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陆平校长的两次采访
                        
奚学瑶

    1964年秋季，我考入北大中文系。此时，陆平同志任校党委书记兼校长。他的地位显赫、高高在上，作为一个普通学生，只能是“高山仰止”而已。起初，他的高大威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社教”初期，他一度挨批。偶尔路上见他，似乎精神低迷，背后亦有人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文革”中，他成了“千夫所指”、“万恶不赦”的“罪人”，备受磨难。然而，他顽强地熬过了漫长的寒冬。
    1999年冬季，因撰写《周培源传》之需，我寄宿于北太平庄四号院，得知陆校长亦在院内居住。出于工作需要，亦对于一个饱经磨难而得以幸存的师长的怀念，便萌发了登门采访的念想。给他打了电话，略作自我介绍，说明了意图，他答应了我的请求。翌日，我进入他简朴的家中，见到了他与老伴。我执弟子礼，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对这个曾经深受“文革”磨难的长者表示自己深深的同情。岁月沧桑，销磨了当年的威武之气，；老病缠身，蔼然一个慈祥的长者；陆校长已经白发苍然，垂垂老矣！他身衰体弱，语声细弱缓慢，底气不足，但记忆依然十分清晰，脑筋反应很是敏捷。他说，这些年来，他对作家、记者概不接待，自己也不写传记和回忆录，言外之意，对我是破例了。我以为，这大概是他出于对周培源校长尊重的缘故――他们之间，虽然曾有龃龉，历史如麻，错综复杂，然而，当周校长去世时，他亦前往周家吊唁，一度因政治和工作歧见引发的个人恩怨，终于消融在人性的温情之中。正因如此，他与我的两次谈话，便弥足珍贵，反映了他晚年的一些思考，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件内幕，表述了他对周培源和聂元梓的不同评价，流露了迥异的感情色彩。现将记录公之于众，以供大家参考，并示纪念。
第一次：1999年11月26日上午的谈话。

    问：请您谈一谈对周培源的看法。
    答：我是到北大后认识的周培源，以前不认识。我于1957年１０月到北大，当时副校长、党委书记江隆基陪我去看他，介绍了他的科研情况。他研究湍流，国际上有一定名望，政治上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是知识分子中的左派，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1959年北京市委布置北京市各高校吸收一批老专家入党，由市委大学部提名，经市委同意，北大有周培源、高小霞、侯仁之等四人，后来，侯仁之没能加入。校党委常委会指定张群玉等２人作为周培源的入党介绍人，动员他入党，写申请书。党支部讨论了两次，未通过，原因是副校长工作没抓紧。校党委派人做支部工作，后来支部过半数通过。
    
    问：请谈一谈您对聂元梓的看法。
    答：聂元梓进北大是我工作中的一个失误。其哥聂真原是华北局组织部副部长，我是青工部副部长，我们关系不错。北大干部中绝大多数是地下党的，素质不错，我们想再从外边调几个老同志进来。五八年后学校有很大发展，需要充实系一级领导。我和聂真此时都是北京市高校党委委员，他介绍了“我妹妹”，“她身体不好，到北京工作，治病方便一些”。聂元梓当时是哈尔滨市委宣传部理论处长，我想聂真此人不错，他介绍的人也错不了。我就派北大组织部长到哈尔滨市委商洽。哈尔滨市委同意调出，但说不能提拔，只能做系一级领导。
聂元梓可能是１９６２年调到北大的，先到经济系任副系主任，后又到哲学系做总支书记。她对北大地下党干部的看法有错误，后来她被选入北大党委。“社教”中，她挑了头，邓拓批评我说：“你是木匠做枷——自作自受。”
“社教”运动中，张磐石打着中央工作组旗号，来北大调查，主要找年轻干部，找了二十多人都不行，就一人对北大的问题提得好，此人就是聂元梓。说了什么问题？张磐石不讲。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中宣部庞达揭出来聂元梓与张磐石的谈话：说你们来晚了，现在北大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现在只能彻底改组才能解决。张磐石十分信任她，后来张磐石派阮铭到哲学系蹲点，从全国各高校调了许多干部，组成工作队，在北大搞“社教”试点，把哲学系当作突破点。

    问：听说“社教”中周培源曾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告您的状，您见过这封信吗？
    答：我没见过，但听说过。

    问：您知道这封信的内容吗？
    答：“社教”中周培源是跟着聂元梓一起造反的。周培源给周总理信说我是“三乱分子”，不，没有“分子”，是“三乱”。

    问：哪“三乱”？
    答：“乱说”、“乱干”……还有一“乱”不记得了。
    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市委副书记万里找周培源谈话，没谈出结果。万里又让我主动找周培源，又没谈成。周培源根本不让我说话，给我倒了杯白开水，让我喝水，一张嘴就给顶了回来，气势汹汹，谈了５分钟就谈不下去了……
   （此时，陆校长老伴入室，为其健康考虑，要求中止谈话，于是，第一次采访到此结束。）

第二次：1999年12月10日下午的谈话

    问：有人说周培源是著名科学家，但政治上却是“红领巾”，您同意这个看法吗？
（似乎，他唯恐此种看法有损于周培源的形象，赶紧向我解释。）
    答：不，他不是政治上的“红领巾”，他是政治上的左派，几十年给党做了许多工作，在国际上参加了许多学术交流，在统一战线中为党做了许多工作。他是有名物理学家，对北大有很大影响，但在科研和带研究生工作上，群众认为他做得不够。在党的领导下，他在九三学社团结了一些进步的人。
  
    问：您能否谈谈有关批判江隆基和邹鲁风的问题？
    答：江隆基在临走时（笔者：指他调离北大，去兰州大学），在学校党委常委会上，对他在北大这一段思想有什么缺点作个总结，没人批他，只是提了一些问题。
对邹鲁风没有大规模批评，只在内部――党委常委会上批判。他是两校调查组（笔者：邹鲁风于1959年，曾是“人大、北大河南河北人民公社调查组”组长）负责人，压力大。

    问：有人在《同舟共进》杂志刊登文章，说您与邹鲁风谈话后，给他造成了很大压力，致使他自杀。
    答：我只是与他谈了一次话，没有施加压力。说邹鲁风之死与我有关，这是造反派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有人说，北大反右派打击过宽是我弄的，也是诬蔑不实之词。党中央发了文件，给予平反，有人又提出这个问题，给造反派翻案。
我到北大时右派快划完了，划了500多，我在临湖轩进行复查，说：“都一个团了！”有的班右派占优势，超过百分之五十了。（后来扩大右派名额）请示高校党委，可划可不划是否不划，后来卡了一百零几个没划，最后可能不到800（笔者：《北京大学纪事》记载为716人。）之后，文革中说我包庇右派。

    问：您是1957年反“右”运动后来到北大的，整个形势越来越“左”，这不等于把您搁在火炉上烤吗？
    答：……
  （或许这句话问得有些唐突，他陷入沉思，迟迟没有回答，我赶紧转移了话题。）

    问：请谈一谈您个人的经历好吗？
    答：我于1934年入北大教育系，副系则是英国文学系。学了三年，第四年是论文年，没做论文就下乡了。我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参加了北平学联的工作，是代表北大去的。我原是东北地下党的，1933年在吉林市加入，后被通缉跑出来，老家是长春。
   （不知怎么，又提起了1959年反右倾。）
    我当时曾说彭德怀没有什么错误，只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文革”中因为这个迟迟未解放，追查我与彭德怀有什么关系。

    采访结束后，我请求为他照一张相，并与他合影，他欣然答应了。我用我的小“傻瓜”，为他与其老伴留了一张影，他的老伴亦为我们照了一张合影，留下了永久的纪念。