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二十世纪的良心 

　　代表作《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和《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散文集《随想录》。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中国现代文坛巨匠。

　　骄人业绩

　　巴金，生于1904年，2005年10月去世，原名李尧棠，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写过小说，翻译过作品。 

　　我本平凡 本真语录

　　讲真话，把心教给读者。

　　经典评说

　　无论如何，巴金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存在。

　　———文学评论家巴人

　　他活了一百零一年。

　　有人说，他是二十世纪的良心。

　　现代文学史上的巨匠一个个逝去，留下他一个人。

　　他曾经为冰心写过一句话，“有你在，灯亮着，我们不在黑暗中，我们放心了”。冰心也走了，他成了最后一盏灯。

　　当他无法执笔写作，长寿成了一种惩罚。他说，从今以后，我为你们活下去。

　　巴金是中国文学史上无法忽略的存在。

　　一部《家》，唤醒了一代人。无数年轻人因为这本书，离开家去寻找新生活。

　　一部《随想录》，在“文革”悲怆的回望后，他希望人们能记住三个字：讲真话。

　　《家》引热潮 巴金受追捧

　　巴金说，他是“五四”的产儿。

　　这个“五四”的儿子，是封建家庭的叛逆者。

　　人们有时候会把巴金和《家》中那个充满朝气的觉慧等同起来。那个写着长宜子孙的高公馆充满了巴金家的影子。

　　巴金在一个大的家族里生活了19年。他说，自己在二三十个所谓的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的下等人中间度过了童年，“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和呻吟，没有青春，没有幸福”。

　　他就像觉慧一样，看到了家族中的不平等和死亡。当然也感受到了爱与亲切。

　　那一代的年轻人，看到腐朽，也看到新生。

　　当“五四”运动发生，巴金和家里的其他年轻人一起读着《新青年》，“那里面的每一个字都像火星一般点燃了我们的热情”。

　　巴金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他找到了自己终身的事业：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

　　终其一生，巴金用笔和文字来实践他的事业。

　　那部轰动一时的《家》，一个封建家族的生活史，他把封建家族的荒谬和专制展示给人，也写了年轻人的反抗和希望。

　　而真正让他决定把大哥李尧枚作为主人公，源于大哥的自杀。

　　他说过，大哥是给他爱最多的人。这个最爱他的人，在大家族里温顺的活着，承担着所有人交给他的重担。

　　他是《家》中觉新的原型。那个让很多读者可怜又可气的觉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著名的形象。

　　在当时，《家》是如此的崭新，鲜明，充满着青春激情和生命活力。在三四十年代，引发了一股狂飙似的读书热潮。

　　当时有文章记载，青年“口有谈，谈巴金。目有视，视巴金的作品，只要两三个青年聚在一起，就可以听得到他们巴金长，巴金短的谈个不歇”。

　　作家陈荒煤也在文章中多次提到，那时候到延安去的青年学生，很多都是受了巴金《家》的影响，参加抗日救国，投身革命。

　　那时候的年轻人把巴金看做导师，“巴金认识我们，爱我们，他激起我们热烈的感情，他是我们的保护者”。

　　那时候，巴金也只是一个青年。他怀念大哥，他在《家》的序言中说过，这支笔会使您复活过来。

　　他没有想到的是，通过小说《家》，巴金找到了自己的家庭。

　　萧珊看了巴金的《家》，成了他的崇拜者，那时候，她还是个中学生。

　　相识8年后，1944年，巴金和萧珊结了婚。

　　释放善意给别人照路

　　作家萧乾说过，谈巴金，不谈他惨淡经营的文学出版事业，是不完整的。

　　巴金是这样一位作家，不仅自己译，自己写，也要促使别人写和译制。

　　“他不是拿着个装了五号电池小手电只顾给自己照路的人，他是双手高举着一盏大马灯，为周围所有人照路的人”。

　　萧乾就是一个例子。萧乾夫人文洁若曾说过，“萧乾心中始终有座神龛，里面供着巴金”。

　　上世纪30年代，巴金办刊物，和青年广泛的交朋友。他给了萧乾关于写作的指点，有朋友戏称巴金是萧乾的“家长”。他告诉萧乾，一个对人性、对社会没有较深理解的人，极难写出忠于时代的作品。萧乾记得，他说什么，巴金总是耐心地听，透过那深度近视镜，注视着对方，然后寥寥几句，坦率的说出他的意见。

　　而曹禺一生都念念不忘的是巴金对《雷雨》的发表。当时，曹禺还是个年轻人。他的《雷雨》写成后给了作家靳以，靳以放了两三年，没好意思推荐。巴金听说后，拿到稿件，一口气读完，立刻推荐给《文学季刊》的主编郑振铎。他说，“剧本紧紧抓住了我的灵魂，我为它落了泪”。《雷雨》从此走进中国话剧史。

　　萧乾说，巴金让他懂得了什么是友谊。“友谊不应是个实用主义的东西，而应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善意”。

　　巴金对萧乾的善意持续了一生。1957年，《人民日报》在头版点名批萧乾。很少有人愿和萧乾打交道。7月，萧乾被要求到中南海参加一个会。到了会场，他哆哆嗦嗦的垂着头坐在后排。大厅里当时有两种人，主持斗争的挺胸直背，有问题的都耷着脑袋。巴金一来就坐到了他旁边。萧乾很紧张，他告诉巴金这不是他坐的地方。巴金不理会，他只一个劲儿小声地说，“你不要这么抬不起头，不要失去信心”。

　　巴金很少发火。但是遇到重大的问题，尤其是朋友的问题，他也会头上青筋突起，拍案大叫。

　　萧乾回忆，鲁迅逝世第二天早晨，当时的《大公报》批评了鲁迅，巴金看后几乎跳起来，声音大的吓坏了房东太太。当他听说萧乾找报馆抗议并提出辞职时，巴金立刻给了有力支持，要他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屠格涅夫的作品。

　　晚年讲真话解剖自己

　　提到巴金，就不能不提《随想录》。他曾说过，自己一生没写什么，不过写了《随想录》。

　　这是他写作生命中最后一项大工程。从1978年12月到1986年7月，8年时间，写了40多万字，被称为一部说真话的大书。

　　“文革”对巴金来说，是始终无法忘记的梦魇。

　　他被关进了牛棚，在浩劫中失去了最爱萧珊。

　　那时，一家人在家里胆战心惊。怕小狗引来红卫兵，他们将家里的小狗包弟送给了医院解剖室。在《小狗包弟》中，巴金写了他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忏悔。

　　《随想录》中有忏悔和反思，巴金说过，他也曾跟在别人后面向人扔石头。“文革”后，许多人选择了沉默，他不愿意，当然也有怀念和悲哀。他《怀念萧珊》，让人落泪。

　　萧珊在“文革”中成为他最后的支撑。用微笑和坚强给巴金活下去的勇气。1972年，她却因癌症去世。这成为巴金日后永远的痛。

　　巴金说，他在心灵上有欠债。他听到有一个声音在耳边叫，“写吧，写吧”。他要挤出十年创伤的脓血。“他是在狠狠挖自己的心”。他解剖别人，也解剖自己。

　　他在《随想录》的序里说，没有神，也没有兽，大家都是人。所以他疑惑于，为什么在那十年里，大部分知识分子，包括他自己，放弃了做人的权利？他希望那个时代不要再来。为此，他需要提倡三个字，“讲真话”。

　　巴金的性格平和，他在《随想录》上的坚持让人敬重。

　　“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的离开人世了”。

　　1978年以后，荣誉和职务纷至沓来。

　　巴金并不习惯。他视写作为生命，却不愿意以写作博得名声。

　　一次在香港，大家称他泰斗。他说：“我不是什么泰斗，我也不是作家，我只是个写字的字匠。其实我连字匠也不是，我现在是个生病的老人。”

　　因为生病，巴金不能再握笔写作，他说，我的前程很悲哀，再也不能写作了，我是一个大废物，成了大家的包袱。

　　对他来说，不能写作，是比死更大的惩罚。他说过，士兵常常死在战场上，我为什么不能拿着笔死去？

　　2005年，这位世纪老人走了。

　　“化作泥土，

　　留在人们，

　　温暖的脚印里。”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