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检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三个过来人对话录作者：韶 华 “五一”节短假，文艺界的老朋友老齐和老范，来我家喝小酒。正在兴头上，忽然电话铃响了。讲了老半天，我把电话放下，老齐问：“什么事？老周！”我说：“是机关打来的。今年不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吗，机关要开座谈会，要我参加并且发言。”
“你去不去？”两人齐问。 我说：“我还没有定下，因为去了就要讲好话，我又讲不出来多少，所以我说，如果身体允许就去。” 老齐原来当过文联创作组组长，老范则是大学文学系教授，两人早就离休了，说：他们也接到了本单位这样的电话，70年了，还不大大庆祝一番呀。可是他们都说：“不想去，因为去就要发言，无非是‘光辉’的明灯呀，航行的‘灯塔’呀。讲些套话没有意思。” 我说：“我们现在纪念《讲话》，不能只是歌颂‘伟大’、‘正确’，更不能用‘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的态度。对待《讲话》，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方法。对70年我们实践《讲话》的实际、经验、教训，要敢讲真话。检验《讲话》的唯一标准是：它是不是推动了文艺创作，是不是繁荣了我国的文化？” 老齐说：“老周，你想想，粉碎‘四人帮’后，在政治上，党中央作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明毛泽东晚年犯了许多错误，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定性为‘十年浩劫’和‘十年内乱’，给刘少奇等几百万个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可是对于他的文艺思想，还没有讨论过。老周，酒后吐真言，趁着酒兴，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都是过来人，可不兴说假话哟！” 我说：“那自然。我以为《讲话》的内容大体上分为三个部分或者是三个关系问题：一，文艺和生活的关系；二，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三，文艺和人民的关系。《讲话》中文艺和生活的关系，是这么论述的：文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作家艺术家要长期到生活中去，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文艺家要深入生活，在生活中获取创作的素材。这个论断是正确的。” 老齐说：“你这么说，可也对，可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的‘阶级性’呢？《讲话》主要内容是文艺从属政治，为政治服务甚至为当前的政治任务服务。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说‘文化大革命’吧，它是最大的政治。1967年5月23日，正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人民日报》纪念《讲话》发表15周年题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明灯》。可见它首先是个政治文件，是‘文化大革命’的宣言书。文艺创作都要服从它。可是我们看看从属和歌颂‘文革’的作品，服务‘文革’的作品，像歌颂上海王洪文夺权的电影《一月风暴》之类，下场如何？所以文艺从属政治是错误的！” 老范急忙接过话题：“因为政治这个东西太变化无常：过去正确的，现在变成错误的了。过去批判的东西，现在成了歌颂的了。我们再放大范围看看‘世界政治’的是非变化：中苏关系，上世纪50年代是‘老大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牢不可破的友谊’，后来变成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苏联垮台后，现在成了战略伙伴。再说中美关系，过去‘美帝国主义’是头号敌人，现在怎么说呢？好像成为共同管理世界的伙伴了。所以政治这个东西，是变非，非变是，敌变友，友变敌。近代历史上这种例子太多了。所以文艺不能绑在政治的战车上。” 老齐接着说：“再说经济上：经济当然反映政治。原来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现在否定了；原来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现在也否定了。原来国有化是社会主义，民营即私人经济是资本主义，现在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已经占我国GDP的50%以上了，怎么说呢？” 我说：“我举个小例子：我有一位作家朋友，写了一部歌颂‘文化大革命’的小说。反面人物是走资派，正面人物是造反派。作品刚写完，‘四人帮’完了。于是作者把反面人物和正面人物调了个个儿，反面人物是造反派，正面人物是老干部。人们把这类作品叫‘改组派’，给文艺从属政治、服务政治开了个大玩笑。” 老齐说：“文艺作品一从属政治，作品都是短命的。如：配合‘三反五反’运动的作品，运动一结束作品的生命就完了。写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作品，歌颂工商业改造的作品，现在还能发表吗？王洪文在上海夺权后，立即有电影《一月风暴》出笼。还有讽刺知识分子‘走白专道路’的《苗苗》……凡是服从政治，配合运动的作品，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不少作家朋友说过：我人没死，作品死了！” 我忽然想起一个比较典型的文艺服务政治的例子，说：“我们辽宁省在毛远新掌政时，‘文化大革命’已经搞得经济濒于崩溃，买生活用品的票证达40多种了。人民生活极端困难。为了证明经济大发展、大繁荣，发明了‘哈尔套大集’。由政府下令，对农民摊派任务，让他们㧟着鸡蛋，抱着鸭子，牵着猪、牛、羊等副产品，敲锣打鼓披红挂花去赶集。你可别以为在大集上可以买到生活用品，太天真了。因为各个公社都要推广大集，大家一商量，这些产品，今天到你这个公社赶，明天到我这个公社赶，牲口是公家的，谁也不爱护，不喂草，赶来赶去死了不少。可是创作了电影《到处莺歌燕舞》，在全国放映。可笑不可笑？” 大家都笑了。我又想起了一个文艺从属和服务政治的新鲜例子，说：“不久前重庆作家们紧跟政治，歌颂唱红打黑，宣传‘重庆模式’。据说几部重头作品已经‘杀青’了，不知道怎么出版！” 老齐说：“刚才说的是作品。我们再看看文艺从属政治的作家、艺术家们的命运：从1951的‘三反五反’，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了大小运动50多次。文艺界打出了多少反革命和反党集团呀！‘胡风反革命集团’、‘丁陈反党集团’、‘罗舒白集团’……不少人进了秦城监狱。” 老范插话：“‘文艺作品要创造各色、各样的典型人物’是创作的常识。可是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1962年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提出，‘也可以创造中间人物’，当做‘中间人物论’被批判了好几年，人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至死。这也是‘文艺从属政治’的一个典型恶果。” 我接着他的话：“我们还可以看看30年代老作家文艺从属政治之后的创作：按习惯次序排列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新中国建立后，他们都是虔诚相信《讲话》，也努力实践《讲话》的。鲁迅死了，不说他。可郭老没有写出《女神》，他的诗，我只记得：‘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两句……茅盾在解放后基本没有写什么文学作品。曹禺配合政治的热情很高，在三年大饥荒时写了《卧薪尝胆》，为团结少数民族，又写了《昭君和番》，再也没有达到《日出》和《雷雨》的艺术水平。老舍写了《龙须沟》，也没有超过《骆驼祥子》，还在‘文革’中自杀了。不是他们没有才能，也不是懈怠，而是从属政治、服务政治的结果。” 老齐说：“上世纪60年代初期，李建彤写了一部小说《刘志丹》，是歌颂陕北革命历史的。毛泽东一句话：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除作家被开除党籍，监督劳动外，原来陕北的领导人像习仲勋、刘景范，也都遭了殃，许多西北解放区的老干部被打成反党分子。这个冤案株连了好几百人。” 老范说：“和文艺从属政治相关的，是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问题。歌颂光明，暴露黑暗，也是文艺创作的常识，可是从1957年‘反右派’以后，连相声《买猴》讽刺‘粗枝大叶’的‘马大哈’，也被当做‘攻击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马三立被定为‘右派’。再一个是文艺的‘阶级性’问题。文艺的阶级性也经不起推敲。中国的古典四大名著，是属于哪个阶级的文艺？能推到封建文艺的被告席上吗？俄罗斯的托尔斯泰，法国的巴尔扎克等，他们的作品可以列入资本主义文艺吗？我国建国之后翻译了那么多苏联的作品，都是修正主义文艺序列吗？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传统优秀文化都打成了‘封’，外国作品都打成了‘修’和‘资’，即‘封资修’，连《四郎探母》这样的传统剧目，也打成了“汉奸戏”，尘封多年。” 老齐说：“在‘文革’中，只剩下八个样板戏。那时，每年‘5•23’开庆祝会纪念《讲话》，庆祝文艺丰收。结果呢？电影院、电台、电视、戏剧就那‘八个’。每次开完《讲话》的庆祝会，演出和放映的节目，演的还是‘八个’，人们看烦了，发了票，人们不去，接着是发票记名，带号码。收票后谁来、谁没来，一查便知。这是对《讲话》的‘态度问题’。后来把看样板戏当成‘政治任务’，甚至改用开演后把大门上锁的办法，不让人们出去，强迫审美，想来有些好笑。” 我忽然又想起一个例子，说：“到1972年，‘文革’搞了六年，出版社没有出过什么像样的文艺作品。于是全国开了出版工作会议，号召大家写书、出书。于是郭沫若的《李白和杜甫》应运而生。书中把李白吹捧了一番，按‘阶级分析法’，把杜甫定为‘小地主阶级’的代表。我真不明白，郭老是怎么想出来的呀！” 我们三人一起大笑起来，这虽然是个悲剧，但我们笑得很开心。 老齐接着说：“‘文革’期间，由于没有书看，人民精神饥饿，一个文艺爱好者，写了一部《第二次握手》，在群众中大量传抄。公安部门立案侦查，结果查出是湖南省一个叫张扬的青年的习作。于是根据‘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的‘最高指示’，判了重刑。如果不是粉碎了‘四人帮’，作者恐怕性命难保。” “唉……”我们三人叹气了。 老齐接着问：“现在还常常演样板戏，样板戏是什么？你们怎么衡量样板戏？” 老范想了想，说：“如果单独评说这些作品的艺术水平，大体可以入流。但样板戏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台锣鼓，是‘文化大革命’的伴奏曲，是江青夺权的资本。” 我又说：“样板戏出笼后，还有一套创作必须遵守的‘原则’，也太滑稽。那不都成了‘仿作’了？创作中要‘三突出’，都是哪三突出？我不记得了。” 老齐说：“所谓‘三突出’即创作中第一要突出人物，突出人物中，要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还有‘三结合’，即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还有‘主题先行’等。领导为你想好主题思想，你按照主题，编个故事去图解主题。写工业的格式是：厂长犯错误，书记来帮助，老工人忆苦，揪出狗特务。写农业的格式是：主任犯错误，书记来帮助，老贫农忆苦，揪出狗地主。你不照这个模式写，就是否认阶级斗争。主人公要：身穿红衣裳，站在高坡上，伸手指方向。前几天电视台播放过一个节目，是电影《海霞》的编创人员的回忆录。因为他们没有遵守‘三突出’原则，受到批判斗争。如果不是粉碎了‘四人帮’，编创人员，会被打成反革命的。可怕不可怕？” 我说：“在文艺和人民的关系上，《讲话》当时提出的是为工农兵服务，在战争年代，这么说可以理解。现在除了工、农、兵，还为谁服务？全国城市五亿市民，四亿学生，两亿农民工，大大小小企业家几千万个，合资的外国企业也有几百万职工，他们算不算人民？现在如果说为全民服务错不错？为精神文明服务，为文化建设服务，为提高道德水平服务，为提高我国的软实力服务，对不对？” 老范说：“还应该讲清一个问题：到了1956年——也就是《讲话》14年之后，《讲话》有了发展，就是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本来是对的，可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后，闹得万马齐喑，只有一家独放，一家独鸣了。还有，建国不久有人已经感到‘文艺从属政治’和服务对象有些问题了。所以改为‘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正常的说法是‘双百方针，二为方向’，‘文艺从属政治，服务政治’是很少提了。但这么重要的问题，模模糊糊，很多人没有细想，也没有深入研究过这个问题，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老齐说：“一种文艺思想、文艺理论对不对，要看它在实际中是推动了文艺的发展？还是阻碍了它的发展？咱们现在想一想，《讲话》70年来，我们有哪一部作品，可以作为文化遗产留给后代呢？……” 我们想了半天，想不出来。…… 三个人且喝且谈，都非常高兴。直到很晚他俩才告辞。 睡了一觉，忽然想起了我们这次谈话的内容很有意思。觉得在文艺这条线上，对于毛泽东思想，还没有人这么说过。我根据回忆，整理出这篇稿子，打电话问他们可不可以发表，他们说：“你看着办吧。” 我问：“你们没有余悸，不怕再挨批呀？” 他们说：“我们已经都当过右派了，再当一次无妨。” 我说：“如果我们为这次谈话再挨批，网上一炒，立马会成为国际大笑话！过去我们三人有点小名气，如果有人这么一批，我们三个就出大名了！” 2012年5月2日—10日于沈阳金秋医院
（作者为中国作协书记处前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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