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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让人无法崇敬的一面-诬陷生成"范泉错案"
胡风让人无法崇敬的一面

李丹 浙江学者

  上个世纪50年代初,舒芜与胡风,谁曾“告密”,谁未“告密”,至今仍有争议,姑且给搁置一边,我来说胡风诬陷。
  在胡风错案中,还有一个错案,那就是由胡风诬陷他人而生成的“范泉错案”。
  范泉(1916—2000),原名徐炜,上海市金山县人。他以一位卓越的作家、翻译家、编辑家、出版家而闻名于世,也因遭胡风诬陷,继而在接踵而至的反右运动中成了右派分子,几近死地。
  学人知道:范泉著有散文集《江水》《绿的北国》等7部、有短篇小说集《浪花》等2部、有中篇童话《神灯》等3部、有学术论著《西洋近代文艺思潮讲话》《欧洲近代文学史讲话》《创作论》等7部、译有日本小田岳夫的《鲁迅传》、川端康成的《文章》、朝鲜张赫宙的《黑白记》等22种。从1944年起,范泉曾主编孤岛时期的上海报纸副刊、杂志、丛刊、丛书达数十种,尤以20世纪40年代的《文艺春秋》和20世纪80年代由他主编的二千万字文献《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19)》影响最巨。并且,今台湾文坛,以陈映真为首的一批爱国作家,重视弘扬范泉关于台湾文学的理论,甚至提出了“高举范泉旗帜”的口号。(《范泉纪念集》第21页)但自1955年的“胡风事件”发生之后,范泉便从中国文坛上消失了20多个春秋。
  20多年,范泉到哪里去了?他于1958年12月,在寒风凛冽中,被充军到青海省湟中县鲁沙尔清真寺和喇嘛庙。范泉在青海劳动改造,有两次差点儿死去。
  何以至此?原来,1955年胡风在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三十万言书”中,有“南京暗探范泉主编《文艺春秋》”之语。这无中生有的诬蔑,让范泉落难了。
  范泉在1988年2月14日《致刘竞程》信中说过:“1955年正是胡风诬蔑我是‘南京暗探’(即国民党特务)、肃反运动开展的时候,上海总工会派人到处搜集我的‘特务’材料,茅盾、巴金、谭启龙等都曾写过为我辩诬的材料,据说我的档案材料高达盈尺。人们(包括您)终于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我的情况,因此,我在最后并未定为‘特务’”。(《范泉晚年书简》第122页)谭启龙是范泉的内侄女婿,曾化名何克明在他家中秘密养伤,得到了范泉很周到的照料,范泉还秘密地为他传递过党的文件;范泉以《文艺春秋》刊物为营丘,谋力云合,指撝舆论,成功地营救出了地下党员作家骆宾基;范泉主编的刊物,是孤岛时期的左翼文化阵地。在白色恐怖下,范泉还歌颂着延安《窑洞大学教育》呢!范泉,怎么会是“国民党特务”的呢!范泉被抄家、被批斗、被审查了两年后,其结论是:范泉不是“国民党特务”,但被取消了预备党员的资格。
  1957年,在所谓“阳谋”的引蛇出洞运动中,范泉联想到自己遭受到的胡风的诬陷,提出了“肃反运动不应该先审查后调查”的意见。在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被认为这是反党言论,范泉划为右派分子,押送青海劳动改造。
  真是骇人听闻啊!
  范泉在《致刘竞程》信中还说着:“我在青海流放中遭受的折磨和苦难,一般人是难以想象和忍受的。当时我思想反复斗争过,心想只有坚强地活下去,才会见到自己的光明前途,否则,我就成了一个永远留在青海的冤鬼。”(《范泉纪念集》,第107页)
  那么,谓范泉是“南京暗探”这空穴来风,又是怎样扇构的呢?
  原来,1946年抗战胜利后不久,范泉因为日文程度好,曾应国民党驻沪特派员詹文浒的要求,业余协助他做过一段清查敌伪文化工作(帮助清查日文文件)。这本是他在特定形势下所做的一项正义的事情,却被诬为“南京暗探”。
  那时,许广平先生跟翻译《鲁迅传》的范泉关系很不错,但当她听到范泉在为国民党某部“服务”的流言后,立即与范泉反目。同时,她又将此传给在重庆办左翼刊物《希望》的胡风以及上海左翼文艺界的某些人士,成了小圈子里的流言。
  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铺叙了极多极多的历史积怨和人事纠葛。“三十万言书”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实践持全面否定态度,断言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实践全面失败,并竭力揭发周扬等的非党(宗派)乃至“反党”,提出要求追究责任。随着舒芜抖出胡风给他的一大搂信件,并被加“按语”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其文艺思想的争斗急遽上升为政治事件,成了新中国第一大案。
  因此,胡风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俗称“三十万言书”)不是打小报告,而是打大报告。胡风在打大报告时,他在叙述文坛历史积怨和人事纠葛时,不负责任地将他的小圈子里的流言固定于文字,作为他阐述观点的引例,伤害了无辜。
  胡风给中共中央政治局递交大报告,自有他的目的。正如研究者已指出的:上世纪30年代左翼联盟中的鲁迅派与所谓“四条汉子”派的争斗,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越演越烈。胡风跟已经成为文化部负责人的所谓“四条汉子”周扬、夏衍等进行争权斗争,故须借助更大的权威力量来压打他们。
  有趣的是,跟胡风私交极厚的许广平,在反胡风运动中立即写下了《与胡风思想划清界限》、《从胡风事件中取得教训》、《对待敌人,再不能宽大》,《往前看,不要总是往后看》,大骂胡风是“敌人”;在“反右”时的1957年8月4日,鲁迅好友冯雪峰被中国作协周扬、夏衍等批判,冯雪峰并不认罪。这个时候,许广平腾地站起来,指着冯雪峰,大声责斥:“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骗子!你是一个大骗子!”
  话说回来,不说许广平,仍然说胡风。是的,真正折断范泉翅膀的暴风雨,不是胡风,是反右。退一步说,范泉的错案,倘若没有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对范泉的诬陷,范泉也决不会在反右运动中能够依据他自身的体会而给提出那“肃反运动不应该先审查后调查”的意见的。
  1989年,已经平反了的范泉教授读《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4期,仍让他“非常吃惊”。
  请读一读范泉《致<新文学史料>编辑(1989,2,10)》的公开信:“使我非常吃惊的是,对于三十五年前胡风同志这样可以置人于死地的政治陷害,贵刊竟不加任何说明地在1988年第4期上重新予以发表,‘为了保存原貌,对历史负责’,‘未作任何删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明明知道我并非国民党特务,却仍然将‘南京暗探’的诽谤原封不动地强加在我的头上,请问:这种不作任何说明的做法是不是‘对历史负责’?像我这样的冤案到什么时候才能彻底平反?”(《范泉晚年书简》第143-144页)
  范泉对贾植芳(1916—2008)说,《新文学史料》发表后,他到北京找胡风爱人梅志(胡风已于1985年6月8日谢世),问梅志:胡风“三十万言书”上所说的有关他的事有什么证据。梅志说:“文艺界有此传言。”
  贾植芳则对范泉说:“胡风被迫害近三十年,已经去世了,我代表胡风向你道歉。”(《范泉纪念集》第88页)
  1989年2月15日,贾植芳给范泉的信中再一次郑重写道:“我已给梅志兄去信,除附去您致《新文学史料》的印件外,我建议她编辑胡风三十万言书的单行本时,在文字上作必要的更正和说明,以正天下视听,纠正这件冤案中的冤案。祈兄释念是荷。”(《范泉纪念集》第89页)
  贾植芳先生说过:他“一生代胡风向人道歉、陪罪过两次”。另一人也是因遭受胡风诬陷而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九叶派”诗人唐湜。可见被胡风诬陷的不止是范泉一个人。
  诬陷,是人性的丧失,是道德的缺陷。胡风错案已经平反,但他的这种人格是无法让人崇敬的。

                            南方都市报2010年1月3日评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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