我说：“鬓角不能那样理。”
    他反讽道：“看样子你把自己当成反动学术权威了。”
    我说：“权威不敢当，我是杨子荣你是坐山雕。”
    他说：“我是阿庆嫂你是胡传奎。”这话引起一阵哄笑。
    我说看来咱俩得划分势力范围了。他问怎么划？我说二三四排归我，一排归你。他还没缓过味儿来，周围已经哈哈大笑——归他的一排是女生排，女生无需我们效劳。

    上山伐木的第一天，开伐的第一锯是精心挑选的一株参天松树，在大家高呼“顺山倒”的同时，倾倒的树干突然中了魔咒似地弹起横向一扫，呼风唤雨一般狠狠地砸在黄元华身上。那时节黄元华连哼一声的机会都没有就灵魂出壳了。把树干从黄元华身上搬起需要十余人使用撬杠，这一切完成之后再看黄元华，腹部已经被砸扁肠子流了出来。同学们用担架抬着断气的黄元华一脚深一脚浅地奔下山，找到最近的一所卫生站已经无济于事。遗体运回连部，停放在粮棚里，各班轮流值班日夜守灵，等待他父亲的到来。我们必须认真看守，如有疏忽，尸体就可能被突袭的野狼啃噬。零下二十几度的寒夜，在油灯下看着棺木中黄元华紧闭的双目和蜡黄的脸庞，我痛心疾首，拍着棺木埋怨道：“你怎么就不知道躲呢？事先不是都讲过安全准则嘛！”后来三排在现场的同学说，那天也奇怪了，你怎么跑，它（树干）就怎么追，你一秒能跑几米？它一扫就是几十米，卷着风，真是招了魔了！

    黄元华父亲从南京赶来，见了儿子一面，随即火化。父亲离开的那天太惨了。我们在冰封雪飘的山野里列成两队，夹道目送黄元华父子离去。那时阴云低垂，朔风渐起，父亲手捧爱子骨灰盒，一条兜带吊在脖颈，在雪地上踉跄行走。他送来的是一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儿，接走的是一捧轻飘飘的骨灰。其悲痛欲绝之状，令人撕心裂肺。我想，父亲回去怎么向母亲交待呀？

    怪异还没有结束。这一年夏季，刚刚下过一场雨。一名同学往房前晾衣杆上搭衣服，那是用木桩和铁丝勾连的设置。他把洗过的湿衣服往铁丝上搭，看着万里无云的晴空，心情挺好，情不自禁哼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殊不知此刻忽然吹来一阵风，竟把房檐上的电线吹落，鬼使神差毫厘不差地搭在铁丝上。于是电流被接通，通过铁丝传导到这个同学的双手和身躯，“心中想念”还没有下文，他就像黄元华那样没能获得哼一声的机会，全身一抖，当场毙命。四十余年过去，我甚至忘记他的姓名。

                喜庆之夜

    还在北京的时候，由外地或部队传来的早请示晚汇报就开始风靡全国。即每天早晨学校、机关、工厂、家属院等都要集体学习毛著，向毛主席画像请示工作，晚间集体学习毛著，分别向毛主席画像汇报这一天的思想问题和工作不足。一开始大家都很认真，有的人在晚汇报时痛揭自己的私字一闪念，一把鼻涕一把泪，深刻检讨，向毛主席请罪。日复一日，来回重复，也没的可说了，逐渐变成形式主义走过场。到了军农三连，我所在的十一班有了新创造，砍了桦树杆子，在房前架起一个请示牌，即用桦木杆子搭一个框架，嵌上一幅毛主席画像。每天早晨我们先于起床号起床，全班集合在请示牌前早请示，晚上日落前再来一遍，内容是晚汇报。这一举动，得到指导员的表扬。
得了表扬就得坚持，其他十一个班无一效法我们依旧雷打不动。

    然而日复一日却也索然无味，我这人O型血天生觉多，这会儿又早起晚睡地折腾，早请示晚汇报站着站着就犯睏，有一回居然打起了呼噜。当时我们班长脸色非常不好看，第二天早请示时他训话：“有的人在清理阶级队伍教育中，心中害怕，还故作镇静，以假相掩盖自己的心虚。”班长的本意是批评我。对于清理阶级队伍，我想我清理什么呀？我爸是走资派，全国大小干部走资派几千万，比解放军还多，再加上农村公社、大队、生产队，光走资派就是英国、法国、意大利，我怕什么呀？不就一“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嘛，你教育呀！所以我一发言就是空话连篇，时不时甩个侯宝林的包袱逗大伙儿一乐。班长对我忍无可忍，借此机会来敲打我。

    岂料正如俗话所说“打骡子惊了马”，班长的警告我假装没听明白，我身旁的一个人却受了惊。这位是南方一所大学的同学，平时少言寡语心事重重，不知心里有个什么解不开的扣儿，此刻对号入座竟把班长敲打我的话当成警告他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红着眼圈把班长叫到僻静的桦木林中，作了一番痛心疾首刻骨铭心的“斗私批修”，反倒把班长弄得瞠目结舌。

    那时候经常要发表毛主席最新指示，一开始最新指示是一篇一篇的，后来变成一段一段的，最后是一句一句甚至半句半句的来，例如“要斗私、批修”。凡有最新指示发表，流行的做法是“学习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不过夜”。如果最新指示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晚十点播出，那么就要当夜上街游行庆祝，然后坐下来学习落实，折腾完了已是第二天凌晨。到了军农连队，这一做法照例实行。最热闹的一次是1969年4月9日，大家已经入睡，忽然把大家叫起收听中央台关于九大召开的新闻。听完了新闻高呼口号：“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誓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然后大家排成长龙，后一个双手搭在前一个的双肩，在驻地的空场上游走。多年来交谊舞被斥为封资修而禁止，所以大家谁也不会跳舞，遇到喜庆只能用原始部落祷神的动作来代替，加之高寒地区都穿着厚棉裤乃至皮裤、大头鞋，那舞步就像拖着镣铐，沉重而艰难地移动，踢逦突噜，颟顸而笨拙，夜色中远看犹如一只迟缓的大蜈蚣。与此同时口中还要持续不断地呼喊口号，交替歌唱《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等表忠心的歌曲。在旷野的星空下，一队人这样喝喝咧咧地唱啊跳啊，并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时间一拖就变得索然无味。其实谁都意识到这点，但是谁也不愿正视现实，一个个继续装作很兴奋很幸福的样子。

    那夜就像整个文化大革命，哄起来容易收场可就难了。谁也不敢第一个说可以结束了，因为这关系着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这时节就需要考验我们的聪明才智。忽然有人小声报告：“报告！”值班排长问：“什么事？”回答：“我……憋不住了。”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理由。不一会有人效法：“报告，我也是。”随之而来的是第三个第四个，这给值班排长借坡下驴的机会，宣布说：“庆祝九大胜利召开暂告一段落，下一步大家抓紧时间，继续深入学习落实九大精神。” 
   （未完待续）

   注1  四十年后我问张南昆给陈伯达写大字报是怎么回事。他说实际上根本就没写出来，遑论贴到王府井？只是在本派组织被围困期间三五人私下议论一通，他说了题目大纲，别人就推他执笔，后来两派斗争升级就没有写成，不知被谁告了密。我感叹道：“咳！我还一直拿你当反‘四人帮’的英雄呢。”

   注2  据有同学回忆，黄元华之死应该在1970年春节前后，记得他死后不久就“再分配”了，大家很替他惋惜。

与世隔绝的日子   （下篇）
——“走出北大”征文

作者：司马言

       十指连心

    春播夏锄之后，我们十一班被派往双山火车站，负责3065部队农场（一个场部和三个连）的装卸工作，火车运来的砖、水泥、石料等建筑物资，由我们卸车，再装到团里开来的汽车（卡车）上，运回农场；农场卡车运来的小麦、燕麦、大豆等农产品，由我们卸车，再装到火车上，运往内地部队。火车到站的时间没有一定，一天24小时不分昼夜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故而我们就必须随时赶到车站进行装卸，如果正吃饭，饭碗一撂就出工；如果正在睡觉，撩开被子就出发。作息没有规律，劳动量大，双手夹砖，一手五块；一个麻袋一百斤，扛起就上跳板。劳累过度，十个手指既不能伸直，也不能攥紧，总是屈张着，手纹中的煤渣砖末永远洗不净。过度劳累导致大脑皮层余波不息，人大的一名同学睡梦中突然坐起，两手比划着唱出一首自编歌：“铲啊铲啊，两头铲啊，左边铲啊右边铲啊。”唱晚了扑通躺下接着睡。第二天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什么，挺好哇。

    有一次从火车上往下卸石料，每块石料三四十斤，必须稳稳放到地上，否则石块落地时会弹起伤人，这就要多花一份力气。时近黄昏，由于劳累，我在撂放石块时偷了懒，尚未放稳便松了手，结果石块弹起，把我的左手挤压在两块石头之间，左拇指指甲被砸翻，当即向上掀开90度，血淋淋直立起来，只剩四分之一与指根相连。我的班长也是北京一所大学的学生，年初竖立请示牌就是他的发明，此刻他看看我伤得厉害，为了鼓励我，给我背诵毛主席语录：“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位班长善于做思想工作，善于领跑创新，深得指导员的宠爱，手把手教他创造典型的秘籍，终于把他培养成先进典型，出席军区的讲用大会，后来吸收到部队，再后来升任军区领导，穿上将军服。但是当时我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下去，十指连心，只能举着手指站在一旁呲牙咧嘴乱哆嗦。夜来手指肿得像胡萝卜，起身在雪地里来回走溜儿，口中一遍一遍地背诵毛主席语录。这一夜冻得我连撒数泡尿，分批分期在雪地上尿出一行字：“某（班长的姓）XX我操你妈”。

    次日由两名同学陪着步行到几里外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卫生所求医。医生口称啧啧给我捏掉指甲，打了消炎针，糊上一种黄酱一样的中药，还学着坐山雕地口吻说“老九你真能行”。这时陪我的两个同学不见了，出门寻找，发现他们撸着胳膊排队要求为一位病危的兵团战士献血。我觉得自己不该落后，也加塞排了进去。护士看到我这副模样说“你靠边，捣什么乱！”

                  谋杀猪狗

    那段时间我们住在火车站附近的场部招待所，招待所每月开支是定额，可是来来往往的军人和家属不是定额，多的时候三五十人，少的时候一个没有，这伙食就不好办。招待所所长是四十多岁的胡参谋，他自嘲说：“胡参谋乱（栾）干事”、“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在胡参谋的领导下，主食高粱米饭一党专政，副食大头菜（圆白菜）、土豆丝轮流坐庄，逢年过节或许加一个猪肉炖粉条，那是吃一顿回味好几天的佳肴。劳动强度如此之大，我们的胃口格外地好，这么单调饭菜愣是没人提意见。
    胡参谋看着过意不去，到这年八月节（中秋节）就大施恩典，说你们瞧见没有，小周（炊事员）养那头猪够三百斤了，我就做主拿它过八月节！胡参谋话还没说完，我这哈拉子（口水）就下来了。大家噼里啪啦一阵鼓掌，接着摩拳擦掌催小周杀猪。绳套、刀子准备妥了，大锅烧开了。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及北大历史系的同学张XX外号张教授。他家在河北农村，尊为“教授”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很有自信，时不时抓准机会露一手。正当大家为杀猪吃肉而兴高采烈之际，他冷丁冒出一句：“你瞧那猪睡觉张着嘴打呼噜，八成是豆猪。”所谓豆猪，即脑绦虫患者，人吃了豆猪肉就会传染脑绦虫，脑子被绦虫侵袭而导致死亡，后果恐怖。他的警告显然扫了大家的兴，于是遭到七嘴八舌的谴责，“就你能耐，它要不是豆猪你可一口别吃！”然而事与愿违，接下来的事实证实了张教授的判断。猪头被割下，密密麻麻的绦虫布满了脑颅和胸腔，看着都起鸡皮疙瘩。大家傻了，张教授得意地说：“这回服了吧，快刨坑埋了吧！”
    当地老百姓不信那套，我们前脚埋，他们后脚就抡锄镐刨出，猪头、猪肉、猪下水，一点儿不糟践，吃得满嘴流油，还大言不惭地说：“拥军爱民见行动嘛！”

    由此我们情绪低落，八月节依旧是大头菜、土豆丝，做了一回猪肉炖粉条，匀着分两顿吃。时序过了霜降，很快就到了立冬。嫩江“十一”就下雪，立冬的寒冷可想而知。劳动之余我们坐在招待所里闲聊，一个过路的朝鲜族同学——诉苦演讲女生那个连的，抱怨招待所伙食“咋那糟呢”，我们说了杀猪的败笔，他出主意说：“狗肉比猪肉香，扔块骨头在门口，街上的狗闻风而来，拿绳子一套……”他挥掌往下一劈，“妥了！”
    真是各村都有个村的高招，我们的情绪立即触底反弹，胡参谋告诫我们，杀了老百姓的狗，狗主人找来可就是军民关系问题了，毛主席教导我们“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此计不行，又生一计。有人动议，咱招待所不是也养着一只狗么，它的肉难道就不香吗？有人提醒，那可是胡参谋的心爱之物，尤其是参谋夫人、女儿，把它视作家庭的一员倍加宠爱。
    我们深入权衡论证，在夫人与狗肉之间选择了后者。有人提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必须先作舆论准备，这个普遍真理得以全票通过。从此日开始，我们纷纷向胡参谋反映那条狗的作风问题，说它在没人看见的时候偷吃伙房的东西，说它跑出去跟野狗鬼混，说它招好些公狗来招待所后院群奸群宿；最要命的一条说它瞅大人不在，抢胡参谋女儿手中的油饼，把女儿吓得嚎啕大哭。一而再再而三的舆论攻势，让胡参谋终于明白，这狗的末日已经不可逆转，而这一切都是猪惹的祸。

    算算动手的日子临近了，胡参谋不忍心看到惨烈的一幕，借口公务跑到场部躲起来。
    又轮到张教授露一手了，他说这好办，两个人拿绳索两边一勒，狗必定仰脖挣气，一瓢水灌下去，当即呛死毙命。
    我们用骨头逗引那狗进了食堂，它不知噩运逼近，以为又有好事等着，照旧摇头摆尾极尽邀宠之能事。高寒地区的房屋都是两道门，狗被引进二道门，乘其不备一根绳索套上脖颈。张教授一声“快拉！”两个同学各扯一头分别向两边拽去，狗被勒得喘不过气自然要张口呼吸。张教授命令 “快灌！”拿瓢的同学照准狗嘴就灌水。然而下面的情节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当这只被宠坏了的狗忽然明白我们原来对它动了杀机，眼睛立即充血而瞪凸，嘶哑咆哮的声音极其瘆人。目光一齐投向张教授，面对不测局面他也无计可施。后来我得知，张教授一瓢水呛死的高论只是听说而没有实践，因此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导致混乱的局面无法收场。
    狗有四腿支撑，百倍发力拼争，两个人的绳索已经拉扯不住，眼看就要挣脱，而一旦挣脱，唯一的结局就是疯狗在狭小空间里扑咬伤人。看看大难临头，我忽见竖在墙根的一根抬杠，迅速抄起，抡圆了向狗头劈打，砰、砰、砰……不知打了多少下，只见狗头被砸得摇摇晃晃瘫倒在地。我觉得两臂酸痛麻木，停下喘息。岂料那狗又晃晃悠悠地站起，还眯着滴血的眼睛四下搜寻，看看是谁把我打成这样，今天跟你没完！二次打击，又是连续不断的二十余下，这时所有的人都看得目瞪口呆，只有两个瘫倒在地，一个是狗，一个是我。
    张教授指挥我们用绳索套住狗的脖颈，吊在院中的大树上，他拿水瓢现场演示：“就这样，一瓢灌下去，很简单。”我心里那个气，抢白他：“你怎么不早说呀？”
    炖狗肉要搁辣椒，吃狗肉要喝烧酒嚼大蒜。吃饱喝足躺在炕上，反应就大了，狗肉是发热的，烧酒是升温的，两下夹攻，热血沸腾，全班人马在炕上“翻烙饼”，热得谁也不能入睡。拽灯起来，围坐炕上神聊。张教授又来了精神，说其实我还有一绝招没露，你用骨头把狗引过来，趁它低头啃骨头，一手攥住耳朵，一手攥住尾巴，你撅起屁股往它脊背猛一坐，狗是铁头水腰麻杆儿腿，咔嚓，腰就断了，一声不吭当场毙命。

    这里只说了张教授关于杀狗的高论，事实上他在劳动和学习上表现出的机智是我完全无法相比的。二十年后，他当了县长，三十年后当上一个大市的副市长。我说张副市长你抓GDP，可否从狗肉抓起。

                  雪夜遇险

    春节之前我们调回农场，住进自己盖的红砖新房。进入腊月，连里派我去场部参加研究组建春节慰问文艺演出队，早上搭车到场部，开完会已是下午两点多。按照惯例，有回三连的卡车就搭车回去，当日没有卡车就等次日的卡车。一问当天没车了，我看看日头还老高，说“走吧”，也没跟场部打招呼，就擅自行动徒步回三连。
    还是年轻没经验，走的时候看看日头老高，却忘了这里下午四点多就天黑。三个小时的路程，行至一半夜幕就降临。天上的颗星星十分耀眼，地上无垠的雪原辨不出方向。刚才还兴致勃勃引吭高歌“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现在只能心存悸惧小声哼哼“心焦急只觉得时光太慢，战友们却为何动静杳然”。我不敢大声，大声会招来野狼。
    事后同学告诉我，在场部与三连之间有一条狼道，就是野狼穿越的一条固定线路。有一次场部机务队的一名军队干部行走到这里，大白天就被一只狼跟上了，他不敢打枪，那样会招致群狼。他停下来对着狼吸烟，一支接一支，把背包里的一条烟快吸完了，那狼怕火逡廵不前，最后不耐烦溜掉了。排长说，狼群中有一只三条腿的狼，它曾被人下的套子套中，它生生把自己被套的那只腿咬断从而逃脱；此后它怀着极大的复仇心理，对人的攻击异常凶狠残忍。那天我尚且不知这些，如果知道这些，打死我也不敢只身走夜路啊。
    那天我撅折一根小树，提在手中，权作武松的哨棒，警惕地左顾右盼，随时准备迎击野狼的袭击。心里盘算来了一个怎么对付，来了一群怎样招架。借着月光一看表，啊，6点了！这是走哪儿去了？再走就到珍宝岛了（注3）！我为自己的冒失和逞能追悔莫及。我停下来，决定就在这里站一宿，等天亮再说。

    我在这里着急害怕，其实那边领导、同学更是焦急万分。首先是张南昆发现我没回三连，连里给场部打电话问我在哪儿，场部了解后答复：“他两点半就走了，一个人。”连里紧急组织人员寻找接应。
    夜幕下忽然出现点点亮光，我惊呼：“狼！”哎呀，还不止一只。我是趴下隐蔽呢，还是迎头痛击呢？正拿不定主意，就隐隐听到有人声呼喊，声波由弱渐强，经分辨像是呼喊我的名字。随后看到几个黑影在雪地上蠕动，原来是同学们来寻找我。我立即跳起来高呼：“我在这儿哪！”
    第一个走过来的是张南昆，他扛着一只自动步枪，一见面就埋怨，你让大家多着急呀！我说得了呗，我肚子还饿咕噜呢！
    张南昆由于跟陈伯达叫板的问题，一直是连队的重点审查和教育对象，经常见他一人盘腿坐在炕上冥思苦想地写检查，由于思想压力，他还患了心包炎，特批去齐齐哈尔治疗，从来没有像我这样开心过。不过他特别会念书，二十年后考取北大博士，在国务院台办任职。

    我被抽到场部参加春节慰问文艺演出队，到各连队各农场以及友邻的总参农场、空军农场、建设兵团五师各农场慰问演出，他们的演出队也来我们农场回访，我们还去了嫩江县、德都县演出。在德都的一个农村，村里的很多人都是或唇，次日参观村史展，二十多年前日本飞机撒下一种白粉，村里人全得了“霍痢拉”，日本又把村子包围，把患者集中起来焚烧，逃出的人再也不敢回村。  

    我们演出队乘大卡车，兵团的演出队乘大马车。兵团演出队在路上看到一位老大娘步履蹒跚，就停下马车热情扶大娘上车同行，大娘坐稳后兵团战士问寒问暖，还把军大衣披到她身上。那时候兴问阶级成分，也就自然问道：“大娘您什么成分呀？”看大娘穿得衣衫褴褛，肯定是贫下中农。大娘受了感动不敢隐瞒：“我成分高。”
“什么成分？”
“地主。”
    精彩的一幕发生了，大娘的话音未落，车上的小伙子飞起一脚，“去你妈的！”把大娘一骨碌踹下车去。

                秋后算账（注4）

    春节过后，明显感觉人心散了。原来高调宣扬的“扎根边疆一辈子”“专业对口是反动的”等遭到普遍质疑。3月中旬开始“再分配”，哈（哈尔滨）、齐（齐齐哈尔）、牡（牡丹江）、佳（佳木斯）四大城市不许进，大都是偏远小县。奇怪的是，在这里热火朝天地生活劳动了一年多，吃着自己亲手种植的粮食蔬菜，住着自己亲手盖起的红砖房，朝看日出，夕看晚霞，雪原山花，林涛麦浪……不就是童话中的田园牧歌吗？临到离去，居然谁也没有恋恋不舍，谁也没有依依惜别。
    事后想来我不过是懵懵懂懂的一分子，而大部分同学早已对这里施行的一套深恶痛绝，有的缄口腹诽，有的暗发牢骚，有的私下串联。

    还是初到之时，连里就逐人摸排所属的派别，以派划线。黑龙江由“大联筹”掌权，北京的“天派”曾支持“大联筹”，“天派”同学就划成造反派；北京的“地派”曾与黑龙江在野的一个群众组织有联系，“地派”同学就被划成保皇派。随后开展清理阶级队伍，查出身，查档案，相互揭发，要求“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改观换魂”，人人过关，人人自危。清华大学所在连队就在这时逼死了人。接着整党，一些党员因为父母是走资派而被缓期登记，萌发轻生念头也是有的。

    比如有一名党员父亲是“走资派”，在深挖思想时说：“我父亲1937年参加革命……”
    当场有人打断：“什么参加革命？投机革命！”
    她只好改口：“是，我父亲1937年投机革命。”他接着说，“我父亲1938年入党。”
    又被当场打断：“什么入党？混入党内！”
    她苦笑道：“是，我父亲1938年混入党内……”
    有了前车之鉴，很多人学乖了，在检查发言时自己就会说：“我父亲19XX年投机革命，19XX年混入党内”。

    另一方面推行“典型引路”模式，培养先进典型。其手法之一就是“爬坡”，即拔高，旱地拔葱而达到思想升华。一个同学牙床渗血，引导他说成口吐鲜血想到毛主席教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咬牙继续坚持劳动；一个同学在大粪坑里挖了一天粪，引导他说想到世界革命就似乎闻到胜利的花香；他们的思想就这样升华了。黄元华之死本来是重大安全事故，居然有想法企图把这事“爬坡”爬成培养出一个欧阳海、金训华式的英雄，失职变成功劳。如法炮制，典型的水分可想而知。我们十一班是全连的先进集体典型，班长是全连的先进个人典型。班长光荣出席军区的活学活用先进经验交流大会。1970年3月“再分配”，绝大部分同学分配到偏远地区社会底层，唯独我们班长等三人被留在军区入伍提干。

    我清楚记得乘火车离开农场那一幕。我座位的左前方就是我们班长的女朋友，她是我们班长的同班同学，父母是老干部，我们班长来自贫困农村，来校报到那天只带一个小铺盖卷，大学五年全靠女朋友家经济接济。在军农连队，我们班长的突出表现让女朋友欣喜而骄傲，说出话来总是酸甜宜人，透着一丝恰如其分的得意，这种得意之色在乘车时依旧挂在她的脸上。但是据我所知，我们班长被挑选留部队时，曾表态要与女朋友的家庭划清界限，因为女朋友之父私下议论中央文革，罪行严重，已被隔离审查。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有同学不忍心看她即将遭受突如其来的打击，就给她一点暗示，她却听不明白，一路上始终陶醉在春风得意与美好憧憬之中。当我们回到北京，消息传来，班长与女朋友断然分手。

    写到这里我必须说明，军农连队所发生的一切完全缘于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氛围。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沦为“臭老九”；我们自己也普遍认可“接受再教育”的正确性。在那样的环境下面，一个人无论作出怎样的选择，都是缘于那时候的思想认识，或许身不由己，完全是时代使然。在此我没有一点指责我们班长的意思，当时我对他就是两个字：羡慕。如果我换成是他，八成也会为了前途与女朋友拜拜。

    我被分到黑龙江省肇东县，后来辗转回京，于是可以塌下心来观赏自幼迷恋的京剧。《玉堂春》“三堂会审”有一句台词，两位陪审官揶揄巡按大人王金龙“黄连树下抚瑶琴——苦中取乐”。我在台下怦然心跳——用它概括与世隔绝那几年，不是挺精妙吗？

    注3  珍宝岛是黑龙江边际我国领土，1969年我边防部队自卫反击战所在地。参战部队即属我们所在的23军。
    注4  秋后算账这个词风行于“四清”运动，“算账”被引申为反攻倒算的意思，我这里用的是原意，即“总结”—事后总结。

   （下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