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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文坛的文革后期和后文革岁月
沪上文坛的文革后期和后文革岁月
(--我的四十年)

作者:赵元真

     蓦回首,离开北大,真正踏上社会人生路,已经整整四十个年头了。本来从未想过要为已往的岁月留下什么记载,因为自知没什么值得与外人道的业绩。但这回承筹备这次聚会的学友美意,便只好于不堪中回首一下。

           一                     
    我60年考人北大,至68年毕业分配(其中因病休学一年),在北大待了近八年。毕业后我进了北京市教育系统,先后在中学教过书,在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帮过工,又转辗市委党校、市图书馆、清河北京农业劳动大学、大兴团河农场、崇文区文教局,最后调回上海。在北京转辗流浪的六年中,虽居无定所,生活艰苦,倒也开了眼界,接触了北京市文教界的不少人物,也看到了各类各阶层人物的种种真实面貌,同时也交到了一批朋友。比如我曾与杨沫、俞平伯、萧军等一些文化名人在同一干校劳动,与萧军还一同抬土挖防空洞,与北京市教育局的一批领导共过一个连队;与本年级古典文献班的毕素娟同学一起度过了五七干校的四年多时光。
 
           二                                                                                
    1975年回上海后,在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当编辑。在近30年的编辑生涯中,接触和认识了国内外不少如今已很有名气的作家和一大批作者,他们之中有秦牧、刘真、刘心武、冯骥才、莫应丰、古华、王安亿、叶辛、张抗抗、曹文轩、钟宽洪、谭元亨等等。在交往中,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也看到了许多人性的优点和弱点。其中,有的情随事迁或时迁,也有的结成了牢固的友谊。
     下面具体地记述几件。

                             ( A)           

    到上少社时,文革已近尾声,但当时全国唯一的一本由“四人帮”控制的文艺刊物《朝霞》的领头人(支部书记,他原是少儿社的)正在文艺界大力鼓吹写“走资派”。上少社调了一批作家,分配编辑组成了好几个“三结合”小组,创作“走资派”题材的小说。我对这位大红人的政治投机不感兴趣,回避加入他们的小组,决定不参与写“走资派”,而让湖南湘潭的一位年轻作者谭元亨写了一部反映学校生活的小说。不料,他们兴师动众炮制的几部写“走资派”的长篇出来后没什么反响,而我抓的这部名叫《金色的朝晖》的小说,不知怎么被当时的中央文革(据说是江青)看上了,下令上海拍电影。通知下来时,我立刻意识到了一场政治是非的来临,马上悄悄警告作者:

    “这些人(指后来的‘四人帮’)很危险,千万别陷进去,将自己绑在他们的战车上。我是上海人都想躲,你更犯不着。”我要他立刻回湖南躲避。我自己也马上请病假回到了农村的家里。但此刻少儿出版社的领导们却兴奋了起来。他们将作者的铺盖卷送到了上影厂,还另派编辑拖着作者到上影厂开始了电影的改编。

    当时,上海市的一些领导,从徐景贤开始也忙了起来;而作者所在的湖南省闻讯,也立刻派高姓省委宣传部长赴上海祝贺,并要发展作者人党。然而,八个月以后,电影尚未拍成,我的预言应验了——“四人帮”倒台了。

    不久,谭元亨在湘潭被捕。此案被定为粉碎“四人帮”后的湖南省一号案件。还是那位姓高的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带了省公安局长一同来上海办案。这时 ,原来出版社的那些兴奋莫名的领导们一个个全都远远地躲开了。我竭力向办案人员说明真相,证明作者与“四人帮”毫无关系,但他们却拿出了社里分管文艺编辑室的领导写的一份揭发材料,说作者有侮蔑攻击华主席的言论(当时华国锋刚当上党和国家主席)。正是这位领导,八个月前,为了笼络作者,特地请作者和前来祝贺的湖南客人到他家吃饭,又陪他们在上海参观游览;现在风向一变,他又要投机了。那位公安局长气势汹汹地对我进行恐吓威逼,一定要我写材料印证那份揭发。我指责他搞逼供,愤然退场。在场的社总支书记吓得声音发抖,满脸通红。倒是那位宣传部长单独找我说:“我欣赏你的为人。我们不能搞逼供。你就写一份否定的材料吧。否则,这小子将会判无期,甚至会掉脑袋。而我们也没什么好果子吃。”

    就这样,作者谭元亨被判了三年。三年后,此案酝酿平反。作者又来上海找当年与他关系很好的朋友帮忙写证明材料。这些朋友当年纷纷围着他转,此时有的有权,有的成了名气不小的作家,但作者却都失望地扑了空。他们全都避而不见,甚至作者在被捕前留在朋友那里的小说手稿也被偷偷地塞进了我的办公桌。于是,我只好以自己微薄的力量赴长沙、湘潭奔走;上海作家竹林当时与此事毫无关系,但她出面在北京找了文艺界高层的一些领导,终于帮作者平了反。还记得有一位当今红透了的作家,当时曾特地从北京赶到上海来找我向作者取经;没过两个月,形势一变,他就立刻写文章慷慨激昂地批起作者来了。

                          ( B )       
           
    另一件事也许能反映出中国文艺界的一些真面貌。 

    “四人帮”倒台前夕,有一批青年作者以“掺砂子”的名义被接纳进出版社。我曾先后受命带过三名这样的编辑:两男一女。女的一位叫王祖铃,后来取笔名竹林。她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但为人诚恳朴实,工作学习都十分勤奋 。工作之余,也喜欢写些东西。她写的东西细节生动,文笔细腻优美,与她平时给人的印象判若两人。写完她一般都先给我看,我认为可以,就顺手做一道编辑的加工修改后,替她交《少年文艺》、《儿童时代》、《儿童文学》等刊物发表。一年以后,便集成了一册儿童散文集出版了,名叫《老水牛的眼镜》。出乎意料的是,这本散文集受到了当时儿童文学界的前辈严文井、陈伯吹、金近等的一致赞赏。这下,麻烦便开始了。少儿社的一些老编辑(他们自称“老少儿”。当时我也是新进的,更何况我带的人)心中便开始泛酸。他们说:“我们干了大半辈子的编辑,还没单独出过一本书。一个小丫头片子刚来不久就出书,这还了得!”竹林进社本是文艺室主任竭力推荐的,但此刻她也站到了泛酸者的行列,一再警告竹林不要走“白专道路”,工作劳动处处给她加码,连业余时间也给她安排事做,使她无精力“白专”。

    然而,这个小丫头片子此时已开始偷偷写她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了。写作是利用夜深人静之后在社内集体宿舍的小阁楼里偷偷进行的。历经两个寒暑,她的长篇写完了。我照例先读,并提出了修改方案。半年后改完,我做了一道编辑工作后,便拿出去先请两位文艺界的朋友看。一位是《人民文学》的老编辑,是位忠厚的长者,出于对作者的爱护,他告诫千万别拿出去,说如果出了书,则是又一部《归家》(意即会像当年刘澍德的小说《归家》一样受到严厉的批判)。另一位是中少社的副总编、当时《儿童文学》的主编王一地。老王同意我的意见,认为文学作品应该出来讲些真活了,可以拿出去一试。于是,我便带着这部书稿开始了在国内一些大出版社之间的漫游。

    先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很快被退了。接着前往北京。我住在中少社招待所,遇到了当时正给姚雪垠先生当助手的余汝捷。小余(他年龄比我略小)躺在我的床铺上读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清早他对我说:“是一部难得的有良心的稿子,我们一定要让它出版。”于是,他拉着我立刻去向中青社的总编王维令推荐。王总编三天后送还了稿子。

    我又请我在北京干校时的老朋友章仲锷将稿子交到了北京出版社。几天后该社的编辑室主任刘心武及一位女编辑在章仲锷家将稿子还给了我,结论是“不敢冒险。”章的夫人高华也看了稿子。她一边包饺子招待我们,一边当面说北京出版社的两位没出息(他们是朋友)。 

    尔后,我将稿子送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孟伟哉手中。我不认识他。他就按社内的分工将书稿交给了小说南组的孙姓女编辑。但这位编辑却对我说:“我们是国家级出版社,名家的稿子还来不及看呢!”此话令我很生气,我要求取回稿子,她又不给。正在人文社改稿的大冯(冯骥才)听说后,仗义执言,拉着我去找孙姓编辑评理,并径自将放在她桌上的稿子取回。孟伟哉得知此事后,让我们的同学孟新禄来找我(新禄时任小说北组组长。为避嫌,事先我没告诉他稿子的事,只作老同学拜访了他),要我交还稿子,由新禄立即阅读。我将稿子交给了新禄。由于新禄手头的工作正忙,他无意中犯了编辑之忌,将稿子交给了大冯,请他代为阅读。大冯以北方人的豪爽接受了任务,并特地到我住的中少社招待所向我通报,表示一定促成书稿出版。看稿约期三天。三天后我去人文社找他,老兄已回天津,未留下只字片言。我只好与另一位住在人文社改稿的作家木青一同破窗而人,取出了稿子。为此,我批评了老同学。新禄诚恳地接受了批评,并立即将此事如实向孟伟哉作了报告。

    写到这里,我想插几句话记念老同学新禄。他是位工作忘我勤奋、待人真诚老实的好人。就在这以后不久,他不幸得病英年早逝。他病重时,我曾赴京看望过他。现在想起来,还十分悲惜。

    再说孟伟哉听了新禄的汇报 ,只好决定自己看稿。老孟从下午到晚上,一宿未歇,终于看完。他兴奋地在书稿首页天头上用铅笔写下了以下文字:“后生可畏!稿子出版后会有人反对。但我相信一千多万知青和他们的家属会支持你,我也支持你。”

    但事情尚未结束。上少社的“老少儿”们得知后,立刻动了起来。他们让时任人文社少儿室主任的崔某出面宣称这部书稿是反对知青上山下乡的大毒草!一本书稿被扣上了政治帽子,当然就卡壳了。孟伟哉孤注一掷,向社长严文井表示,崔某根本没看过稿子就下结论,这不正常。如果社里采信他的意见不出书,他就辞职。严文井表示他与崔虽是同乡兼朋友,但在工作上,崔是崔,严是严。于是,书稿请总编辑韦君宜终审。
韦君宜为了堵住反对者的嘴,她让孟伟哉寫了一万多字的内容提要,再向上请示。时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拨乱反正的春风已经吹动。茅盾、周扬、等文艺界高层看了提要,茅公在人文社召开的“全国部分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上,正式表了态:“《娟娟啊娟娟》(即《生活的路》)我看了详细提纲。这部作品如果写得好,会很感动人的。我祝它早日问世。”

    但在竹林参加这个座谈会的事情上又起了风波。上少社领导扣压了会议通知,并在党团员中作了动员,召开了对竹林的批判会。批判竹林的“白专道路”与“名利思想”(尽管当时还没有稿费)。发言者一个个疾言厉色、上纲上线。他们捕风捉影、颠倒事实,将文革中的一套驾轻就熟地搬了出来。我作为竹林的“导师”了解他们所说的一切 ,实在忍无可忍,便对他们妄加的罪名和颠倒的事实一件件于以澄清与驳斥,并且指出这一年(1978年)竹林完成了四部书稿的发稿工作,而组织这次批判会最卖力的文艺室党小组长(也是编辑),除了在室内窃听电话、私拆信件打小报告整人外,没发过一本书稿。请问你走的是什么道路?
 
    我的发言使社内不明真相的其他科室人员大为震动,弄得主持会议的社党组副书记失去了理智。他对我吼:“就算王祖铃是一个优秀编辑,一个外地出版社的会议通知,又不是中央组织部的调令,我们领导有权让她去 ,也有权不让她去!”我觉得反正已经得罪领导了,就痛快地驳斥他:“林书记,如果我作为一个编辑去外单位替一个作者请假来社里开会,你有中央组织部的调令给我吗?”当着全社人的面,林书记哑口无言。散回后,他气得砸碎了自己的茶杯,发狠话说:“赵元真这个家伙,我非整他不可!”

    他们还对竹林使出了更卑劣的手段:偷偷搜查她的宿舍和办公桌,甚至还唆使一名刚回社的劳改释放者对她进行人身攻击和骚扰……竹林被整得身心俱疲,毫无应对能力,整天躲在宿舍里哭泣,甚至想到了轻生。
在此情形下,我与社内的几位朋友商议。有人要我立刻抽身,说否则你在社里的前途将危险无比。但也有人说:“眼看有人要被整死,怎能见死不救?”于是我与同住一宿舍的自然科学室编辑王亚法决定一起不顾后果相救。
亚法与林书记关系不错,他先去说情。但得到的竟是恶狠狠的回答:“自杀?这种事文化大革命见得多了!”亚法气得回来连骂“没人性!”

    万般无奈下,我与亚法商量使用“精神胜利法”。当晚,我们买了一瓶黄酒,将竹林叫来。亚法对她说:“今晚,我们要祝贺一个作家的诞生!”竹林哭笑不得,说:“我倒霉死了,有什么好祝贺的?”我说,一个人要追求事业,必须经历“成功三步曲”:第一步时,别人会说你异想天开,好高骛远,根本瞧不起你。第二步,当你取得了一些成绩时,别人会妒忌打击你。如果你能挺过这一关,就会跨入第三步,取得大成就。这时,以前反对你的人会前来奉承拍马。不过这时你可千万要记住,一定要说,成绩是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和鼓励下取得的。这就是中国的社会特色和传统文化。亚法又对竹林说:“现在,你已经有幸进入了赵兄说的第二个阶段。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这一步的。如果我也能像你这样有一部长篇在全国最高级别的出版社有希望出版的话,他们再整我,那怕把我的老婆拐走,我也高兴!”

    竹林终于被我们鼓起了面对生活的勇气。她含着泪珠笑了。与此同时,少儿社这个压制人的闹剧也传向了社会。市妇联、上海文艺出版社及本社的一些同志出于义愤,纷纷向少儿社领导提出抗议。当时刚复刊的中国青年报的编辑部主任郭梅尼,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中国科大教授温元凯,以及新华社上海记者站的记者,他们闻讯在上海市委太原路招待所约见竹林和我,给予了极大的精神支持。

    其实,人文社的这次座谈会,同中央开始思想解放的全国“理论务虚会”几乎同时召开,是高层决定在文艺上解放的一个重要步骤。座谈会召开前夕,我去找社长摊牌。我对他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这位政治上老练的社长终于一反常态,拍板决定让竹林赴会。会上,竹林的这部长篇受到了文艺界高层周扬、茅盾、冯牧等领导的一致赞赏。韦君宜接着在光明日报发表长文予以推荐。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就这样问世了。

    《生活的路》出版后,上少社的一些领导和“老少儿”们觉得丢了面子,扬言要“秋后算帐”。他们动用流氓手段欺负竹林,不准她在社内打开水、吃饭、住宿,威胁要将她的铺盖卷扔出去,甚至动手将她拖出去推到马路上……无奈之下她设法调离了少儿社。但算帐派们的手是很长的,再加上她在上海文艺界不参加任何一派,因此又被宗派加权力“冷藏”了起来。但塞翁失马,从此她躲到了沪郊嘉定县的农村一隅,潜心创作数十年。我也仍尽自己的微薄力量,帮助她排除各种干扰,抵御各种压力,辅佐她在文学道路上不断地进取。如今,她已创作出版了十数部长篇和一批其它门类的文学作品,累计已达五百万字。这些作品虽大多仍被“冷藏”着,但我相信,在目前文艺界一片浮躁喧嚣的时代,靠炒作叫卖和权力寻租而被吹红的作品,其艺术价值是值得怀疑的。只有经过了时间和历史的检验的真正的艺术品,才能发出内在的光芒。

    竹林调走后,我便成了“算帐派”们的目标。他们调动强大的组织机器对付我。我的行动被监视,我的信件被偷拆,电话被窃听;他们遍查我的档案,最后写成了数万字的诬陷材料,说我是北大文革中聂元梓七人大字报的执笔者。他们还仿我爱人的口气,假冒她的名义写污蔑我的信件,还特地派人到我老家的邮局发出,然后将此信放人我的档案当作整我的材料。一次我与珠江电影厂的文学部主任去苏州写了半个月的电影本子,他们却派出了三十几人次去苏州调查了我三个月。最后,他们找到了苏州珠宝厂的一位锅炉工沈志明。这位老人曾在我所住的招待所边上的公园里与我邂逅。老人是个戏剧迷,我们谈得很投机。调查者三番五次缠着老人要他揭发我。老人实在没法摆脱,就对他们说:“我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你们要什么材料就自己寫了我给你签字吧。”于是,上少社那位姓浦 的人事科长便真的写了我有如何如何的反动言论的材料,去苏州让老人签字。不料此老虽落魄为锅炉工,却是三十年代“复旦剧社”的成员,曾与郑君里等一起导演过电影。老人拿了材料,将那位人事科长赶出门去,然后直奔上海,将它交给了我。

    整我的材料有数万字。他们统统上送至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处。宣传部派了调查组前来调查。最后,这些无中生有的材料是当我的面销毁了,但组织上整人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庆幸的是我晚生了十年,他们已不能随意用莫须有的政治罪名将我置于死地了。虽然他们仍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在职称职务等问题上卡我,但除此以外,也奈何我不得了。感谢上苍,我终能以一个普通编辑的身份平安退休。


       三

    最后,谈谈我的家。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老祖母八十多岁了还得撑着缠过的小脚出工“学大寨”。父亲念过小学,在村里的农民看来,他通晓天文地理气象知识和农业技术,是当地的老农兼秀才。母亲一辈子克勤克俭、任劳任怨,养育我们兄妹四人成人。三年困难时期为了省一口饭给孩子们吃 ,饿着肚子下地,常常昏倒在地头。待到我们子女的日子略为好过时,祖母及父母都已相继去世。如今心中最深的痛,便是“子欲养而亲不在!”
而使我一想起便更觉揪心的是我的小弟之死。为了供我念大学,我的三个弟妹都中途辍学了。我的小弟元明聪明勤奋有胆识,富有创造精神。他和我感情深厚,每当我寒暑假从北大回家,他总要和我同睡一个被窝。他十二岁便进厂学车工,到三十三岁已经是个有二十多年工龄的车工老师傅了。然而,就在这年夏天,他因 感冒自己骑着自行车到公社医院看病,昏庸的医生竟将肌肉注射的板兰根给他点滴进静脉,使他数小时内便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事故发生的那天,我刚从外地出差回沪。闻讯后赶到现场,我查看了病历,再看了用过的药物包装和剩下的药液,马上就发现了问题。而院方却只开了个病故通知书,连病因都写不出。我拿了证据向县、市卫生局要求进行事故鉴定。两家衙门竟然通知当地派出所对家属进行威胁。不得已,我只好诉诸法律。于是,我有幸领教了我们司法的真实的荒诞。

     我找法院。法院要我自己找证据。我拿出病历和点滴用剩的药物,他们要我自己去找上海药检所鉴定。我找药检所,他们要卫生局的证明。卫生局又说除非检察院下令,他们不开证明。我又去找检察院,承蒙县检察长亲自和我谈话。他对我说:“我已请教过医学专家,就像鼻眼净药水一样,滴鼻子的药可以滴眼睛,肌肉注射的药也可以静脉注射呀!你不要再无理取闹了!”我听了实在哭笑不得,只好对他说:“你最好先学习一下小学生的卫生常识。你的这种知识水平与你的职务实在不相称。清记住,你是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啊!”
为了不让我们家属再“无理取闹”,公安局下令凡再敢对此事提出异议者,是社队企业职工的,一律开除。我所在出版社的人事科长也找我谈话,警告我:“老赵,你不能与国家单位打官司。打了也打不赢的。现在组织上决定你工作时间不能离开单位。”

    不得已,我向报社反映。报社记者将情况寫了一份内参。市里批示让卫生局拿出正式结论。于是,他们通知我请了上海第一传染病院副院长、华山医院、仁济医院的内科专家等一批医学界权威组成的专家组进行鉴定。宣布鉴定结论时,市、县卫生局,县公、检、法,以及县、公社两级政府的代表全部到场。专家组对家族宣布说:“病人是得流行性出血热死亡。”

    我当即驳斥道:“如果你们这些专家不是冒牌货,那么难道你们不知道“流行性出血热”是国家宣布的一类烈性传染病,而上海早已宣布消灭了?如果又重新发现,医院和卫生局上报了吗?你们采取了那些防疫措施?再说,此病的发病季节是冬季,你们见过上海在夏季有这种病发病的吗?你们是在为一条人命作证,就是不讲医德,也问问自己的良心吧!今天我已将你们的话录了音。做伪证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我的一席话说得专家们脸红了。他们赶紧宣布今天只是随便讨论,他们的话不作法律证据,说完就都灰溜溜地钻进来时的小汽车走了,白白辜负了公社政府为他们在隔壁大厅里摆好的丰盛的宴席。他们导演的闹剧失败了,怕落下话柄,公安局要我交出录音,否则威胁要拘留我。我说:“将你们的鉴定留下作证据,光明正大,合理合法;你要拘留我才是违法乱纪!”他们只好悻悻而去。
    压不服我,他们又对其他亲属施加压力,让他们出面以入土为安为由不让我继续追查。小弟的小舅子是公社办公室主任,比他高一级的县党委办公室主任就对他严加训斥,指责他没有党性,问他还想不想当干部?我气得掀翻了他的办公桌,说:“你连人性都没有,还讲什么党性!”在办公室隔壁的县长闻讯赶来,问了情况,批评了他,说了一番同情的话,让我将材料交给他,说他将请县里一位德高望重的医学专家、世界卫生组织理事陈龙先生来处理。要我务必相信他。这位县长我本认识,只是在没有碰得头破血流之前,我还是对我们的法制抱一线希望,因此,不想走权力的路子。现在,我只好同意了。

    一周后,陈龙老先生约见我(其实他根本没有调查,一看材料就知),做了“医疗事故”的结论。但他转达了县长的请求,希望我同意对此事作内部处理,不向社会公开。一年的奔波已身心俱疲,我还能怎样?
我怀着沉痛的心情给小弟办了后事 。小弟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需要抚养。但在赔偿问题上,他们又旷日持久地踢起了皮球……然而赔偿多少只是个良心问题了,总算承认了“医疗事故”,可以告慰小弟的在天之灵了。只是还有件事仍使我心深深不安:“事故”虽未公开承认,但在群众中早已传开。不少有同样遭遇的群众来求我帮助。有位老太太甚至要给我下跪。但我哪里还有能力和精力帮助她和权力的网络抗衡呢?

    小弟离去已二十多年了。逝者长已矣!但愿经济改革的大潮也能推动民主与法制摆脱权力的桎梏,真正能维护人民的利益。

    我育有二女。大女已成家,外孙女已上高中。小女在沪上的出版社当编辑。

    如今我与诸位同窗都已过了天命之年。不管你在既往岁月里取得了多少成绩,或者遇到了多少挫折,心中经历了多少坎坷与不平事,我们姑且都将它当作“天命”吧。其实,回首往事,我们都是在房龙笔下的无知山谷里爬行,一切都不值得沾沾自喜或自悲;比起那些在山谷的出口处为探索文明曙光而牺牲的前驱者来说,我们都显得可悲而渺小。不过,只要你的能量已付出,不管你爬行到了山谷的那个位置,也不管是否曾在哪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都已完成了一个生命个体的宇宙历程。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在这个历程里,自视没有做过违背北大人良心的事。现在,让我们在人生剩余的时间里退入心灵觅一份宁静吧。

    如今,我在沪郊一乡村有一小块乐土,虽只有几十平米,却也能种菜栽花植木;闲来也可读些书、想点事;虽然旁边依然有噪声、有污染、有臭气,但退入心灵,就眼耳鼻舌声意不闻了。舍去功利,重读道家、佛家以及一些先哲的文字,忽觉与以前又有了不同的感悟,真希望能乘上时光机器重生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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