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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邓朴方-从北大说起.回北大落实政策 ——<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选段之二 从北大说起
回北大落实政策
反右运动的历史回顾和教训
第三章 从北大说起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与邓朴方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有任何往来和瓜葛，因为我与他太不同了，差距太大了。
邓朴方年龄比我小半岁，他出生于太行山，自幼成长于革命队伍中。如果从出生岁月看是“抗日牌”，如果从成长看是“解放牌”，在中国共产党中也是相当有资格的了。更重要的是，他又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邓小平的长公子。对中国而言，这是处于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极为显赫的地位。后来虽同处北大，但他是技术物理系——搞核物理，方向是专门研究原子弹、氢弹和核技术；而我是生物系遗传专业的，毫不沾边。 我们家处世是不偏不倚，无党无派。既不参加任何党派、团体组织，亦不加入任何道门、教派会党。从满清到民国，到共产党，谁当权都服从谁领导，谁当领导给谁完粮纳税。我们这种家庭也有所恨，也有所怕：
最恨的是外国入侵、军阀混战；
最怕的是动刀动兵、打仗流血；
而解放后最怕的，就是共产党搞运动。
可偏偏我们处在密云县，从春秋战国陈胜吴广起到解放战争，就这么打了两千多年，这在密云县都留有痕迹。
我就是在这么一个环境下，这么一个家庭里长大的。 1963年我考入北京大学。
同入燕园文化差距虽不显，地位差距和政治差距却依然如故。
地位差距不用说一目了然，政治差距呢，那是潜在的，不言自明。
邓朴方是顶尖的高干子弟，由共青团员、共产党员、学生干部、党团干部到国家事业的接班人。至少按当时的设想和我们国家设计的选人路线就将是这个样子，是他可以走的路子，也可能是只能走的路子；而我几乎永远只能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普通的知识分子，这是我注定一生的路子。
我并非不改造自己，更不是不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恰恰相反，我从初中就开始读毛泽东的书，而且颇有心得。北大中文系毕业，现为北师大教授的郭庆山说，樊立勤在中学就得出“毛泽东这个人很厉害”的结论，很有意思，真不知怎么想的。其实我一直这么看。但是学归学，越读我越相信，我和这个学说所追求的相差越大。渐渐地我确信，我不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我不会被共产主义者的队伍所接受。在本质上，我也不会信仰共产主义。我终身百姓的地位，永远不会改变。这就是我的基本政治概况。一望而知，我与邓朴方的个人政治差距是巨大的。
北大是一个小社会，各个部门各个系统都自成体系。我是生物系遗传专业的，朴方是技术物理系核物理专业的。在科技界隔行如隔山，如果不是研究核辐射对人体的影响及核辐射杀死癌细胞的问题，这两个系的专业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按这种构架一天天过下去，我与邓朴方是“老死也不相往来”，永远只是泛泛的校友而已。
但是，中国总有许多令人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最令人想不到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偏偏就发生在我们共同就读于北京大学之时。
1966年，是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一年。
这一年的夏天，毛泽东发动了震撼中国、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这一风暴的风眼就是湖光塔影涟漪泛起的北京大学——昔日的皇家园林。风雷骤起，借着东风之势迅速席卷全国，成为搅得周天寒彻的大风暴。
在这一风暴之中，一切似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这就是我与邓朴方相识的大背景。
背景存在，但人生舞台的大戏还是活人来演。而不同的两个人能否碰撞到一起，并走上一条路，又是极不确定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只有两个人的轨迹形成交汇点才能相会，只有此后具有相同的轨迹，才能走到一起风雨同行。殊途同归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但并驾齐驱就带有更多的理想主义色彩了。
简单从个人立场和经历看，我与邓朴方是不容易走到一起的，按照常人的理解更应该是针锋相对才合乎逻辑的发展，其实很多人至今还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走的。但是事物自有自己的逻辑，它是不会按照常人的设想来发展的...... 我在北京大学崭露头角，是因为文化革命初期关于“工作组”问题的大辩论。
我属于批判工作组的一方，也可以说是“反工作组”的。
这时我还没有更深入的思考，不论对运动还是对中国，就是对北京大学的一切，也都不甚了了，可以说知之甚少，对一些领域甚至一无所知。但通过个人的直观感觉，我认为北京大学应该有大变动、大改变。
当时的北大死气沉沉，其生活还不如我所读过的中学活跃和丰富多彩，甚至也不如我读过的小学有趣。走入北大，不仅没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没有听到有价值的思想、独到的见解，而且耳朵灌满了一批又一批由全国农村上来的学生干部的贫乏无味的说教。他们一天到晚向同学们宣传和要求的就是当驯服工具，其理论根据就是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让大家读的唯一本书就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点新东西也没有。政治上让人感到压抑。
北京大学空有其表。我甚至想，这就是中国的最高学府？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我认为应该不是这样，可也不知道该怎样改变它，我也不认为我有这个能力。
我只是对北京大学很失望。
我是从内心感到厌烦和难以言状的惆怅，日子就这么过到了1966年。 1966年，文化革命首先从北大开始，并由此刮向社会。风暴初起的时候我是欢迎的。
当时的想法也极为简单，认为北大也该变变了。
不是自我标榜，我认为我这种想法当时在北京大学是有相当大的代表性的。凡是思想活跃，性格自由和一些爱说爱动的人，差不多都是如此。别的还没想那么多。
如果有人说，这个时候就把什么都看清楚了，对以后的事是“三年早知道”、“先知先觉”，那是胡说八道。反正我一个也没有见到。
建国以后不管有多少反复和令人难以察觉的变化，几个大条宣传是从来不变的。即：
全国人民都要服从党的领导，听党的话；全国人民都要听毛主席的话，全党也必须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就代表党，代表党中央，代表中国的一切；
人民日报、中央电台是代表党中央，传达的就是毛主席的声音；
我当时的态度是“坚决紧跟”，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文化大革命，所以对班干部带领批判、搞运动坚决服从。让批谁就跟着喊口号，让打倒谁就随着班干部一起举手高呼“打倒”。当时也不是一点想法没有，但不会说，更不会付之于行动。
“造反有理”这个口号一出来，当时听着有点邪乎，几个同班同学在非正式场合也议论了一下，但是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毛主席的那段话，我记得是这样：“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一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原来这句话别说讲，就是听也从没听说过。也不知在哪本书上写的，更不知主席什么时候讲的。
当时的感受是，这次真够跟的，也不知怎么跟。但我也感到这次运动极为不一般，很热闹，中国要出现大变动。
我还由此推理：
我一进北大就直接、间接的被当作资产阶级来批，是改造对象。说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反动派每天都向我这种人招手，是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天天念经，就像巫师念的咒语，冥冥之中的鬼魂，让人感到阴森可怕。
现在看来他们错了，选错了打击对象，不符合毛主席对国家问题的认识，因而是绝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今后有机会这些事得说道说道，免得以后他们又这么办；
还想教训人那是不行的，以往的那一套做法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绝对不能让它再继续下去了。我相信，我对毛泽东的这一想法的理解是正确的。
这就是文革初期我的基本态度和思想基础。 邓朴方当时怎么样呢？
以我今天对中国政治的认识，对上层关系的了解，当时北京大学能够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不同的见解，讲出有根有据的看法，邓朴方是唯一有这种资格的人选。其他人不行，都不够格，说也是瞎说、乱猜、胡吹。但在当时，我没见到和听到他表示出任何与中央精神不同的态度，看来他是十分明智、非常理智的。
据邓朴方同班同学讲，运动初期，开始他也是积极的参加运动的，也参加并领导各种大批判，只不过他从不违反政策，从没有过火行为，从不采取过激行动，从不伤害人。这是符合他的地位，也符合他的家教和一贯为人。我相信他同班同学讲的这些是真实的。
但是，他做的不一定就等于是他所想的。
他做是根据北大的形势和周围的气氛，他不能不做。他想的，是根据他知道的一切，以这些东西为依据进行思考。由于他了解上层的情况，知道的事情非常多，甚至比李敏和李纳知道的事情还多，所以他想的一定非常多，目光一定时刻盯着运动，关注事态的发展，思想也会激烈的斗争。
只不过这一切他只能一个人暗暗地想一想罢了。
所以从运动一开始，我认为邓朴方就有了极其沉重的负担。即使没有点到邓小平的名，他也会这样。他一直处于矛盾的进退维谷的境地，他的精神痛苦从运动一开始就深深地折磨着他。
文化大革命是出人意料的，它的意外之处就体现在它每一个具体的进程之中。
运动是一步一步进行的，中央的事情是一个又一个显露在全国亿万人民群众面前的，几乎每天早上一觉醒来都会从大喇叭里传出令人震惊的事情，人民看中央的事情就像剥洋葱头和青笋皮，一层一层的剥，才逐渐显出里边的芯来。人们不由得心中都在想，“大戏还在后头呢。”
全国人民翘首以待，全国学生“停课闹革命”，跟过大年一样，乐得不上课，歇一歇看热闹、凑热闹。
毛泽东说：“从前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何乐而不为。
实际上在这全国一片紧跟的局面之下，下层的较量、冲突、斗争在酝酿着，在进行着，一场席卷全国的大混乱、大风暴将以雷鸣电闪的激烈形势铺天盖地而来，其后果的严重性，我认为连毛泽东也没有预料到，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也没有完全考虑到。因为他们高高在上这么多年了，他们对下层人们的思想，对下层社会的矛盾和由此构成的潜在冲突的利害关系并不完全知道。我脑子里想什么，他们就不知道。
我是一个普通群众，但是越普通就越有代表性。
这种下层的冲突，不仅影响也将决定运动的进程。相比之下，个人的意志是微不足道的。
运动日益激烈的展开了。
覆水难收，由上到下的冲突早已超出了毛泽东的设想。形势迫使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给这个巨大的高压锅不断加热，其实锅里边炖的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更把握不住火候。每人都往锅里加入自己的东西，那锅里的东西味早就变了。
中央把上层的矛盾和斗争摆在全中国人民面前，这是从运动一开始在“评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时就开始了。但真正把问题在群众中展开，使群众真正介入的是“工作组”问题，它的始发地点就是北京大学。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介入运动，我也是从这时起开始走上北大的讲台的。
从这以后，只要我在北大，每一个关键时刻，北大的政治舞台上都留下来了我的身影，北大的运动也在我的身上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烙印。
这是了解北大文革历史的人所公认的，是想否定也否定不了的，我认为也没必要回避和否定，因为这是事实，是历史。
海内外研究中国政治和研究文化革命问题的人，包括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哈佛大学的人和我接触的原因都在于此。
邓朴方说：“外边太不了解中国了，太不了解樊立勤了，我怎么控制的了樊立勤呢？”他说话的根据就在于此，因为他知道北京大学那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樊立勤。 我第一次在北大亮相，是关于“工作组”问题的大辩论会。
时间：1966年7月25日
地点：北京大学东操场的大讲台
下边坐着数以万计的学生、教师和家属以及北京高校闻风而来的人，邓朴方当然也坐在台下。
准确地讲，这是两场三次大辩论。
7月25日——7月26日，一场两次
8月4日， 一场一次
台上坐的人是：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北京新市委李雪峰等人，德高望众的朱德总司令也即席旁听。
大会由江青主持。
江青就是在这次大会上讲出了主席家中的事情，人们真正领教江青也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后来，凡是写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人，凡是讲述江青的人，无一遗漏的都要写到这次北京大学东操场的大辩论，写到江青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
这两场大辩论对文化革命的重要性可以通过以下两点看出来：
1：从此决定了工作组的命运；
2：辩论结束的第二天即1966年8月5月，毛泽东就写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毛泽东直接介入上层斗争，并把“派工作组问题”上升为两条路线斗争。
真是石破天惊。 后来写文化革命史的人，内容调子和风格与严家其也差不多，可看作一个纲，作为参考，北京大学反工作组的问题就是这样。但真实的内容比这些作者们写出的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也深刻得多。
反工作组确实是文化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北京大学反工作组的大辩论也确实后果严重，影响深远。对此我是有“发言权”的。这不仅因为我当时是北京大学的一员，是文化革命的参加者，更重要的是我是这两场大辩论的参加者，并是主要辩论人员。7月25日和8月4日这两场大辩论，我都是第一个发言的人，而且是主讲。这一安排是江青亲自做出并当面对我交待的，我起的作用可想而知。不过我讲话的内容和调子完全是我自己决定的，与江青无关，与中央文革任何人无关。如果有任何后果，不管多么严重，这应该由我自己负责。
今天我仍然坚持这么说，不能因为江青后来成为反革命分子或者因为她已经死去，我就乱说，推卸自己的历史责任。
我发言的中心内容是：
1：我认为工作组的所作所为不符合中央号召的搞文化大革命的精神；
2：以任何形式、任何借口压制学生、镇压群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作法都是错误的，是不能接受的。
3：我特别质问：
不是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号召搞文化大革命的吗？
不是《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吗？
怎么又把矛头对向学生了？又借着一些人的过激行动抓反革命？！
4：我做结论——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5：我呼吁阻碍文化革命的人认清形势，端正态度，文化革命的大潮是挡不住的。
我还特别讲了一句“不要一叶障目不识泰山，两豆塞耳不闻雷霆” 从1966年到1978年，我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前后一共发表过六次讲话，这是第一次。
北大人对我留下印象也是从这一次开始。
这种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过了三十几年，到了2004年10月，化学系的齐菊生和他的夫人游君玲及女儿齐燕由美国回来，还能够声情并茂绘声绘色地学出我当时讲话的内容。北大东语系毕业的著名散文家卞毓芳，后来也多次提到这次讲话，虽然是作为笑话，也可见印象之深。
这也是我当时始料不及的。
当时邓朴方、邓楠等人都坐在讲台下，全场听了这次大辩论。我相信他从那时起也就对我有了印象。不管好坏都是深刻的。
我当时一直在讲台上，对于对阵的双方不清楚，据后来同学们讲，当时站在与我相反立场上的主要是高干子弟，由20几个干部子弟联名发言反映他们的观点。其中牵头的有李雪锋的女儿李丹林、贺龙的女儿贺小明，林枫的女儿林双双。
邓朴方的地位太特殊，这种事他是绝对不会直接介入的。但他不会没有自己的观点，不会没有自己对问题的看法。
后来有人写文章说：
“邓朴方对江青的表演不满意，想不通；
对曹一欧（康生夫人）在斗争陆平等四人的大会上态度那样凶不满意，想不通；
对聂元梓的言行不满意；
对把学生打成反革命分子也不满意，也想不通。”
我认为这一写法是基本准确的。
凭邓朴方的家庭地位、阅历和见识，他根本不会把江青放在眼里。
在中国共产党内，革命元老、革命功臣、德高望众的一代元勋仍然建在；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的一批批英雄豪杰也正年富力强；这些邓朴方见的多了。况且他自己就出生在太行山的革命根据地之内，是在革命队伍中随着革命队伍一起成长的，就资格与江青这样的人也不相上下，生活也许更苦些，更艰难些，更危险些。如果不是因为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邓朴方对她绝对是不屑一顾。
所以，据说当时邓朴方听了江青的讲话，做出的反应是讲了一句：“看你还能猖狂到什么时候”，我认为这是真实的，是他的真实思想，是符合他的身份地位的。他这时一定会有很多的“想不通”。
我认为根本想不通的一条在于：
他想不通毛泽东怎么让江青这样的人出来？
毛泽东怎么支持聂元梓这样的人？
毛泽东怎么能够这么做？
只是他不会公开说得太多。但他的立场可想而知，他一定是同情和维护工作组的，他一定是同情和支持这些高干子弟的观点的，更何况，他当然知道这个工作组是他父亲派的，他至少是决策者致之一。
过他不主张高干子弟纠缠在一起，他是主张改造自己，向工农群众这边改造，力争和他们打成一片的。
因此无庸讳言，可以坦率地说，在工作组问题上，我与邓朴方的立场是对立的。只是这时他刚刚听到我的名字，而我对他一无所知。
对于我这样一名普通学生，反对的也只是“工作组”这件事，反对他们的作法，谈不上反对什么人，更谈不上反对刘少奇和邓小平。因为当时并不知道工作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派的，是经毛泽东同意的。
当时在我心中仍是长久以来形成的唯一的印象：即中央是完全一致的，是铁板一块的，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坚强的党中央，中央是完全正确的，出了问题也是下边的。而且在我心中，中央领导人都是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及的，认为他们对我而言只是抽象的存在，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就等同于照片、报纸、文件。
在普通人心中他们有一层神秘的色彩和光环，在我心中这种感觉虽然不那么强烈，但也不是绝对没有，不是神仙也够超人。我只是对周恩来的印象与他们有所不同，认为他是干事的，是一个具体的人，认为周代表的就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这些所有的人。所以一听到周恩来讲话说：“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代表党中央、代表国务院”，我心中就想，这不用说谁都知道，这就是我对中央的一个基本概念。对邓小平的看法也就包含于其中了。
所以这时江青来北大，我是感到十分意外的，我感到这极不寻常，我感到看来上边有点事。但是我与邓朴方以及今天一般人，特别是报刊宣传所说的认识不同。当时我认为，江青下来的很好，中央下来人很好，我早就认为中央应该下来人，应该经常下来人听下边的意见。所以对江青下来我是抱欢迎态度的。她7月22日第一次来北大的报道，就是由我写出在学校广播台广播的。后来的资料就是根据这一篇报道留下的。
当江青又一次来北大在燕南园接见学生，是我主动要求见江青和中央领导人的。
我认为，我对运动有意见、有看法要向她说，希望她转给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可以如实坦率地说，当时是江青到北大来了，如果是刘少奇、邓小平或者是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到北大来，我也一定要见，向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无保留地申明我的观点。这出于我对中央的信任，也基于我对中央的认识。
与一般人不同的是，一般人是让说也不敢说，我是有机会一定得说，不让说我也要想办法说，越对高层我说话越无顾忌，错了也错得明白，打反革命也值得。我对江青采取的就是这么一个简单态度。
......
第十四章 拨乱反正 落实政策回北大
我是1978年春天重新回到北大的。
那些年，我虽然没有正式返回，但一直关注着北大，正如全国人民都同时关注着全国的事态发展一样，北大是我关注的一个重点。
但真正比较全面的了解北大，认识北大，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邓朴方虽然长期住在医院或处于家中，他也经常关注北大，关注着全国的形势。
我与邓朴方真正有实际内容的接触，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坦率地讲，这是一种政治接触。有关我与他的各种说法，各种议论，以及各种离谱的蜚短流长，也是从这个时候产生的。这是继聂元梓、孙蓬一之流把我与邓朴方等人定为一个反动集团以后的一个新的时期，一种新的说法。
什么“樊立勤代表邓朴方了”，什么“樊立勤是邓朴方的代言人了”，“樊立勤打着邓朴方的旗号行事了”等等。此后又产生了“樊立勤是太子党的代言人”“邓朴方操纵樊立勤”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这种种说法，都是似非而是，似是而非。没有一种说法是准确的，有些更是出奇的离谱。国人是不缺乏想象力的，但是往往凭想当然来判断，对人对事也都想得过于 主观和过于简单。
费尔巴哈说：“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模样来描绘上帝的。”的确，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见识来判断他人，根据自己的欲望来设想别人的社会要求的。
但是这样设想，无论是对邓朴方还是对我都是不确切、不准确、不符合实际的。我与邓朴方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堂堂正正的同志关系，同学关系，朋友关系，绝对没有任何蝇蝇苟苟之事和不可告人的东西。简而言之，在北大的落实政策的工作中，我是坚决的按照邓小平指示的精神办事的，按北大的实际情况办事，不管有多大的阻力也绝不动摇。在执行过程中，即使因此与邓朴方和周培源校长发生分歧，我也是当面直陈，该讲就讲，该说就说，该坚持的原则就坚持到底。
这就是我们之间最真实的关系。
真实的东西往往要比常人的想象丰富得多，也复杂的多。我是一个在第一线落实实际政策的工作人员，这就决定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直接的关系。
从这时起，我更深入的理解了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也更深入地了解了周恩来与这些人的关系和其历史渊源。
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之间的分歧绝对不能用谁好谁坏这样简单的方式来判定。一个处于第一线，一个处于第二线；一个接触实际，一个只在屋里看文件，看材料。他们的想法、见解不一样，也不可能一样。这种差别和分歧当毛泽东在延安，邓小平在太行山时就有，建国以后更加突出。只不过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不敢过于妄自尊大，一意孤行，他必须听取和尊重前方的意见，违背和拒绝他的意见，毛泽东也不以为忤，而能够容忍。检验这一切的标准是根据地的存在和战争的胜败。建国以后，毛泽东与世隔绝更厉害了，更脱离第一线了，而他对处于第一线的邓小平等人的意见，不但不接受，而对于违背他的东西也就不能容忍了。用毛泽东的话说，总没坏到红区损失90％，白区损失100％，他可以一意孤行下去。因为这时，已经是和平年代，没有了战争因素，没有了强大的敌人枪炮的威胁。
我没有邓小平等老干部的水平，但道理是一样的。我处于第一线，和他们这些听汇报的人见解绝对不会完全一样。周培源校长的见解和邓小平、邓朴方也不一样。
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一些人却以此作了文章，并且也有了相当重要的后果。我认为这与一些人在毛泽东面前做文章差不多，只不过我的日子没有难过到被打倒的人的地步。
但北大遗留的后患对国家后来局势影响的严重程度，是他们当时想不到的，它直到1989年春天的风波才显现出来。
但这与我与邓朴方个人关系相比，我个人处境不值一提。
所以后来，面对各种各样的说法和人们的询问，我认为概括得比较准确的还是我老婆的说法。她说：“邓朴方对樊立勤从无小恩小惠，却有大恩大德。”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要了解这两句话的含义，就要从我回北大说起。
1：在北大时，我是一名普通的学生，毕业以后，我是一名普通的教员。
在北大是聂元梓把我给搞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以至上达天庭，闹得毛泽东都知道了。但我还是我，学生还是学生。
所以在逮捕聂元梓的大会上当我讲到：“我就是一名普通的学生，普通的群众、真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时，全场数万人一起哄堂大笑。这在如此紧张、严肃的大会上是不寻常的。也许我讲的太真实，太实在了。人们发出这痛苦的一笑，感叹的一笑，会心的一笑。
以我这样一个地位和身份，如果没有邓朴方和邓小平一家的支持和鼓励，确实在中国在北大不可能在当时在政治上有什么作为，不可能在那么重要的历史性的逮捕聂元梓的会议上顺利发言，也不可能参加以后的落实政策的工作，更不能全家顺利返回北京。这是必须承认的，也是永远不能忘记的。这也就是我老婆讲的“大恩大德”的重要根据之一。虽然那时我的这位老婆还不认识我，只是听说，但此言不虚。
参加逮捕聂元梓、孙蓬一的大会，并且在会上做重点发言，这从任何一方面看都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不仅仅是一种荣誉，而且有非同寻常的政治意义。
第一：这次逮捕聂元梓并同时逮捕“五大领袖”的大会，是邓小平亲自下指示召开的，是邓小平为结束文化大革命，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错误，迅速落实各项政策的重要一步，也可以说是为了召开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做的重要准备工作之一。为以后的工作确定方向，定下基调，作出示范。
第二：北大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也可说是十年动乱的策源地之一，文化大革命是由北大聂元梓于1966年5月25日贴出大字报，然后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由中央电台、电视台广播这份大字报，从而推向全国的。在北大公开逮捕聂元梓是一个划时代的行动，它表明——“文化大革命”从哪里开始，就在哪里结束。
五大领袖是当时的领军人物，在十年动乱中红极一时，可谓人人皆知，家喻户晓，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树立起的政治样板，逮捕他们，对他们进行严肃处理，不但是广大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的要求，而且还有极大的象征意义，显示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结束文化大革命，结束动乱局面的坚定决心。
第三：毛泽东的一种政治哲学是“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毛泽东的政治路线不对，但这一推动政治进程的原则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不打破文化革命中，特别是四人帮宣传的一套反动的政治教条，不打破这种反动集团构成的势力，不堵塞他们的活动渠道，不制止他们的反动活动，各种正确的政策就不能落实。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人身自由和基本权力就得不到恢复，思想也就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以后的工作就不能正常顺利进行。
可以说，这是逮捕四人帮之后，在群众中召开的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一次大会，五个地方同时进行就更非同反响，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是将要载入史册的一章。
我走上这个大会的讲坛的意义有两点：第一在于我的普通。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普通的群众。第二聂元子他们对我进行了真正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以致给我留下了终身残疾。这就再清楚不过地揭露了他们反动的法西斯本性，打掉了他们所谓代表“正确路线”造反的假面具，使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反动的本质。
所以当我系统地揭露他们对我和我周围的同志们进行迫害的罪行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全场对聂元梓及其反动势力表示了极大的义愤，人们认识到，他们才是迫害学生、迫害知识分子、迫害广大干部的反动分子。
这也就等于为这些受迫害的人平反昭雪了。
所以当我发言点到聂元梓、孙蓬一的名字的时候，一副一副明晃晃的手铐一下子就给他们铐上了，实现了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
当时我的感觉是：一个历史过程在我面前结束了。
当然我在会上也讲出了邓朴方曾经讲出的话。
邓朴方说过：“我不能接受刘邓路线的说法，刘邓不和人所共知，为什么是刘邓路线？”
会前，一些人不同意我讲出这句话，认为以后刘少奇会平反，讲了不好。但我还是讲了。
为什么我一定要讲出这句话呢？
我认为，这是邓朴方在最困难的时候讲出的话，是不顾一切的向社会的抗议和呐喊，是控诉强加在邓小平头上的“刘邓路线”和“刘邓集团”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冤案，是代表邓小平发出的抗议和呐喊！
这句话对我、对所有的人都有教育意义。所以我坚持一定要讲出来，我认为我做的对。
这次发言，我一共讲了一小时三十五分钟，是其他人控诉发言时间的十倍。
做为个人发言，群众发言，这在北京大学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我相信，这个记录在相当长的时期之内，也不会有人打破。
文革中北京大学的人曾说过：一般人在北大讲坛发言，能讲十分钟不被赶下台，不被下边递的条子给堆满，就算及格通过考试，我认为我早已及格并超量发挥了。我的讲话两次被全场雷鸣般的掌声所打断，这令人欣慰。
文化革命中，我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一共发表过六次公开演讲。
一次在办公楼礼堂，也就是后来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国民党主席连战发表电视演说的地方；
一次在大饭厅；
还有一次在“五四”操场；
另外三次都在北大的东操场。
这次是六次讲话中的最后一次，也是最成功的一次。
第一次讲话在东操场，是反对工作组的，最后一次讲话也在东操场，是逮捕聂元梓大会，前后相隔十二年，日月轮回、地覆天翻。
第一次讲话，我与邓朴方等人处于不同的立场，持有不同的观点，十二年后，殊途同归，并被说成邓朴方的代言人。历史走过了一段多么艰难曲折的路。
我不能说我的全部观点都是正确的，但是我敢肯定，我的基本要求是无可非议的。那就是——必须要给人民讲话的权力，不能因为讲话把人打成反革命。
这是最基本的权力，也是人民最起码的要求，是任何当政者都必须知道的最简单、最朴素，但是最重要的真理。
大会开完，我就被安排进行北大落实政策的工作。
我知道，落实政策这是一件好事，但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是一件政治性极强，政策性极强的工作，当时中央并没有一项明确的政策。因为文化革命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运动，搞出的麻烦也都是史无前例的。这时，执行什么政策来落实也是史无前例。
最难办的是，这些麻烦和问题都是人搞出来的，是一批人搞出来的，聂元梓、孙蓬一被逮捕了，但这些人还在，而且人数众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况这是一大批正当盛年又极有能量和活动能力的大活人。当然不简单，更不可等闲视之。这些人当中的大部分除了这一次被冲击了一下之外，从来也没有受过打击，他们永远是打击别人。这股势力极为完整又成系统。他们是很有办法，很有手段的。
事情非常不好办，政策也是难于落实的。
对此，我不是一点思想准备没有，但事实上，工作比预计的还要困难和艰巨。
首先是，任务极重，工作量极大，这是超出常人想象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北大，从聂元梓到王连龙，前后统治了十年以上。特别是在聂元梓时期，从党委书记、校长、各系主任开始到下边如我这样的普通学生，他们整了打倒了上千人，打了两百多个反动小集团，而且对每个人都是莫须有的罪名，无限上纲，东拉西扯。从祖宗八代算起到现实可能接触或不接触的、他们只要想拉就能给你拉上一串的“反动人物”、“反动事件”，真是数不尽、说不尽、道不尽的冤屈和苦水。
当时打伤、致残、至死的就所在多有。其中历史系的教师李原、地院附属中学的学生及无线电系的学生殷文杰，就是活活给打死的。李原就被打死在聂元梓办公的办公楼顶层上。
前后跳楼、投河、投湖、服毒自尽和各种迫害致死的，就有俞大姻、程贤策、张景昭、翦伯赞夫妇、沈达丽、李大成、何悒唐、李琪琛、吴维能等共60余人；
自杀未遂的还有冯定、俞伟超等多人；
被抄家、被赶出家门的更所在多有。很多家庭和名人更是祸不单行，几祸并举。不论死者还是活人，都是罪行累累。这些罪名有的背到外地、外单位，有的就背到火葬场去了。株连的亲属、朋友、同事更是不计其数。
当时仅仅报上来被抄家抄走的黄金铂就有两公斤、白金碗十个、钻石戒指“一大捧”，这都是聂元梓、孙蓬一、李清昆他们搞武装镇压时，他们的人借混乱干的事。
对此，我是主张一查到底、紧追不舍——人必须平反，物必须归还原主，凶手必须严办；反对聂元梓的学生不少人是背着黑锅走的，也要落实政策。
事情真是数也数不清，理也理不完。 第一次走进北大校落实政策办公室，就使我极为震惊。
各个系，各个专案组送来的材料乱七八糟一大堆，小山一样的堆在那里，杂乱无章。我翻了一下，没有一点顺序也不成系统，和垃圾堆差不多，堆到这里可能从来也没人看过。
更不用说落实政策了。
我知道，为什么邓小平要亲自过问落实政策问题，并亲自督促北大的运动了。如果邓小平不用其有力的大手给以推动，这些东西还不知要趴到何年何月，更别说落实了。而这里的每一份东西都与一个人，一个家庭，或者一批人，一大批家庭的命运与生活息息相关，不知道多少人在翘首企盼，不知多少人背了黑锅还不知晓呢。
麻烦的是，全校抓落实政策的除了上级党委以外，算上我这个办公室只有三人，我一个，另外两位一个是我们生物系的老书记，大右派潘光旦的女儿潘乃遂，另一个是支委潘其丽，组长是潘乃遂。
还说这堆材料，这真是出了难题，而且是不小的难题。
她们二位也觉得很难办。
“怎么办”第一次开会就提出这个问题。
我翻了两份材料看了一下，就推到一边不看了。我心想：“虱子多不咬，帐多不愁”不能掉进材料堆里，何况都是那些不着边际的东西，不能跟着这些东西跑。同时我还想我要立刻表态，拿出办法，否则让她们二位先说，我再表示不同意见，不好。她们都是我的领导，又是老师、长辈，我怎么好你一句我一句地争。同样的道理，我要先说，她们二位也不好与我争，我是小辈的，他们与我争太失身份。所以不会争。
我处理事情办法不多，但我比较注意学习，我学习最多的是毛泽东的东西，后来向邓小平也学了不少，我甚至对蒋介石的话有时也给以注意。
我所以注意他们的话，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他们讲话有时是经验之谈，值得领会和考虑，失败者讲话更实在。
毛泽东、邓小平的话不用说了，就是蒋介石的话，也有启发。比如，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通过以后，蒋经国心急如焚，焦躁不安，急冲冲地跑到蒋介石那里，问怎么办？蒋介石只冷冷地回答了一句“怎么办？问自己。”就再也不说话了。
事后，我考虑很久，我认为当时这是唯一可能给出的回答，也是最好的回答。
这时，面对落实政策的难题，我想到了邓小平说过的一句话“这件事，拿起千斤，放下四两。”这是邓小平在西南局处理所谓的“自首”和“变节”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时讲的。这也成为他处理这一问题的原则。
邓小平的这句话和他对这一棘手问题的果断处理，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反复想过，很受启发。我在遇到棘手的事情，心烦的事情，经常想到邓小平这句话，使我颇受教益。这时，遇到这个落实政策难题，我首先想到的还是这句话。
从这种哲学思想出发，我提出了自己对落实政策的意见。我说：
“文化大革命中整的任何人的材料全部不算数，一律推倒，所加罪名全部推翻，一切问题的定性以文化大革命前的组织结论为准，对受打击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一律平反昭雪，对文化革命前的问题也要一并考虑，错到哪，平到哪。”
她们二位说：“那要有人有不同意见反对怎么办？”
我说“很简单，谁有不同意见，谁反对，让他拿材料来。我谅他不敢！”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以这个精神上报党委，当时以周林为党委书记的北大党委批准了，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路子走的。全校平反落实政策的工作就这么推开了。一批又一批的问题就这样迅速解决了，全校的沉闷空气迅速打破了。
后来，我看到一本《无极之路》的书，介绍当时无极县委书记落实政策的工作。他不是这种方法，而是对每个案件认真负责地进行调查，有时为了一个人一句话的落实都要全面调查，甚至有时远到内蒙古等地方去取证。虽然报纸对此事给以宣传和肯定，但是我认为这种办法至少是不适用于当时的北大。
北大如果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这么追，那么别说我们三个人，就是把全校几万人都调动起来，他们也都听指挥，认真去办，化上几年的时间也不能全部落实完成。那就什么事情都别干了，那就是跟着“胡说八道”跑。
北大必须有北大的办法。解决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循规蹈矩、墨守成规是不行的，非常时期需要不拘一格，我樊立勤与众不同就不同在这里。
邓朴方这时做了很多工作，后来人们只是知道，他搞了残疾人基金会，为争取残疾人的正当权益而奔走，呼号。其实这时他做的最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为知识分子、为老干部、为受迫害、受冤屈的人平反，落实政策工作。为此倾注了不少心血，协助邓小平等老干部完成这一艰巨而又必须完成的工作。
他为了了解情况，接待了不少人，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仅为北大就尽了不少心。
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把握准政策，他还亲自到周培源校长家中拜访，代表邓小平同志表示问候，另外也是为听取意见。
这对后来中央对全国知识分子和老干部落实政策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全国落实政策的工作全面展开了。邓朴方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从后来的中央文件看，这时北大落实政策的工作与中央精神是一致的，是符合的。只不过我们早走了一步，没大错。
这时落实政策的分工我抓三个系：生物系、地球物理系、历史系。
我认为这个工作很简单，从政治上就是揭发、批判、控诉四人帮和他们在北大的代理人聂元梓、孙蓬一的罪行和种种倒行逆施的反动政策；此后就是组织落实。组织落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官复原职。
这时，开了一个又一个的批判会，同时责令追随聂元梓、孙蓬一和后来王连龙的主要人物，特别是打手和整人专案组的人作检查。
此后，我坚决支持我们系的书记胡寿文复出，支持把被迫调到科学院的副系主任陈德明调回北大。由于原系主任陈阅增年事已高，我支持由陈德明先生出任系主任。同时也支持历史系邓广铭和周一良先生恢复工作，出任系主任。支持地球系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最重的教授之一，又是以态度最顽固、最顽抗而著名的谢以柄教授出任地球系的系主任。
同时，我提出应该让毕业出去的几届学生重新回来，继续完成他们的学业，这是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正确政策，被毛远新和四人帮否定了，应坚持总理的这一项政策。因为我知道，这些人的分配大多数是不对口的，例如，北大数力系的人和地质学院的人分到河南，有的竟被安排到火葬场去抬死尸的。这怎么行？所以当时我坚持提出这一条。生物系很快接受了，地球物理系也接受了，施行了。
这时，生物系、地球物理系和历史系的工作是走在全校最前列了。并很快在全校产生了影响。工作迅速铺开了。
但是，议论从此也就一波接一波地不断袭来。
这时不少干部教授仍心有余悸，想说还不敢说。
我不是这样。
我讲话特别坦率和明确，很多别人不敢讲的话，让我讲我就讲。我没有那么多顾虑，也不计个人后果。所以不少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点名，要我听他们介绍情况，听他们谈问题谈看法，他们认为我是可以信赖的。当然，我也就成了另外一些人发泄的对象了。其中最中性的评价是“樊立勤能量真大，他回北大一个月，就把北大给变了。”
其实，一些人不过是以我为靶子，发泄对落实政策的不满，发泄对逮捕聂元梓、孙蓬一这一决定的不满。他们是非常有能量的，人多、势力大。因为文革毕竟已经进行十年了，他们已经经营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们遍体鳞伤，他们可是毫发无损。
此后舆论就变了“樊立勤打着邓朴方的旗号到处活动”，这样的舆论通过一定的渠道造到邓朴方的面前。他们所以这么造，是因为落实政策与清算四人帮余党及聂元梓的帮派势力是同时进行的。一些犯下罪恶、与聂元梓渊源很深、以及跟着王连龙反邓批邓的人都坐不住了，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
这时，由于邓小平的一句话和对这句话的理解与执行，出现了分歧，麻烦产生了。 2：我真正认识北大了解北大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北大在中国的现代史上，一直占有很特殊的地位。它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总有一个篇章。
这很容易说明，因为中国现代史赋予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很高的地位，认为就是由于这次运动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而“五四”运动是由北大首发的。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是最早由北大开始形成的规模，造成气候进行传播的。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创始人南陈北李，都出自于北大，南陈指的是陈独秀，北李指的是李大钊。早期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国焘、邓中夏、张申府都是北大学生或教授。
毛泽东不但在北大工作过，更与北大很多人有着或恩或怨的历史源流，他也从不否认北大，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对他的深刻影响。
张申府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
仅此简单的罗列，就明白北大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了，这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正因为北大有如此良好的声誉，所以包括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内，都把他们的子女送入北京大学学习。
但是让人很长时间想不明白的是，在中国有过如此重要影响，产生巨大历史推动作用的北大，为什么成了导致全国动乱的策源地？
让人想不明白的是，在中国最早提出“民主与科学”为号召，以此振兴中国的北大，为什么对科学家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如此残酷的骇人听闻的迫害，为什么最早提出“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北大会成为“梁效”的堡垒，即镇压全国知识分子，镇压全国干部的炮手、抢手、吹鼓手。他们不仅与北大知识分子为敌，与自由思想为敌，更与全国的知识分子为敌，与全国的民主自由思想为敌。
历史怎么了，竟然发生了如此残酷，如此戏剧性的变化，怎么会产生出聂元梓这样的人物和她代表的势力呢？
这确实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应该提出也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不少人也向我问到了这一点。
毛毛的话就非常具有代表性。
毛毛是这样写的：
“北大，北京大学，一个多么有名的高等学府，一个对我们国家具有特殊意义的学校。我们的母亲，1936年考入北大物理系，我的哥哥、姐姐受母亲影响，也都相继考入北大，并且也都选择了物理系，从小学开始，我的梦想也是将来考进北大，上北大历史系。北大在我的心目中，是让人充满幻想的神圣殿堂。可这次，当我来到北大时，看到的却是一幅和想象天差地别的景象。校园内大字报铺天盖地，一层加一层，厚厚地糊在墙上。有的已被撕掉，任风吹得翻转，任人踩来踏去，一片零乱狼藉，许多建筑物的门和窗子都钉上了木板和铁条，有的门口还设置了路障和掩体，一看就是武斗设防所用。一些武斗队员拿着棍棒排着不整齐的队伍匆匆走过，有的人头上还戴着权做 ‘钢盔’的藤条工帽。校园内行人稀少，路人神色严峻。……若大一个校园，一派残败冷落。
“到了物理楼前，看到的更是一副森严壁垒的景象。大楼灰黑，楼前无人，底层窗子全用木头钉死。大门用铁条铁板封住，只留一个窄小的进口，门前用沙袋堆的工事垫得高高的，大楼墙上，污迹斑斑，伤痕累累。一看就让人 想起毛泽东的词句“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后来听说物理楼是聂元子那派的大本营之一。
“看着姐姐被凶神恶煞的造反派押着，走进那个令人恐怖的黑黑的门洞，来说的紧张和恐惧已荡然无存，心中剩下的只有无限的悲 。
朴方和邓楠在物理楼被关两周之后又被转移。邓楠被关到系里的武斗队。这次分手后她便不再知道哥哥的下落。
“北大聂元梓一派抓住邓小平的子女在手，本想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打倒邓小平立功，以报效其主子中央文革。……进一步加紧了对朴方的审讯和迫害。他们每天提审他，走路审讯时都用黑布蒙着眼睛。
“他们把朴方不断地易地关押，有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把他关在学校体育馆浴室的洗澡间里，里面又阴又湿又不见阳光。
“北京大学，这所中国最著名的学府，竟然变成了法西斯的集中营，变成了血腥暴徒们施虐的场所。在这里，不知有多少人在武斗中、在批斗、刑讯中致残、致死……教职员工和学生被迫害致死60余人，其中包括著名历史学家 伯赞，著名物理学家饶 秦等诸多享有盛誉的一级教授。聂元子等人在北大犯下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燕南园萧条了，萧条的生灵涂炭。未名湖污浊了，污浊的沉渣泛起。”
每当我读到毛毛的这段话，我就想起李少春先生主演的林冲夜奔一场：“问苍天”
毛毛在这里也是在向苍天发问：
“为什么我们家对北京大学如此仰慕，如此信任，如此有感情，而北京大学对我们家竟然是这样。”
“为什么一个如此有名的北京大学竟然成了涂炭生灵的场所，竟然沉渣泛起到这种地步，竟然有聂元子这样的一群人。”
毛毛问的好，应该问，这是一个新的“天问”。
我也曾经这么问过，并且一直想探个究竟。
这时我在北大从事落实政策的工作，有了这个条件，为我提供了这个机会。
要说清楚这一点，要对这给以令人信服的回答，就不能不了解一下北京大学的简史。 3：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到了民国才改为北京大学，当时校长为著名人士和思想家严复。但是北京大学真正扬名天下，并对中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是从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开始的。
那是1916年12月26日黎元洪出任大总统之时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的。北大校长由大总统亲自任命，也足以看出当时政客对北大的重视。
蔡元培是与康有为、梁启超同时代的人，清朝的著名翰林。在封建皇朝时期能成为翰林的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滥熟于胸、下笔成文、出口成章。而蔡元培先生又留学欧洲，在德法等国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对欧洲各国的文化教育颇有研究。
说此时回国的蔡元培学贯中西，绝对不是文人的誉美之词。
蔡元培是学界众望所归的领军人物，所以在蔡元培去世时候，毛泽东的挽联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所以当时北洋军阀的任命还是颇费心思，也是有眼光的。
继蔡元培之后的北大校长先后是蒋梦麟、傅斯年和胡适。其中，傅斯年是代理校长，任命他为北大校长他坚辞不就。
胡适之后也就是解放以后的第一任北大校长为马寅初，此后为陆平，陆平倒台之后，主政北大的就不是校长了，而是各种名号的主任。他们分别是张承先、聂元梓、刘鑫和王连龙。这四位都是文化革命时期的代表或风云人物。
王连龙倒台之后，出任北大首任校长的是周培源。
我见过或打过交道的是以下几位：陆平、张承先、聂元梓、刘鑫、王连龙和周培源。
从北京大学成立，历经蔡元培、蒋梦麟、傅斯年、胡适时期，前后三十几年治校宗旨始终如一。北京大学发生变化，出现转折，是在马寅初出任北大校长时期，准确地说就发生在马寅初任校长，而陆平出任党委书记的时候。
马寅初是一位过渡时期的过渡人物。
马寅初早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后留学美国毕业于耶鲁大学。在国内多所大学任教（包括北大从1916年至1926年，十年）。来北大前任浙江大学校长。
重返北大是1951年6月1日，被毛泽东主席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马寅初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曾与毛泽东主席有过一段非常有名的对话。为把北京大学办成第一流的学府，要求主席批准他为北大“调兵遣将”的计划。
“要兄弟把北大办成第一流的学府，主席您就得支持我的工作。”马寅初这样当面向毛泽东主席提出要求。
“马老，您要怎样的支持呢？”毛泽东笑着问，
“不要别的，只希望主席能够批准，兄弟点名邀请谁到北大演讲，就请不要拒绝。”
“这个好办，我批准了。”毛泽东主席高兴而风趣地说：“马校长，我给你这个尚方宝剑。”
马寅初拿了“尚方宝剑”马上就用，雷厉风行。从此马寅初就以北大校长的名义，名正言顺地到处点名请人到北大给全校师生作报告。从各界著名的专家、学者、学界名流、到政府各部的部长，以至周恩来总理，都被马寅初请来先后登上了北大的讲台。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权力，真让北大学子眼界大开，耳界大开，大饱眼福，大饱耳福。这使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所有学校都望尘莫及，羡慕不已。
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被马寅初请来给大家讲党的基本知识。中央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中央银行总行长南汉寰到北大给同学讲经济和金融形势。
周总理到校给大家讲“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马寅初想让北大同学一下子就接触了解到中共中央的真正精神，掌握真正的有价值的东西。比较好的执行中央的政策，准备担当大任。马寅初的这种作法，受到了北京大学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给北大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
北大这时是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与我们国家当时的大形势完全一致。人民充满了希望，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充满了向上的精神和欲望，北大教职员工的思想有了空前的进步和提高。
毛泽东和邓小平全家一样，对北大非常关心而且充满感情。
1951年10月1日国庆节，当游行大军中北京大学抬着发生五四运动的“红楼”模型通过天安门广场时，毛泽东非常兴奋，频频向北大师生挥手致意，高兴地向站在身后的马寅初问：
“红楼还是原来的样子吗？有没有损坏？”
马寅初回答：“一切还是原样，没有丝毫损坏，而且您和李大钊同志的工作室也对外开放了。”
他们交谈之间，突然下起了滂沱大雨，毛泽东主席马上关切地对马寅初校长说：“马老，北大学生淋雨了，我给你派人打电话通知学校给大家备好姜汤。”
马寅初马上回答：“谢谢主席的关照。”
其实那一天淋雨的哪儿止北京大学的学生呢！可见毛泽东对北大的关心和感情。
所以当大家听马寅初讲姜汤的来由时，都议论纷纷非常感动。马寅初当场说：“希望同学们今后更加努力奋进，不要辜负毛主席的关怀，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毛泽东主席还非常念旧，在北大工作时，与毛泽东同屋的还有两位工友，其中一位总爱逗毛泽东和他开玩笑，所以毛泽东印象深刻，一天就派人开车去接二位工友到中南海去坐客。但是不管来人怎么劝，怎么说，这二位就是不去，害怕，怕见了主席不知说什么好，又怕说错了，给自己惹麻烦。所以这二位仁兄死活不去，来人只好作罢。毛泽东主席的一番美意也只能心领了。
毛泽东对北大的这种感情是有基础的，毛泽东身边的人清楚记得毛泽东说过的一段话，那是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全班人马进北京，火车开向清华园，开过北京城城墙时，毛泽东无限感慨地说道：“整整三十年了，那时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到处奔波，来过北平，还不错，吃了点苦头，遇见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呀，没有他的指点和帮助，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毛泽东对北大的感情始自李大钊，他不仅把李大钊看成同志，恩师、而且认为是自己的引路人。这种看法是公正的，这种感情是真挚的。
此后，北大发生了一些变化。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定，全国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对北大而言它的变化是这样的：北京大学的工学院全部并入清华大学；而清华大学的文、法和理科系全部并入北大。同时，把辅仁大学撤销，把辅仁大学和浙江大学学校的有关科系也并入北大。除当时设立了十二个系，三十三个专业之外，还设了“中国革命史教研室”“马列基础教研室”“华侨学生专业班”和“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先修班”
从这时起，北大成了一个理文法的综合性大学。清华大学成为一所纯工科的学校。
燕京大学牌子撤销，北京大学由城里红楼搬到原燕京大学的旧址，也就是燕京大学改为北京大学。毛泽东亲笔提写的校牌就挂在那里了，直到今天。
但这时的一切变化都是形式的组合以及地名的变化，而真正产生本质的变化是在1957年，那是一种彻里彻外的变化。
凡是这时在北大生活和学习过的人，经历过这场变化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和说法，认为从建国开始到1956年是北京大学的黄金时期。人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团结一致、努力学习，勤奋工作。
马寅初校长本人的学习精神既是全校学生的楷模，又是代表。
马寅初精通英文、德文、粗通法文。
建国以后由于和苏联打交道的需要，俄文的突出作用显出了。马寅初校长下决心以70岁高龄的年纪，从32个字母开始学习俄文。
马寅初决心已下，每天雷打不动的学习开始了。家里、公寓、休息室、林荫道上、湖边、岸旁、火车、卧车上 处处可以看到他学习的身影，73岁时，他掌握了俄文。不仅可以用俄文交谈，而且还能阅读俄文原著。
苏联的俄文女教师被马寅初的精神深深感动，说：“我从来没有见过70多岁的人这样认真学习，而且竟然获得成功。真是奇迹，不可思议的奇迹。”
连70多岁的校长都是如此勤奋，北大的学生怎能不刻苦用功，奋发向上呢？
这时的北大党委书记是一位老革命干部江隆基同志，曾经作过杨虎城和阎锡山的统战工作，在他的领导之下，各级党的干部与马寅初为首的教职员工进行了很好的配合和合作。
马寅初认为，北大成绩都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的。
和我谈过话的老干部、老教授、老员工也都是这么评价当时的工作的。人们谈到这一时期的工作和生活充满怀念和眷恋之情，人们发自内心的热爱新中国，发自内心的要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4：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对国内形势的考虑，1957年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
北大成了“右派窝子”，成了反右斗争的重中之重。
根据上级的布属，北大也进行了反右派斗争。在以江隆基为首的北大党委的领导下，北大挑来挑去定下146名右派分子。上报上去，不行，太少。
北京市为了扩大战果，在1957年10月派出陆平到北大，加强党委的领导和反右斗争。
江隆基同志被确定为右倾靠边了，后来调出北京出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陆平接任北大党委书记一职。
根据北京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兼人事处长张侠同志的说法，江隆基是在北京高校和北京的高级干部中唯一敢在市委的会议上提出与彭真同志不同意见的一个人，他特别不同意彭真同志提出“一定要把北京的社会治安和政治情况搞得象玻璃板和水晶石一样”的说法。他认为这种说法是过左的，办不到的。
江隆基终于被赶出了北京。
北京大学的右派分子在陆平的坚持之下，一次定了722人。
这个比例在当时只有八千多名学生和几千教职业员工的情况下是极高的。
对于反右派斗争的背景、原因和长远考虑，人们都不愿多说，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永远也争论不完。
但有几点看法，人们的认识是共同的。
1）：“大鸣大放”是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央讲的，是一再号召的。中国共产党整风让大家给共产党提意见。“反胡风集团”以后，人们已经不愿多讲话了，是干部们到家中反复动员鼓动，人们才讲了几句。讲完以后怎么又成了右派？从政治、经济、生活上给以全面打击，批的批，抓的抓，赶的赶。
即使一个常人也不能这么做事，何况是一个国家、一个党、一国领袖领导人呢。
2）：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给党提意见，而是就工作中的问题给单位的领导提的具体意见。即使有不满也是针对个别人、个别事的，为什么全部上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一律成为右派言论。不仅民主自由没有了，还有没有法治？还有没有准则？
3）：对所提意见不仅无限上纲，硬拉上政治立场问题，而且肆意歪曲不准解释，不准辩护，定什么就是什么，不仅对知识分子，对任何人也不能这样做。
4）：很多人当时说的一些东西，不过是一些常识性的东西，都定为右派言论，那以后人们怎么活？怎么讲话？不讲话又怎么是知识分子呢？ 当时，对知识分子打击之严，后果之重，我只要在这722人当中举出两三个例子就可见一斑了。
1）：朱德威
朱德威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地理系教授。当年曾任数力系学生会主席，与胡启立同期，当时胡为团委书记。
朱德威先生是北大当年人所共知的数力系四大才子之一。朱德威生性就是一个态度温和的人，讲话慢条斯理，任何一个与他接触的人也不会相信，甚至也不会想到他会有什么激烈的言论，更不会有什么激烈的行动。他就因为几句话，被定为右派，从轻处理，下放到门头沟井下背煤，接受批判，他的腰伤就是背煤留下的。落实政策回到北大，分配工作烧锅炉，这么一烧就是多年。1978年落实政策平反，但直到去世也不愿多说什么。这就是一位数学才子的命运。 2）：来向荣
数力系的来向荣，四川人，是数学系的大才子。他不但对数学问题思维敏捷，而且诗词格赋极为出色，出口成章，下笔成文。57年他并没有写出什么文章，只是把自己对在学生中打右派的看法，写成一个近乎思想汇报的文章《民主问题论纲》交给了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他在文章中大段大段地引用毛泽东的话，来证明毛泽东中心思想是：“毛主席赞成放，不赞成收。”
一个礼拜之后，团支部书记也是他们班上的唯一党员把这篇文章在班里党员中传阅、批判，后又油印成册，班里人手一册进行批判。来向荣也就这么成了一名右派。
此后，来向荣的命运就是不断的下放、不断的劳改、在斋堂劳改、在团河农场劳改，不断地让他劳动，不断地让他思想汇报，不断地让写东西，写出以后就成了批判材料，一有风波，来向荣的言行就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拉出来就批。
来向荣也不屈服，不断抗争，不断写东西，批斗也就不断。一直到1974年5月17日，以“破坏批林批孔运动，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大东操场召开全校对敌斗争大会。把他从大兴劳动干校拉回进行批斗。批斗后又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押往团河农场劳动改造。直到1977年5月17日释放。
1978年9月20日摘下右派帽子1978年12月26日，拿到平反决定，1979年2月14日，作出《撤销来向荣劳动教养决定》。
前前后后被打击、劳动改造二十几年。
来向荣是一个数学天才，当他多年劳改之后重返教学一线，他拿到华罗庚先生的《高等数学引论》，马上发现第一分册、第二页和第八页两个错误论断，并重新进行了推论和论证，得到了数学系同行的认可。后来《数学学报》发表了他的论证，从1981年到1994年共发表数学论文20篇。
如果他始终能从事数学研究，该做出多么大的贡献啊。 3）：林昭
写到林昭这位北大毕业的大师姐的命运不愿下笔，实在令人锥心泣血，但还是不能不写。
林昭，本名彭令昭，1932年生于苏州。
她出生于一个清白而又追求革命的家族。
她的舅父许全元，大革命时期为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蒋介石在1927年4•12发动事变进行大屠杀，许全元被杀抛尸长江之中。
母亲许宪民自16岁起在哥哥的影响下投身革命，帮助地下党建立电台，提供收报场所，并进行策反活动。
父亲彭国颜因考试第一名被聘为吴县县长，因不愿同流合污共同分赃便赋闲在家了。同时帮助共产党的活动。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大中文系。
中国历来有“天下文章属三江”的说法，因为明清两代文科状元、榜眼探花、有三分之二出自江苏、浙江两省，仅苏州一市出状元47人，可见文风之盛，文人之多。能在此文人荟萃之地，名列榜首，可见林昭确为一代才女。
北大同学有人用《红楼梦》里形容林黛玉的词句形容她“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
1957年，林昭在北大被打成右派分子。
林昭并没有写出什么大字报，也没写文章攻击谁，更不用说反党了。
她只是为在北大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张元勋的行为进行辩护。
一天晚上，人们对张元勋进行围攻时，林召站了出来，发表了如下的讲话：
“今天晚上的会是什么会？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会是谈不上的，因为今天不需要斗争。斗争谁？张元勋吗？他有什么值得你们斗？我们不是号召党外人士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
当她被追问叫什么名字时，她坦然地说：“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武松也，何况我还没杀人。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目之林；昭，刀在口上。”
停了一下，她又说：
“告诉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
当天夜里，林昭对张元勋说：
“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日，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牺牲，或者会流血！但愿不流血。”
林昭就因为这次演讲成了右派分子。这也就决定了她一生的命运。
当年经过这场运动，目睹林昭言行的人对她进行了评论。
当年也被打成右派的陈爱文说：“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检讨了，我知道的唯一不肯检讨的人就是林昭。不仅不检讨，还在会上公开顶撞。有人对她说，你是什么观点，讲出来。林昭回答：“我的观点很简单，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
一位当年的左派，多年之后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讲到林昭突然号啕大哭。他说：“平心而论，林昭那时的言论都是常识，但我们那时处于历史的低谷，把常识说出来就是反革命。”
这位老人最后说：“马克思说：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我觉得，林昭就是一个有着那样骨气的人。”
林昭在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后，说过如下的一段话：
“现在我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命运问题，北大划了那么多右派，全国划了多少？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林昭被监督劳动，因病回到了上海。
1960年，一些人出于政治考虑，办了一份地下刊物《星火》。据因此而被捕入狱的人说，这些人的出发点是：“鲁迅先生说，总要有第一个人站出来喊啊！如果一个民族到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真话，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林昭与创办此刊无关，但是这个刊物上刊登了她的一首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
林昭被捕了。
在监狱中，为防止林昭写东西，传播反动思想，她被剥夺了笔和纸。林昭不屈服，在没有任何写作条件之下，她用竹签、发卡等身边的物件，千百次的戳破皮肉，流出鲜血，然后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用自己的鲜血前后八年书写出了二十万字的文章和诗歌，反对奴役人的状态，控诉不自由的生活，批判让人流血的制度。
这真是一种北大精神。
林昭是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事业的真正继承者。
林昭这样写到：“每当我沉痛悲愤地想到……人们，特别是我同时代的人，中国的青春代……怎样受难，想到这荒谬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断送着民族的正气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何况玷污着祖国的名字，而加剧着时代的动荡，这个年轻人还能不急躁吗？”
“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种比较文明的形式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这些东西没有唤醒人的良知，招来的是更加野蛮的迫害，
这些东西没有给她带来自由，而是更加残酷的刑具。
林昭又用鲜血写下了这样的话。
“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不知玩出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幅反铐，时而并行，时而交叉，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无论在我绝食中，在我胃炎发痛通的死去活来时，乃至在妇女生活特殊的情况下，不仅从来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来没有减轻，比如两副镣铐中暂除掉一副。”
我很难想象，一个如此柔弱的女子，脚上带着脚镣，双手又被反铐着两幅手铐是一种什么滋味，怎么能够生活下来。
难道是怕她跑了吗，她跑得了吗？！不是，这就是摧残、就是迫害！就是怕她用手中的笔写下点滴文字。
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对人们的先进思想，以至对文字惧怕到这种地步，这个政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它能够稳定吗？能够长治久安吗？在一份林昭服刑之间重新犯罪的纪录中，这样写到：
“林犯关押几年来，一贯拒不接受教育，书写了大量的反动血书。虽经工作人员多方教育，并采取了单独关押，专人负责管教，家属规劝等一系列管教措施，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
林昭的精神将和李大钊的精神一样光照千秋。而她的人性理念将更加久远。
1968年，文化大革命达到了高潮，上海帮也猖獗到了极点，这时林昭也走到了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1968年4月30日，林的家中来了一名警察，留下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被枪决。家属要交5分钱子弹费。”
她的母亲听到后，立刻晕倒在地。
林昭死了，年仅36岁。
林昭的父亲今天早已不在人世，1960年他得知自己心爱的女儿被捕入狱之后自杀身亡。
1980年8月，上海高级法院以“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招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
2004年8月11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对林昭其人、其事、其结果作了全面报道。
林昭、来向荣、朱德威只是北京大学722名右派中的几人，占总数不到百分之一，其他人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程式各有不同，本质并无其异。
据中文系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王大鹏先生统计，仅中文系一个系被打成右派的人之中，就有7人被拉上刑场枪毙处理了。
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学子的这种命运一定是蔡元培先生、李大钊先生、陈独秀先生引进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时所没有想到的。我认为，也不是他们所希望的结果。
李大钊有一句举世皆知的名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定是赤旗的世界。”
难道赤旗之下的世界就是这么一个世界吗？如果是这样的世界，全世界的知识分子能接受吗？能不进行殊死的抵抗吗？今天世界上又有哪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在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革命呢？几乎没有。这不是很说明问题吗？！显然，赤旗之下的世界，不是这个世界，它应该是人道的、充满人性的、和谐的、美好的社会。我认为，这也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和相当一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宗旨和目标。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也是这么希望的。
但是为什么会发生后来的事情呢？此时为什么发生了反右斗争这样的一场大悲剧呢？
今天，我看到所有追思这场运动的文章，都几乎无例外地把一切罪责归结为毛泽东，归罪于他要搞的一个大阴谋。我不认为是这样，至少不完全是这样。我认为在下层，有社会因素和国际背景，在上层是由于不同的治国理念造成的后果。
中国共产党要整风，让党外人士即知识分子提意见，这一决策是真实的。尽管当时的中共中央对此可能意见不一致，有分歧。不同的是：毛泽东要大鸣大放，鼓励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要造成声势，构成规模，形成运动。
毛泽东此时的一系列讲话都是围绕着这一宗旨进行的，其讲话次数之多，内容之广泛，态度之诚恳，连后来他倾注全力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没有过，可以说后无来者。
不能设想，机敏如毛泽东的人，完全为了反其道而行之，会下如此大的赌注。他完全可以一言不发，如文化大革派工作组一样，然后再全部推倒。以他的权利地位和威信，是易如反掌的。何必自毁形象，自己打自己嘴巴，干那种出尔反尔的事情呢？
所以只能说，他当时讲话是真实的，真诚的。但形势发展了，他的这些话被否定，他又说出了另外一番话进行辩解，以维持他的一贯正确的形象。但是，他个人的威信在真正的知识分子中已经遭到了极大的损害。
与毛泽东在治国理念上不同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特别是邓小平这个人。
邓小平这个人一贯地不主张搞什么运动，这几乎是贯穿他一生的东西，更反对大鸣大放、造声势。他就是干事情、实干。这很难说是优点还是缺点。只能说是他的特点。
在当时的国际环境变幻的时刻，他更希望政治稳定。
客观地说，不论要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毛泽东和希望保持稳定少无事生非的邓小平都没有错。
问题是下边愿意迎合哪一种理念和宗旨。
下边很明显有两种倾向。
知识分子从内心愿意鸣放，在鸣放中争自由和权力；各级干部和官员反感鸣放，怕放火烧身，那么整风对自己不但是一关，而且可能是一劫。
而属于主导和决定地位的，是掌握着一切权力的各级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
由整风、鸣放转为反对右派斗争，事情就这么发展下来了，结果由整风变为反右派向党进攻的斗争。各级干部和官员这么进行运动，这么搜集整理着材料，也是这么宣传着。
在北京，这一运动造的声势最大，调门最高的就是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在这两校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北大的陆平和人民大学的胡锡奎这两个党委书记。
两校互相支援、互相呼应，互不示弱，推波助澜。
人大搞出葛佩奇案件，轰动全国。这一事件对于全国反右斗争的升温和定性起着关键作用。因为葛佩奇这个穷凶极恶的右派分子，扬言要杀共产党。
那么葛佩奇案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葛佩奇毕业于北京大学，与姚依林、陆平、周克刚等七人是北京大学第一届学联委员，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受党的派遣打入胡宗南部队，搞清报工作。与后来成为副总参谋长的熊向辉搞的是同类性质的工作。在胡宗南部队工作期间，受胡宗南的信任，被授予少将军衔。利用这一有利职位，为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搞到极有价值的情报。他还去东北搞过情报工作。
解放以后，葛佩奇分配到人民大学工作，这时就遇到一个身份问题。如果承认葛是中共派到胡宗南那里的，他就是有身份、有地位的领导干部，如果不承认这个派遣，他就是国民党少将军官，就是留用人员。但是，葛佩奇的入党介绍人和地下工作的单线联系人都在战争年代死去了，无人可以证明。这样，事情就变得很难办。
很难办，并不等于不能办，因为这件事情西北局是知道的，是可以调查清楚的，只是要费些工夫。葛佩奇与人大党委书记胡锡奎相熟，胡在西北局工作过，就要求胡锡奎去调查取证，落实自己的党员身份。胡既不调查，也不取证，就是不承认葛佩奇的中共党员身份，那葛佩奇的身份就是一个国民党少将。葛佩奇非常不满。自己当年不怕牺牲，不计名利的为党工作，同为共产党员的胡锡奎竟然对同志如此无情，如此冷漠，如此官僚主义，令人不能容忍。
反右初期，人民大学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会上葛佩奇讲了这件事，并直言相告“要是共产党都象你这么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敌人要是再来了，还不把共产党给杀光了。”
这个座谈会在报上两次刊登，已是面目全非。变成“葛佩奇说‘要杀共产党。’”
当时人大组织部长是李逸三。
李逸三是黄浦军校第五期的毕业生，参加过广州起义，是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1933年武乡县党的创始人。他是一位富于同情心的、难得的实事求是的好干部。
虽然在党委定葛佩奇为右派的会上他也举手表示了同意，但是他坚决不同意后来又把葛佩奇定为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关进监狱，和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葛佩奇被关进监狱以后，他在给葛佩奇的信中仍称他为葛先生，令葛佩奇深为感动。葛佩奇平反后第一个去看望的人就是李逸三。
林希龄女士为自己右派问题平反去北京时，第一个找的也是李逸三，李尽力帮助她，她每每提及都感动不已。
就这样，葛佩奇成了全国头号“要杀光共产党”的大右派，成了反右斗争的典型人物，典型言论，在煤矿劳改了整整27年。由于家人被迫和他划清了界限，非直系亲属又不能探监，他是一名27年中没有任何人给他送过任何一点东西的犯人，仅就这一点，其艰难困苦就可想而知。
当时宣传声势之大，影响之深，以至于连密云县我这么一个初中学生，都知道有一个大右派叫葛佩奇，要杀光共产党。
这就是我对右派形成的最初认识。
当时我的一位老师也被打成右派，我觉得他不像是坏人，可是那时认为，北京毛主席身边的事情不会错，这种看法一直伴随我多年，也是我最初对北大的认识，对北大右派的认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也是跟着一起批，一起喊“右派就是反动派”，都成了顺口溜。认为他们和地主、富农、反革命是一样的，批他们准没错。
想起令人惭愧。
当时的中国就是这么一种认识，鸣放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右派言论，右派就是要翻天，要杀共产党，就是反动派，该镇压，反右斗争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
当时争相上报的材料大多都是这么一类东西，耸人听闻、断章取义、上纲上线、任意曲解，实事求是的东西很少。我相信，就像58年上报粮食和钢铁产量一样，水份太大了，好象全国到处都是要推翻共产党的右派分子，这是导致毛泽东和中央收回和改变鸣放方针的国内原因。
这种估计认识和以后作出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没有道理的，不合法理的。
1）：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是非常稳固的，中国共产党非常得人心，并受到了95％以上的人民的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掌握全部的军队、公安、警察、监狱和政府机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和挑战这一权力。
2）：让人讲话鸣放是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出的号召，知识分子奉命行事。重要的是并没有人搞大规模的游行，而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又是写在宪法上的，搞了也不犯法。
3）：对于言论不分青红皂白，反右时一律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论处，而且不许申辩，不听申辩，组织想怎么定就怎么定。
这就留下来无穷的后患。
从1957年北大的反右斗争联系到全国全面的反右派斗争来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影响最深远，后果最严重的一场政治运动，它埋下了从经济到政治思想的种种祸根。
它与镇压反革命和肃反运动以及“三反”、“五反”和反胡风集团都不同。
镇压反革命和肃反毕竟是以具体的历史问题为内容，就是有偏差，也是相对有据可查，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三反”“五反”运动是解决具体的与经济相关问题，是对腐败分子进行清除；反胡风集团是在思想界对不同见解进行打击，镇压离经叛道的思想，是打击知识分子的一场运动。但范围是挺小的，打击也是有限的。
但反右斗争就不同了，它是一场从上到下，具体到每一个单位，涉及到每一个知识分子以及他们平时写过的每一篇文章，讲过的每一句话的运动。不仅如此，基层单位领导和党员可以选中他们不中意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情，根据自己的意愿定罪上纲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一条可怕的线上，然后随意处理。轻者打倒，赶走，下放农村监督劳动，重者投进监狱或死于非命。
这是一次毫无信义，毫无原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蛮不讲理的政治运动，是一次对知识分子最野蛮的突然袭击。
这场运动对高等学校，对知识界、文化界，艺术界的打击最为深重和严厉，其残酷程度，在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
反右斗争正式定为右派分子的达到四十多万人，牵连的家属达200万人以上，波及的亲朋关系达上千万人。
2004年邓小平百年诞辰之后，我去看朴方，谈话中他说“咱们国家56年以后的历史看不下去，不忍心看。”这句话和他当时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57年以后，党外没有人敢讲话了。
这次运动和对知识分子的打击，以及对全国人民精神上的影响决不是这么一组简单数字所能体现的，它的后果是当初实施这一打击的各级领导始料不及的，更是支持这一运动的群众想不到的。
反右斗争的直接后果可以概括如下：
1）：中国能够独立思考，敢于对国家负责的一代精英被毁掉了。社会失去了敢于仗义执言的骨干，人民失去了反映自己心声的喉舌，政权失去了可靠的舆论监督力量，思想界丧失了生气勃勃的灵魂，科技界缺少了创新的人才和探索的精神，文化界、教育界没有了真正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封建社会都知道，士为民众之首，打击了知识分子，就等于摧残了民族的精神，它的后果一直持续到今天。
2）：从反胡风运动开始进行的全国性大宣传，到规模更大，内容更广泛的反右派斗争，对整个知识界、文化界、艺术界的知识分子的心灵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威慑，这正是这场运动的发动者所要达到的目的和追求的政治效果。从此以后一个国家中最有活性，最有理性，最具科学思想和对社会任知能力的一个族群——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三缄其口，沉默不语了，讲假话，大话，空话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
事物总是处于对立而又统一的同一体中的，社会亦然。
当正确的东西，科学的东西，政治上右的东西被打击消弱；错误荒唐的东西，邪恶的势力，政治上左的东西就恶性膨胀发展了。经济上导致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此后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死了四千万，并遗留下了一套积重难返的，僵化的经济体制；政治上造成了一言堂的局面，并一步一步走到了文化大革命。可以说，这种种令人痛不欲生的事件无一不与反右斗争紧密相关，从中可以看到矛盾的种子或矛盾的胚芽。
从反右斗争以后，整个国家和社会被引上了一条单轨的，疾驰向左倾斜的快车道，几乎驶进全面倾覆的险境。
3）：整人的手段，从语言到程序，从形式到内容，成了一些干部和左派党员手中的利器和法宝。整人的打手，整人的专家以超过被打击人数的几倍，十几倍的数量培养造就出来了。
由于社会失去了积极，正义，充满活力的思想制约，由于失去与之相对的右翼政治力量的制约，左的思想，左的行为，左的势力恶性发展，终于达到主宰全社会，支配全社会的地位。
它要发威了，社会要看到它的恶果了，只等一声令下，就要开始对一切阻碍他们，属于统治地位的力量进行进攻和打击了。
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反胡风、反右派斗争总结出的一切整人手段、整人方式、整人内容、全面系统超大规模的实兵大进军。只不过，这时这些被培训的打手，矛头之一是打向了他们昨日的领导者，昨日运动的领导者和反右思想的灌输者。
辩证法就这么无情，
左翼势力就这么无情。
4）：当政权失去自己应有的调控和制约力量，当一种思想成为主体意识独霸社会，而政权成为一种势力，一种思想的代表，失去代表整个社会，代表国家的主体地位的时候，社会就会重新产生自己的制约力量，在新的条件下进行制约，进行斗争，进行反抗。社会就是这么辨证发展的。
受到打击和排斥的阶级和势力，为了自身的权力和利益不能不斗争，他们为了改造、改变社会不能不斗争，他们为了端正社会的发展不能不斗争。
这是符合辩证法的客观发展规律的。
当然，一场全国性的动乱就这么产生、发展和形成规模了。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也是我们看到、听到经历过的一切。
北京大学当年思想最活跃，最带前沿性，反右斗争打击面最广，所打击人数相对最多，最野蛮，最不讲理，所以造成的左翼势力在这里也就最强大、最强劲、最猖狂、最肆无忌惮，整人手段最毒辣，最无所不用其极，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冲突也就最激烈、最残酷。
反右派斗争的后果和影响是极其深刻、深远和长久的，是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中国应该认真总结反右斗争的沉痛教训，中国应该认真总结用政治上的残酷手段，用政权的力量解决思想问题的严重后果和教育。
中国也应该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这应该是思想界长期的，历史性的任务。
当然造成反右派运动有国际背景和因素，近期原因是以匈牙利事件为代表的东欧的骚乱。而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产生长远影响的，是美国政府早期发表的《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
这个白皮书，是指美国国务院1949年8月5日发表的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
艾奇逊的信是指其1949年7月20日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
特别是艾奇逊的信中的一段话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影响极大。
他是这么说的“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它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
从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就把艾奇逊的话拿来示众，以此对中国知识分子进行警告和鞭策，这几乎成了知识分子的梦魇。是压在知识分子头上和心上挥之不去的东西。
这就成了建国以后对知识分子打击压制的诱因、理由和根据。
美国在世界上，在中国总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对世界和中国的事物或者指手划脚，或者横加干涉，追求自己一己的政治目的而不顾社会后果。
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就是这样典型的美国式的说教的代表作，在中国产生了适得其反的严重的政治后果。所以，在任何时候，我都对美国的言论，特别是美国官方言论持否定态度，有时极为反感和讨厌。
我确信，中国的事只能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人有中国人的逻辑和办法。
1957年以后，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形成一种威慑，造成了恐怖，谁都知道讲真话的后果是什么，谁都看到了右派分子的下场，因此，也就没有人愿意讲真话了。听不到真话，制定政策的人很容易脱离实际，而错误的荒谬的东西必然就会畅行而无法制止了。
反右以后，不仅给党的政策，给中央机关提意见不可能了，就是给任何一级党的领导机关，给任何一位领导干部提意见都不行了，给任何一位党团员提意见也不可能了。因为这都意味着反党、随时可以被整材料上报作出处理。
此后“驯服工具论”成了圣经，知识分子沉默了。
知识分子阶层和各级干部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有思想、最有见识，最有知识、最敏锐的一个族群，如果他们处于这种状态，一个国家怎么会不出问题呢？不出问题那是不可能的。1958年大炼钢铁，北京市冶金局讨论指标，局长提出以北京现有的冶炼能力根本完不成规定的指标，不是底下干部右倾，是指标定的太高了。在座的几百个冶金系统的知识分子、专家，无一人说一句话，表示赞同和支持。这难道能怨他们吗？当说真话根本没有人会听，反而会被送去劳改，累及家人，断送孩子，谁又能不考虑后果的讲话呢？不为了自己，为了家人也不会再讲话了。这种鸦雀无声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恶果，并贻害无穷。
但是，事物的发展是有着自己的科学规律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不遵循，大自然教训你，就有了三年困难时期，就有了后来的一切，直到文化大革命。
话总会有人讲，党外不能讲，党内就会讲，下层不敢将，上层就会讲。这就导致了庐山会议彭德怀事件和共产党上层一系列激烈斗争，终于发展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发展到文革的白热化。毛泽东认为，党内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坚决斗争“炮打司令部”。这一斗就是十年。
因此，我认为关键的问题是言论自由。
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它的碑文写道：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可见自由幸福就是革命的目标之一。
当民族已经独立，内外敌人被消灭了以后，争取人民的自由幸福便成为主要的目标了。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不会是一个幸福的社会，而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前提。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真理。
为了认识这个真理，千万个林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中国人十年文革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除了胡风集团之外，右派分子在中国的命运是最悲惨的。因为对他们打击的时间最久，打击的手段最残酷、最严重，打击的面最大，人数最多，而且最没原则性。反右派斗争造成的后果最严重，可以说此后产生的一切消极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都与此紧密相关，是这一运动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因此给右派分子平凡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57年的北大打了722个右派。
这是一个令人心惊肉跳的数字。
陆平原来是铁道部副部长兼任政治部主任。铁道部撤销政治部以后，陆平带着政治部全班人马到了北大。
对于全国最高学府北大，一方面与中央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一方面在高校和思想界又处于领袖群伦的地位。派陆平这样一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毫无建树的人当校长本已不妥，又带来一批纯粹搞政治宣传的干部就更欠考虑。是极为不合适、不周到的。
陆平来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全面夺权，全面掌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要把原来的党委书记江隆基挤走，把马寅初赶走。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抓住他们的错误，当时抓政治错误最有力的一条就是把干部定为右倾，陆平就是这么干的。一上来三板斧，砍向江隆基的就是说他对右派分子手软，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所以，一边批江隆基的右倾，一边加大对右派的打击力度。右派分子就由原来的146人增加到722人。
随之而来的是为了夺权，又制造了当时北大组织部长人事处长张侠丢失自己挡案的事件。陆平一方面在市委中上层干部会议上进行宣传，然后就在北大校刊公开刊登撤职通告，这在北大是没有先例的。
张侠说：“陆平整人不择手段，不顾起码的常识，人事处长怎么会自己掌握自己的档案，怎么会自己看自己的挡案，党哪有这种规矩。陆平是只要需要，是什么事都干的出来，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此后，又把江隆基时的干部集中到北大临湖轩，所有人都给整了个遍。
江隆基调到兰州，陆平成了北大的党委书记，他从铁道部政治部带来的人充任了要职，同时重用在反右斗争中搞批判，冲锋在前的一批人。
下一个目标是马寅初。
在57年反右斗争的时候，马寅初个人在劫难逃。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被说成是配合右派向党进攻的毒草。有人在报纸上以不点名的方式批马寅初，说：“有人借人口问题在搞政治阴谋，这完全是右派进攻，必须追查。”
反右斗争结束了，但对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的批判斗争并没有完结，不仅没有完结，反而一步一步升了级。到了1959年，展开了声势更大的批判斗争。康生直接指挥北大的党委书记陆平进行了这场斗争。
从1959年12月中旬到1960年1月中旬，北大不仅举行了很多次的小批判会批马寅初，而且曾先后召开了三次全校规模的大会批判马寅初，并在内部召开两百人参加面对面的对马寅初的批判斗争。
同时，陆平发动全校贴了上万张大字报，如洪水猛兽向马寅初铺来。
与此同时，各种报刊上发表了82篇文章，对马寅初进行点名批判。
给他上纲到：
“马尔萨斯主义在中国的翻版”、
“是借学术为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攻击我国国民经济大跃进和高速度发展。”、
“供给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攻击和污蔑人民公社”、
“攻击社会主义经济，歌颂资本主义自由竞争。”、
“法西斯‘全体主义’在中国的翻版”、
“与党和马列主义争夺领导权。”、
说马寅初：
“从解放前到现在一贯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服务。”、
“历史上几十年一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
马寅初坚决不服，他对康生嚷道：“我马寅初是马克思的‘马’家。”
马寅初被迫于1960年1月4日向教育部递上辞呈，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
陆平接任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这些事当然都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江隆基在位时的老教授、老干部如周培源、季羡林、张侠、陈守一、冯定等人，对江隆基都充满了感情，深深地怀念他。而讲到陆平没有一个人不批评他。
落实政策时，陈守一更是说起来没完。
陈守一是曾与吴玉章参加万县起义的干部，行政级别五级，比陆平还高一级。在北大出任法律系主任，同时任中国律师学会会长。是中国著名的法学专家和权威之一。
落实政策时，他拉住我的手，先是控诉聂元梓和牛辉林，聂元梓指挥牛辉抄了他的家；然后就讲到陆平，一说到陆平，陈守一的头不停地摇，摇得跟个“不浪鼓”一样。一句好话也没有。结论是：“这个人党、政、团、青、妇一把抓，霸道得很，什么意见也不听，整人不择手段。”
北京大学这个高级学府，从五十年代就不停地搞运动，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
它造成了两种结果：
1）：仅反右打722名右派，就得多少人上阵，就培养了多少积极分子，这些人相当一部分都成了以后历次运动整人的骨干和打手。从反右倾、社教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一次次搞运动，他们的队伍不断扩大，骨干也就形成了。
这是到今天为止，所有发表的总结中国现代史，包括为右派平反昭雪的文章和写文化大革命的文章都避而不谈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与打右派整人是一个事物一切运动的两个方面，是认识中国问题、认识运动的本质和今天仍然存在的社会后果的关键内容之一。
文革以后，对此或者略去不提，或者简单地归咎于红卫兵，或者简单地说成一句“造反派”，这是不行的。
红卫兵才多久？“造反派”——当时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千百万群众都可以称为“造反派”，但整人打人的人，把知识分子和老干部置于死地地只是一小撮。可以说相当一部分就是这些历次运动涌现和培养的骨干积极分子。
文化大革命整人的主要就是他们。
陆平培养锤炼了这么一批人，最后为聂元梓所用。
他们出身好，“干净”，没有老干部从事革命斗争的复杂经历，因而也就没有“犯错误”的历史。他们又有参加运动的本钱，反右派斗争的资本和政治斗争的经验。他们学了几句马列主义的词句，自以为懂得马列主义，他们以此为武器，随意的教训打击任何人。
以北大为例，他们就是要以这样的资本和经历夺取全部权力。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把手中的利剑一面刺向老干部，一面刺向敢于反抗他们的青年学生。实际上，他们追随聂元梓，聂元梓利用这些人夺了陆平的权，对陆平进行打击。其代表人物孙蓬一、郭罗基、魏杞文等就是这时成长起来的。
孙蓬一是调干生，复员军人。
孙蓬一是聂元梓的亲密战友，在北大是与聂元梓平行的人物，人们把他们并称为“聂孙之流”。在北大搞武斗、设监狱，对干部、教师和学生进行镇压，主要是他和哲学系的干部所为。在北大，人称希特勒式的法西斯分子。
郭罗基是苏州团委调干生，1955年入北大历史系学习，因反右和以后斗争有功，有理论批判能力，后来由历史系专学马列主义，成为所谓的马列主义教员专家。他支持聂元子，联系哲学系和历史系的人。
这样的人各系都有一帮人。
代表人物有：哲学系的李清昆、陈宝华；生物系许新仁、西语系周长贵、经济系王茂湘、地球系的刘宝章、丁民仆、然后又在各系、各年级、各班培植和拉起一大帮学生骨干，壮大他们的队伍。
2）：这么一次又一次的运动，这么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虽然得到了一般的知识分子和学生的响应，但他们内心是复杂的。因为一次次运动的结果使得大部分知识分子压力很大。尤其是擅长业务的青年教师，业务骨干和热爱专业学习的学生，他们对运动并不感兴趣，甚至可以说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无处躲无处藏。
冲突的火种就这样埋下了。可以说这就是文化革命两派，至少是北大两派划分的基础。
正如当年陆平取代江隆基一样，这些运动积极分子也急于取代陆平，毛泽东将这次运动的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看清之后便紧紧跟上。他们当然不会手下留情。所不同的只是，这一代打手更狠、更无情、更残忍、更迫不及待。
北大是全国的缩影，文化大革命全国的混乱不是偶然的，错误也不是毛泽东个人的。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是共产主义运动不可躲避的一劫，对共产主义革命的反思，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是我处理落实政策的思想基础。
5：李纳入党问题
在落实政策的工作中，我遇到了一个很特殊的问题，这问题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就是毛泽东的女儿李纳在北大学习6年不能入党。文革中，一些人为此遭到批判和冲击。该如何评判此事，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
首先我要谈一下李纳在北大不能入党的问题。
这事虽然简单，但它反映的问题非常深刻，这事不大，但它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我认为，人们对此认识不足，对它的严重性估计不够。
一考上北大，就听说毛泽东的女儿也在北大学习，这无疑增加了北大的神圣感。但直到文革才听说李纳在北大受迫害不能入党。
说真的，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我根本不相信。毛主席的女儿在北大入不了党，谁会相信呢？毛主席的女儿在北大受迫害，谁会相信呢？
我认为，这是硬给陆平党委凑材料，煽风点火，墙倒众人推，怎么厉害怎么说。
直到后来听哲学系的何青同学亲口讲，才知李纳不能入党确有其事。
她说：“毕业前，李纳自己一个人坐在38楼前的台阶上。我问她：‘组织问题解决了没有？’李纳垂头丧气地说：‘没有。’然后一言不发。”
这时我才相信，李纳在北大没能入党是真的。但我也仍然不相信李纳在北大受迫害。我坚信毛泽东的女儿就是毛泽东的女儿，谁敢不另眼相看？还敢迫害？我更想不通的是，李纳这个毛泽东心爱的小女儿为什么不能入党？百思不得其解。我甚至想到，是不是毛泽东有什么考虑不让她入？或是她自己根本不愿入？又不像。我认为我这是胡想，很快自己就否定了。
我认为，这件事情不简单。
以后多年，在与各种人物的接触中，一说到这件事情我就想探个究竟，但始终不得要领。一直到2004年纪念小平百年诞辰的时候，我还和邓朴方说到此事，朴方竟然是第一次听说此事。
关于李纳不能入党的理由有以下几种说法。
1）：李纳生病在家，长期不在学校
2）：李纳没写申请，她不当一回事
3）：李纳太狂，不够入党条件
4）：李纳太左，观点左，做事左
5）：三年困难时期，大学不发展党员
我认为这几条理由都不能成立。
为此，我和很多人进行讨论和发生争论，包括和一些干部子弟发生争论。
李纳确实写了入党申请，历史系的党总支和党员从来没有人否定这一点，所以，根本不存在李纳不想入党和毛泽东不让李纳入党的问题。实际上，李纳很想入党，因为在校学习期间直到毕业也没有入成。为了入党，她又延长了半年学习时间，可见其入党之艰难。
李纳1959年考入北大，1960年休学一年在家，1966年才离开北大，根本不存在三年困难时期（1960——1962）不发展党员问题。至于说她左，那个时代谁不左。总之这些理由都不成立。
我说，如果我是共产党员，是历史系的党总书记或北大党委书记，我会把她入党当做头等大事来抓。李纳如果不写入党申请，我会连续做工作，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她不听，我就给毛泽东写信，请他督促李纳写申请，如果毛泽东真不同意她入党，请给以明确指示，存档备查。李纳写了申请，头天写我第二天就批准，回家养病也批。天天在毛主席身边，天天向毛泽东学习，毛泽东思想学的更好，更该批准。我不管什么规定不规定，我就敢批。
为什么？
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女儿。
我以上说法挨了不少人批评和批判，说幸亏你樊立勤不是党员，一点原则性也没有。可我不以为然。
但没有想到的是，我的看法得到了邓朴方的支持，他是唯一支持我的看法的人。他说：“主席的女儿，当然应该让入党。”这是他2004年讲的。当时我就想，到底是邓小平的儿子，就是不拘一格。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妨碍李纳入党呢？
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阻止毛泽东的女儿入党？
1978年我负责历史系落实政策工作。郝斌，原历史系党总支副书记，负责组织工作和学生工作，李纳入党的事情就是由他负责，因迫害李纳的罪名被冲击，也在这次落实政策之列。
我找到郝斌，单刀直入：“你当年为什么不让李纳入党？”
“你们别以为李纳怎么样，李纳在校非常狂，狂的不得了”郝斌并没有否认不让李纳入党这件事。
“她怎么狂？愿闻其详。”
他说了半天，我也不得要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两句话“李纳狂的很，她谁也看不起，别说党支部，就是北大党委，北京市委都不在她眼里。她张口就说‘彭真，彭真有什么了不起！’这话她常讲，狂极了。”
看来李纳不能入党是确凿无疑了，阻止她入党的就是这么一条。
说真的，我当时听了这话很不以为然，这话，你不能讲，我不能讲，李纳讲不算什么，因为这么讲就算狂，就不能入党，真是小家子气。岂有此理。
朴方在这点又与我看法一致。他说：“可不是，所有人和毛主席比起来都没什么了不起，说就说。她不狂谁狂，这算什么事。”大家子弟看问题就是与众不同。
郝斌的话是有来源的，这些话来自负责李纳入党的支部，这个支部的负责人，也是当年北大射击队的队长，当时就公开讲过：“李纳，叫你狂，就不让你入党。”
看来，狂是李纳不能入党最直接的原因。
至少，这是从支部到总支一致的看法和结论。
李纳当时的思想和处世态度到底怎么样呢？
历史系的同学概括为：低调、温和、有个性。
他们讲了这样几件小事：
李纳为了不惹眼，不引人注目，吃饭总是在最后。等食堂差不多没人了她才去。有一次，她刚一进食堂门，一个同学端着一碗棒子粥跑来和她撞了个满怀，粥全撒李纳身上了。李纳低头看了看，笑一笑就过去了。撞她的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毛主席的女儿。
同学说，李纳并不无事生非。
李纳为人处世很左吗？
中国著名历史教授侯外庐的女儿侯君初，也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她果断地回答：“她当时一点也不左，不但不左而且很右”
侯君初与李纳本不是同级，李是59级的，侯是61级的。李纳休学一年回校后，为了补课和61级一起上一些课，所以侯对李纳有所了解。
她说：“李纳当时看书的面就很广，爱好也广，她喜欢读古典诗词，爱听西方交响乐，欣赏佛教的《华严经》，这在当时很不简单。李纳生活的格调是很高的，我很佩服她。一般人都不敢。”
侯君初说：“李纳确实不把一些人放在眼里，她不管谁，该批评就批评。三年困难时期，减口粮以此减少国家困难，让每个人自报数字，一些人为了表现积极进步，拼命降低定量，30斤、29斤……最少的报了24斤。
李纳当时就发言：“国家可没让大家不顾身体，一个劲地降低，越低越好，要实事求是。我看你这个24斤就太少了，不实事求是。”那个同学反驳‘24斤，我够了，为了减少国家困难，我愿意这么做。’李纳马上说：‘24斤你够？那你为什么涂改饭票，偷偷给自己加上，你这不是弄虚作假搞欺骗吗。’
李纳不怕得罪人，也因此得罪了很多人。主要是他们系一批又一批的调干生，党支部的成员，天生的左派学生，积极分子。”
我完全明白了。
侯君初的话证明了许久以来深深地埋藏在我心中的一些看法，只是比我想象的还严重。这件事告诉我的东西远远超过李纳入党这一件小事本身。
我当时不知道她的情况，如果知道，我一定找她谈谈，交流交流看法。
她的心情和情绪可以通过一件事情看出来。
这事发生在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身上，杨绍明与李纳同在历史系，年级比李纳低。
杨绍明与众不同，在北大时活得很潇洒，身上经常挎一个照相机，喜欢照像，而且水平很高，令专业人士也很刮目相看。我认为他属于自然主义类型的少数派，平时顾虑不多。
一次过中秋节，杨绍明看到同学们生活的都很清苦，平淡，就由家中带来月饼和水果招待大家，让大家过个好中秋。
就这么一件简简单单、平平常常的事，过后成了大问题。班内组织对他的批评会，认为这是腐化同学们的思想，散布“封、资、修”的情调。
杨绍明一片好心成了驴肝肺。
这件事让李纳知道了，李纳对杨绍明说：“有东西我喂狗，也不给他们吃，我才不干这种事呢!”
这显然是一句气话，是针对这种极为不近人情的作法的气话，但由此不难看出李纳对这些人的反感到了什么程度，平时的情绪抵触到了什么地步。
这些人是不会让李纳入党的，断章取义的一汇报，上边也会认同。 我进了北大以后，一直有一种感觉，干部子弟在北大的日子并不好过。
我们班有一个干部子女，叫刘玉翠。她是由张北骑着骆驼进的北京城，101中学毕业以后考上的北大生物系。我们两个上化学实验课相邻，久之，无话不谈。
我知道她心情不好，在我们班不但人不了党，也人不了团。我当时就替她发泄，给她出主意。我说：“跟他们吵，别客气，你怕什么。你就说，我在革命队伍中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呢。你爸、你妈还不知在哪呢。”
刘玉翠当然不会吵，不过她对我倒是无比信任。
我当时认为，这可能是我们班的这些农村来的学生干部不是东西，刘玉翠个性又太强。所以才这样。
其实并不是这样简单，原来李纳、杨绍明一级的高干子弟竟然也是这样。这就不是一个性格问题了，也不是个人问题了。我也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显赫人物的子女在北大竟然无声无息无所作为。
一句话，他们也是被排挤被改造的对象。据说，北大的干部子弟改造的最好的就是邓朴方和胡德平。
这两个人是真正改造自己，向贫下中农向工农靠拢。下乡劳动四清时，翻山越岭、爬山涉水走在前边，挑担子争重的，干活挑苦的累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是改造的好的。比李纳、杨绍明好，比我更好。
杨绍明给人的印象是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改不好，自自然然，毫不设防，太本色、太自由、太随便，文革被他们系的那些左派打的非常惨。
李纳也不是不改造，至少是装模作样的改造一番，成了改造不彻底的“表现型”。
左派人士党内干部如此惧怕李纳，又如此反感她，当然会千方百计的阻止她入党了。
但是完全把责任归为下层的左派，也有欠公允。应该说，这在很大方面与系里的干部如郝斌有很大的一致性，也得到了校级领导的默认。否则，只要上边引导和做工作，下边是会听从的。
显然，这是上下一致的结果。
另外说三年困难时期不发展学生党员，这个理由不成立。因为三年困难时期是1960年——1962年，李纳考入北大是1959年，毕业是1965年，这期间高校和北大都发展过党员，胡锦涛就是这个时期入的党。所以，李纳在北大不能加入共产党是另有原因的，是北大党员自己造成的。
我之所以非常看重这件事情，并不是因为李纳本人多么重要，她入党能改天换地。而是这件事情对毛泽东的影响不可低估。可以断言，这绝对的影响了毛泽东对北大的看法和决策。
因为，毛泽东非常疼爱李纳。
毛泽东在陕北接见斯特朗女士，谈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时，手中牵着一个小女孩就是李纳。可见形影不离。李纳随他一起转战陕北，感情极深。
韩桂馨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她17岁时开始带李纳，她说：“我在黄河边的南河底村见到了毛泽东（1947年），虽然我在延安也见过毛泽东主席几次，但这次见面我仍然惊讶得目瞪口呆，生活中的毛泽东与公众场合出现的毛泽东多么不同啊。”
‘娃娃，我的大娃娃，好娃娃！’毛泽东这样喊着，毫不在意身边有那么多工作人员。抱着李纳亲着，拍打着后背，拍一下，喊一声‘大娃娃、乖娃娃，爸爸真想你 ’
李纳呢，李纳就喊‘小爸爸，乖爸爸，我天天想小爸爸。’她给‘小爸爸’表演一段‘打鱼杀家’我看到毛泽东眼圈红了，湿漉漉的。”
“她六、七岁便象小大人似的，随部队行军走路，一本正经和大人比赛谁走得快。
“战争锻炼人，李纳六七岁就经受过敌机扫射，会躲空袭。每到开饭时，她也象战士们一样自己拿着小碗，打一碗饭，一份菜。最困难时，一个多月天天吃黑豆，从没喊过一声苦。”
毛泽东就是这样看着李纳长大的。
在北大读书时，李纳每礼拜都回家，与毛泽东共同进餐。关系密切，感情之深，可想而知。李纳不可能不对毛泽东说入党的事。
江青在北大操场讲：“阶级斗争搞到主席家里来了”就有这个因素。
李纳的态度对毛泽东的影响超过江青。江青风光于大上海，一身毛病又极为张狂，毛泽东当然知道，而李纳不是这样，她是人如其名——纳于言，平时寡言少语。她的气质、爱好带着毛泽东色彩而少于江青特色。可以想见，她讲话的份量超过江青。这样，李纳入党的事对毛泽东内心触动会很大，会使毛泽东想得很多。
有人说，这样的话并没有听毛泽东讲过。
这是废话。
舐犊之情人皆有之，毛泽东不会讲，他会记在心里。一个大国领袖不会把这样的事情挂在嘴边上。
邓朴方遭受这么大的磨难，这么大的痛苦，后来，他就在邓小平的身边，根据毛毛的回忆，邓小平没讲过一句安慰、同情、是好是坏的话。难道他熟视无睹，不以为然？不是，他的泪只能往心里流，心疼。他不会说，更不会在别认面前表露出来。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邓小平了。
但当后来邓小平年事已高的时候，他还是有所外露。他见到张百发就问“三座门这儿的房子卖不卖？如卖我想给邓朴方买一套。这令张百发很感动，也使朴方感到很意外。很少流露感情的邓小平此一父爱的流露，情深似海，情重于山。这件事情他一定想了不止一天，也不止一次了，他就是不说。
邓小平不说，毛泽东更不会说，但他们决不会不想，他们也是人，而且是情感丰富深沉的人，他们只不过是先国后家，先大家后小家先人后己，舐犊情深是天然的、一样的。李敏外出，身边只剩一个李纳，毛泽东想到这些不会不动心。
特别是要知道，毛泽东的两个弟弟毛泽民、毛泽谭、一个堂妹毛泽建和自己的妻子杨开慧都被敌人杀掉了。自己的大儿子毛岸英牺牲于朝鲜，一个精明的侄子毛楚雄也被敌人砍死，另一个儿子毛岸青精神失常，小儿子毛毛至今没有找到。毛的内心深处，藏着很深的痛苦，实际上，他几乎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李敏和李纳，对一直跟在身边的李纳更是疼爱至极，李纳人不了党这件事会怎样的伤害他，是不用语言就可感到的。
毛泽东的这种不满，对教育也是对北大的不满在与王海容和毛远新的谈话中有明显的表露，只不过这是以对王海容和毛远新的谈话的方式发表出来。没有以对李纳的谈话方式来发表就是了。可以想见他对李纳的谈话讲得更多，更细。
当时我听了毛泽东对王海容和毛远新的谈话，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与北大的教育完全不同，与刘少奇《修养》教育人的思想完全不同。
怎么能说毛泽东没有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情感呢？事情的麻烦还在于，如果毛泽东可以经常接触各种各样的人，能和千千万万的人打交道，听取他们的意见和看法，事情就还好办。问题就在于毛泽东被困在高墙之内，终日生活于一个狭小的空间，和极有限的几个人接触，除了清一色的文化水平极低的警卫战士之外，就是少数的几个医务人员，能和他谈下边问题的人很少，能和他谈政治问题的人几乎没有了。
这样，李纳就成了不是唯一的、但是极重要的的渠道，她在这时的作用远远超过江青给的信息，至少是了解北大的重要渠道。对于毛泽东，她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李纳这么一个处境，毛泽东不可能全面了解北大，又怎么可能全面了解社会呢？
这样阻止李纳入党，就不是一般的问题，更不是小问题。所以，当年在北大听到这个消息，我就感到糟了，事闹大了，误会深了，问题严重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就问一些同学“你们说李纳在北大不能入党毛泽东会怎么看？”
同学们问：“那你说呢？”
我回答：“毛泽东心中一定想，下边一群王八蛋给我捣乱，等老子腾出手来，我再收拾你们。”
同学们说：“樊立勤，你说到毛泽东心里去了。”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不就先由北大开刀了吗，而且，毛泽东对历史系的情况极为注意，当李纳告诉毛泽东，历史系门口贴出的对联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毛泽东把“池浅王八多”改为“池深王八多”，可见他对北大、对北大历史系成见之深。毛泽东随后就发出了“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号召。
事情一下子铺向全国，要多糟糕有多糟糕。
我敢断言，不是全部原因，但是李纳的事情一定是原因之一，而且是重要原因。六年，毛泽东认识一步一步加深。
毛泽东的错误在于，主观估计了形势，错误估计了北大，认为是资产阶级统治了北大，包括李纳入党这件事情。其实，不用说资产阶级在北大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也没那么大的影响，资产阶级在北大被七斗八斗，早已斗得气息奄奄了。就是有力量、有影响，他们的力量再大，影响再大，也管不了你毛泽东的女儿李纳在北大入党的事情。他们根本就不是共产党内的人嘛。
我们系的副主任陈德明教授留学美国，在毛泽东的概念里应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国初期，响应号召回国。到北大时，打地铺睡觉、建系、建实验室，为国家的生物学费劲心力。回国时26岁，一直到62岁才入党。65岁退休。文化革命前17年，文化革命10年，整整27年也没有入上党，怎么能说资产阶级统治北大，统治学校呢？
实际上，毛泽东只是在头脑中固定的分出两个阵营，资产阶级一边，无产阶级一边，各个阶级、阶层排队，不在左边，就在右边，他已经根本不了解这个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世界了，坏事情就划到资产阶级一边，好事情就划到无产阶级一边。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资产阶级别说统治学校，就是统治一个街道小工厂的可能性都没有，毛泽东的话无的放矢。如果说，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并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为新的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革这些人的命，那不是他个人的错误，而是建国理论本身出了问题，和资产阶级一点关系也没有。
恰恰相反，问题几乎全部出在无产阶级一边。从理论到实际，从上到下。他怎么也想不到，或者怎么也不接受，正是他最推崇、最看重、最依靠的工农调干生，农村出身的左派学生和干部阻止了他的女儿李纳入党。正是这些人对他的女儿打击排挤了这么多年，把他的女儿看成“有资产阶级意识的人物之一。”进行压制和排挤才人不了党。
这就造成了李纳，也包括很多干部子弟生活在左右两支势力、两种思潮之间的狭小空间地带，或者说李纳生活在左派的专横和广大师生处于沉默状态的狭隘地域里，再加上李纳自我封闭，常人敬鬼神而远之。使得她在北大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这样就产生了她也说不清楚的认识和看法。
左在北大的意识形态上是占主导地位的，左派在北大是处于主动和决定的优势的。
北大与全国的单位都不同，全国一般单位只有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和右派之分，北大还特别有左派之称，老左派之称，根据左派的观点和哲学，不但右派必须打倒和批判，师生群众要改造，而且党委也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进行批判、改造和改变，他们要居于主导地位。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聂元梓等老左派和左派的掌权。
但李纳在北大时，陆平和历史系的郝斌与班里的左派态度基本一致，可以说是他们共同的态度，决定了李纳不能入党。他们当时的观点绝对反映的是左翼的态度，而不代表右翼资产阶级，和右翼资产阶级毫不沾边。
所有第一次听李纳在北大6年竟然不能入党的人，都几乎不能相信更想不清这其中的原因。这确实是常人思维难以理解的。
那么这些基层的党员，学生中的左派是出于什么动机这么做，竟敢这么做，又使系里的总支副书记郝斌和校 级的陆平和他们有了共同的看法。支持他们这么做呢？
从政治上说，北大是左派主导一切，决定一切的大气候，这是反右斗争、反右倾斗争的当然结果。这些基层党员大多数是调干生，复员军人，农村来的党员学生，他们自始至终认为自己是当然的左派，是当然的坐天下掌权者。其他一切人，一切势力在上边掌权都是暂时的过渡形式，都会给他们让位，也应该给他们让位。
他们认为学校中的领导，教授和干部子弟的生活高于他们这是不合理的，都是资产阶级的生活，都必须改变，都应该由他们改造和教育。干部子弟生活高于他们，他们心中同样觉得不舒服，不服气，同样要给以打击和改造。
他们嘴上这么喊，但他们并不反对过一种高级生活，只不过他们认为只有让他们享受这种生活和具有这种地位才是合理的。他们心中对这种地位和生活羡慕得很，他们的人生目标追求的就是这个。他们明白，教授此时的经济地位虽然高于他们，但阻止他们上升的主要还不是这些人，能与他们一争高下并可能优于他们的就是干部子弟，这是他们上升路上的主要对手。这样排挤压制干部子弟就是自然的、必然的，李纳也在其中。更何况他们已经明显感到李纳的思想意识与他们不同，有些他们不习惯，有些他们不知道，有些他们难于理解，更有些他们望尘莫及。李纳在他们的眼里是异类——属于资产阶级一类，就是应该打击。
难道他们就不怕得罪毛泽东？他们不怕。他们认为毛泽东高高在上管不着他们。管他们的是北京市委，是北大、是历史系。
他们的信条之一就是刘少奇说的“宁可犯政治错误，也不犯组织错误，他们认为只要言论忠于北京市委，北大和历史系就行。
他们认为自己的言行是有根有据的，就是刘少奇的《修养》和每日宣传的驯服工具论，李纳言行不符合党的规定，是错误的，就是要批评，不怕。
中国不少人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人士都讲过，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很好打交道，通情达理，不少老革命、老干部也不难打交道。我认为，一些有阅历的工农干部和一些本份的工农兵都不难打交道。就怕这么一群人，除了一个好出身，会喊几句口号，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懂，又自以为是，还要管天下的人和事，最可怕。在中国最可恶的就是这些人。
这里只是从整体上，从阶层上说调干生，具体到个人当然不是个个如此，当然不乏好人，象法律系的吴金岳就很不错，非常正直、非常豪爽，非常坦率。他虽然观点左，但是实事求是，为人正直，既反对聂元梓的暴政，又抵制牛辉林的胡作非为。
但是其中有一些人是很恶劣的。品质很差、素质很差，缺德少才却野心勃勃，紧跟着聂元梓穷凶极恶干尽坏事的就是这些人。他们极其残忍、冷酷无情、极其势力又贪得无厌。极端的贫穷造成极端的狭隘、极端的狭隘造成极端的行为“在贫困和无知的土地上，权力之花开的格外鲜艳”。
知道这一切，就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让李纳入党，为什么对邓朴方如此冷酷无情、为什么置人于死地的毒打杨绍明，为什么堂堂北大学子竟如一群纳粹党徒，私设监狱、私设刑堂、把明朝东厂搬到未名湖畔，把北大变成法西斯集中营。
那么他们怎么会得到总支和校党委的支持呢？他们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
有以下几点可以肯定：
1：他们在政治上有共同的东西
2：他们认为李纳讲出对彭真大不敬的话是原则问题，是天大事，是不能原谅的。如果放过，对北京市委不能交待，会犯错误。
3：他们都认为毛泽东“天高皇帝远”，只要忠于北京市委，忠于彭真就行。
其实，这些事彭真根本就不可能知道，更不用说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了。
这种深厚的政治背景，这么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对于李纳这位生活在极端单一的环境，接触人的范围极为狭小，在上层处于公主地位的单纯人，根本不可能完全理解，更是向毛泽东讲不清楚的。
毛泽东自有自己的办法，李纳拿这些人没办法，毛泽东可有办法。隐患就这么埋下了。
而北大以及全国的情况一定使毛泽东想的更多。
1）：从1961年到1966年，在全国共发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1亿5千万册，国外说是五亿册。全国大力发行，大力宣传，北大更是奉为圣经，终日讲的全是这本书和它所宣扬的“驯服工具论”。毛泽东一定把这一切归咎于刘少奇。我对这么学《修养》灌输《驯服工具论》非常反感，李纳怎么会不反感呢，毛泽东怎么会不反感呢？当时左派主要靠这个为武器，压人、打人。
2）：1962年，周恩来、陈毅等人提出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让知识分子入党，这很容易让毛泽东联想到李纳在北大不能入党的事，就使他更为反感。他从来都是把现实的斗争归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反对他的当然是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统治了学校，所以李纳才人不了党。北大就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大本营。
3）：毛泽东孤独的生活和狭隘的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使他不能全面认识中国的问题。他甚至会想到，你们这样对待李纳，就是对我来的。我活着你们就这样，我死了你们还不知会干出什么呢。
一个错误的认识恶性发展了，一个又一个错误的决断做出了。
所以我在给毛毛的信中说，北大阻止李纳入党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是怎么估计也不过份的。
我的判断是，陆平在这个问题上至少是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既不会办事，又不会做人。他辜负了毛泽东和老干部们对他的信任。
历史系总支副书记郝斌，在这个问题上起了极不好的作用，他至少是完全附庸和支持李纳所在班级的那批学生干部的错误观点和态度，说他是后台，一点也不为过。因为一直到了1978年他仍然坚持认为不让李纳入党是对的，是有道理的。可见其态度的顽固和恶劣。
对郝斌当然要落实政策。
但是不是因为江青在东操场讲话涉及到了他，他就算正确，就算受迫害，就算坚持原则，就应该重用呢？这就值得考虑了。这是两回事，道理很简单：
把郝斌的行为上升为迫害李纳是不公正的，他有权利按照自己的认识处理问题，他水平这样就只能处理成这样；但也不能因为江青讲话涉及到他，就认为他完全正确；受迫害和重用提拔是两回事情。前者需要改正、平反、落实政策。后者需要对其水平、能力进行全面考察。提拔干部要的是德才兼备的能干吏员，有时甚至可以更注重能力。
一些人的宣传和作法只能留下隐患，留下新的麻烦。这一点，在后来1989年春天风波中就表现了出来。郝斌当时是北大校党委副书记，他就给当时的中央带来了大麻烦。
造成这一结果，是他的政治哲学和态度在新形势下的重演。 6：北大是文化革命的发源地。从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到两校班子以“梁效”的笔名发表的一系列搅乱全国、打击老干部、打击知识分子，为林彪四人帮夺权造舆论的一篇一篇反动文章，无一不出自北大或者与北大有直接关系。梁效即北大清华两校之谓也。
聂元梓一直在北大，而且很活跃，“梁效”班子就在北大，一直干到四人帮被抓。
说其是一个反动堡垒，一点也不为过。
同时北大又是一个重灾区。
聂元梓和“梁效”一班人在全国胡作非为，并不能代表北大广大师生员工。他们能够这么做完全是因为在内部实行了残酷镇压，压制了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才能造成这么一种局面。
这样，清除四人帮和聂元梓的势力造成的罪恶工作和为干部、知识分子落实政策的工作就极为艰巨繁重。
一些问题随之产生。
这些问题表明了北大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文化革命中的问题在北大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聂元梓和军宣队、工宣队时期；另一个是8341部队进驻之后王连龙、谢静宜统治时期。
在聂元梓统治时期，从陆平、彭佩云到下边的各系干部全打倒了。聂元梓和她所处的哲学系及各系、各机关的左派掌了权。是清一色的左派专政时期。
王连龙带8341部队进校以后，除了陆平、彭佩云和各系主要领导以及知名人物如郝斌之外，绝大多数都重新任用了。这些“三结合”的人成了王、迟、谢代表的四人帮政策的主要执行者，而这时，以孙蓬一、郭罗基为代表的一些极左派并没有受到重用，他们对王连龙不满。
这样，在使用、任用和重用哪些干部的问题上就产生了分歧和争论。
这时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党委书记和校长周培源身上。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王连龙当政之时，不论是起用陆平时期的干部，还是起用聂元子左派，在支持四人帮的政策上没有任何不同。
陆平时期由铁道部带来的干部，当时任党委副书记的张学书就公开表态：“要坚决批邓”他的眼睛不好，一只眼睛睁不开。他说：“我闭着眼睛也要批邓。”此话全校人所共知。
根据周培源的说法，他们在推行极左政策上，包括把邓朴方赶出301 医院，与聂元子、王连龙、谢静宜等人没有任何不同。
周培源说：“对这件事情在会上我讲，你批邓就批邓，批反动路线就反动路线，这跟一个年轻人有什么关系，怎么能这么做！根本没人听，他们都支持。”周培源认为他们一贯就是这样。不对这些人进行处理，要解决北大的问题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些人从陆平到聂元梓到王连龙早已构成势力，要解决他们的问题谈何容易。
不解决又如何向全国人民交待？向中央交待？怎么能说北大是重灾区。人民对北大当时的反感达到极点，以至打倒四人帮游行时，人们不断地向北大的队伍丢石头、吐口水，可见人们的情绪。
周培源是一位科学家、教育家、但搞政治是不行的，政治与科学是两回事。
这时，郭罗基以周培源的名义搞了不少活动，为聂元梓等人鸣冤。他在这时的表现是恶劣的，起了极坏的作用。他公开就讲：“有什么了不起，北大不就是死伤了200多个人吗！全国这样的事情多了。”。讲出这样没有人味的话的人有什么资格高叫人权呢?这时，哲学系总支在他的掌握之下，他认为哲学系毕业分到外地的毕业生，主要是反对聂元子的，他坚决反对让这些人返校回炉，继续深造。所以在文科系中，哲学系是没有大学生返校的系，多少优秀的人才为此失去了最后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郭罗基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哪怕是很小的权力，都是非常可怕的。大学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地方，大学的校长和各级领导应该是惜才如金，爱才如命的人。而在郭罗基这些人的眼里，人死伤都不算什么，人性都没了，还谈什么人才。在逮捕聂元梓和孙蓬一之后，为了减少北大落实政策的阻力，把他调到南京大学，是完全正确的。只是他认为是我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不对的。
但是不管郭罗基多么活跃，有多大的野心，他也只是他们推出的新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并不是当时最主要的麻烦。很简单，他的地位不够，力量不够，他只是校长办公室一个副主任。他们真正的靠山是以党委副书记张学书为代表的力量，在王连龙倒台之后，他们又附庸到了张学书的身边。他们掌握着一大堆张学书的东西，包括他坚决反邓的证据，认为这可以为他们所用。
张学书此时代表的是从陆平到聂元梓王连龙时期凝聚在一起的左派力量。
这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关系，是一时说不清也不好解决的问题。
斗争极为激烈、尖锐而又复杂。
任何政治活动，包括对四人帮余党的清理，总要落实到组织处理这一步，这是结论性的一步。怎么办呢？
同样，根据中国历次党内斗争的经验，当内部出现“剪不断、理还乱”的情况，进行人事调动就成了最快、最好的解决方法。
实际上，这时邓小平一直亲自过问北大的事情。邓经过全面的考虑，作出明确指示：“北大要调出2000人。”
我曾当面问过第一书记周林同志：“这是邓小平的意见吗？”
他肯定的回答：“当然是邓小平的指示。”
我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意见，也是最好的办法。
因为北大问题太严重了，罪恶太深重了，这时追查起来，聂元梓势力把责任推给了王连龙，王连龙或者推给聂元梓，或者推给江青、毛泽东，完全洗请自己，把水搅浑争论不休。那就先不争论。但是北大问题的严重性又摆在那里必须解决，必须处理。这样，采取人员调动的行政解决手段无疑是最好的办法，也是当然的政治抉择。
作为党员干部服从调动是别无选择的。
与他们所犯的错误相比，这样的处理是很温和的。
但是，邓小平的这一决断涉及的人太多了，2000多人谁都可能被触及。问题一下子白热化。
没有人愿意离开北大。
北大的魅力太大了，一流的环境，一流的名气，优越的条件，特殊的地位。何况几十年他们已经形成势力构成团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了。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心中有数，他们清楚的知道，一旦分而治之，做出的组织结论对他们是会十分不利的。
他们要做坚决的抵抗，加紧活动。
实际上执行这个指示不是没有困难。由于政治问题在北大难于定一个界限，因此，以什么标准调人也就难于确定。
这就使党委书记周林和校长周培源之间出现了分歧。
工作难以进行。
他们的活动有了结果。
上级在这时派出了“蒋南翔工作组”。实际上，在北大起作用牵头和活动的是曾任北大党委副书记，曾被打倒的彭佩云。
经过极短的一段时间调查，也可以说不用调查，这个工作组就得出结论：“北京大学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也 就是否定了邓小平北大调出2000人的指示。
令人震惊的是上级很快就接受了这种看法，并以此成为处理北大问题的既定方针和基本原则。
北大只调出郭罗基一人为了结。
等于周培源的工作被否定，周林的工作也被否定。
这样，被肯定的就是陆平时期的干部，同时也包括除聂元子、孙蓬一、郭罗基三人之外的全部干部和所有迫害知识分子和干部的人。
这样他们所干的一切坏事也都作为罢论，在北大再也不能说了，更不能追了。
此后，周林、高铁、苇明等人这些外来的书记们夹着皮包走人，不久周培源也迁出北大。不仅如此，最后周培源被内定为“三种人”，即属于“造反”和“打砸抢”分子之列。
要指出的是，邓小平“要调出两千人”的指示也就轻而易举的被否定了。等于放了一个空炮。
问题是，上级怎么这么轻易就接受了“蒋南翔工作组”的意见，也就是彭佩云的意见，而否定了邓小平的意见呢？这不是朝令夕改吗！
既然这么轻易否定，那当初“调出2000人”的决定又是根据什么作出的呢？
可以对此作出解释的，是以下几点理由。
1）：邓小平要抓全国的问题，要在政治上解决全国的路线问题，北大再重也是一个局部。对于邓小平而言，只能点到为止。
2）：全国的经济形势太严峻了。他要尽快把经济抓上去，全国的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知青返乡问题是当务之急。
3）：他们肯定了彭佩云其人，肯定了她的地位，也就肯定和支持了她的看法。而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受迫害的人的意见也就微不足道了。
4）：他们对北大的重要性、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后果估计不足。
说到底，不了解北大。
邓小平的说法是根据客观估计做出的，这个判断完全正确，但只是一个结论，是宏观的估计，是从总体境况做出的判断，缺乏对具体问题的了解和说明，更没有建立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的翔实的材料、数字做底盘，这个结论就缺乏力度。很容易被否定。
这时，影响邓小平的除了彭佩云，就是一些与聂元梓势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关系密切的人，这些人起了极为不好的作用。
邓朴方同班的何维凌就和很多人讲过：“樊立勤观点过于激进和偏激”
我不以为然。
我当时在北大就讲过，后来也给邓朴方写过。
我说：“北大调出2000人，是邓小平说的，怎么说我激进？！我不过是敢于公开出来支持这一决定的唯一一个人罢了。同时，我提出的要温和得多，我认为只要调出200人或者更少几十个人就行，通情达理，激进何在？！”
我在北大只做了三件事：
1）：批评张承先工作组进北大，把同学打成反革命
2）：炮打康生
3）：反对聂元子
哪事不该，激进何在？！
确实，我做每一件事情都态度坚决、义无返顾、尤其反对聂元子更是坚定不移，从不动摇。如果说这就是激进，我不予理睬。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要掉掉脑袋的，没有退路。如果聂元梓得了天下，我樊立勤必无生还之日。
我不顾个人安危坚决支持邓的决定，激进何在？在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工作不适合，有些关系难于调解，进行调动是中国共产党解决通常用的方法，一个温和的方法，免去了过多的纠缠和麻烦，免去做结论的难处，上级有权力这么解决。这与被调的人好与坏没有关系，好也要调，坏也要调，毛泽东就经常采取这种办法解决问题。“八大军区”司令说调就调，难道这八大军区司令都是坏人？显然不是，为了照顾全局利益，为了工作必须这么做。把北大的一些干部调出，比八大军区司令的调动理由充分得多，也容易得多，所以以蒋南翔工作组的一个估计，一种说法来否定邓小平对北大干部进行调动的决定，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是强词夺理的机会主义做法。
这样做不是爱护了干部，而是纵容了干部，这样做实质是包庇了一批坏人，让他们没有得到应得的惩罚。这样做是对受害的教师、教授、干部和主持正义的人的严重伤害。
季羡林先生在北大百年诞辰的时候，以九十高龄写出《我的牛棚生活》，纪念北大校庆，这是意味深长的。
他为什么不顾年高体弱写出这本书呢？就是为了揭露北大文革时期的黑暗和那些至今高官稳坐、富贵荣华、厚颜无耻、道貌岸然的坏人；就因为在北大坏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正义没有得到应有的伸张。
季先生说，如果他们还懂得道一声歉，如果他们不是那么心安理得，我是很容易原谅他们的，但他们不懂！所以我一息尚存也要写书揭露他们。
壮哉！季先生！
在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季羡林先生撞响了庆典的大钟，真是当之无愧！
一介书生、弱不经风，气节千古，北大魂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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